人 物 名 片
文洁若，翻译家。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的作品，很多都是经由她之手被引荐给中国读者。她与丈夫萧乾晚年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坛盛事。
走进文洁若的家中，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走道边、沙发上、柜子里、床上，都放满了书，几乎没什么下脚的地方。就连一个废置的冰箱里，打开来也塞满了书与资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想找一个地方安置摄像机，好不容易才收拾出来。这个家简直像是文洁若的一个“车间”，老人把自己的生活空间压缩到最低，重心依旧放在工作上。
就在不久前，由文洁若主持翻译的三岛由纪夫作品《春雪》《天人五衰》刚出了修订本。如今，她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过得忙碌而充实。孩子们都在国外，但这位“空巢老人”身上，看不到一丝消极和颓丧。她语言爽利，思路清晰，脸颊红润。她说自己常梦见父亲、母亲，还有丈夫萧乾，“梦见的都是好事。”
“书呆子”的求学生涯
我父亲23岁时考上了高等文官，赴日担任外交官。父亲很注重对孩子们的教育。我有四个姐姐，两个弟弟。1934年，父亲把我们接到东京，接受多语种的教育。后来，中国驻日大使被撤，父亲也被免职。回到北京后，我就读于东单头条的一家日本小学，父亲靠着变卖东西给我们交学费。
1940年3月，我去了东单三条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和法文。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孩子，用的是母语，但学习成绩却比不上我。在圣心学校念了将近两年书，上台领奖的总是我。后来家中经济条件拮据，我读完四年级就辍学了。但我没有气馁，一直坚持自学。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我对翻译自小有一种情结。在日本时，有一次，书店里有一套日译本的《尤利西斯》。原著是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1922年出版的，一度是一部禁书。乔伊斯是西方文学的叛逆者，这本书用意识流的手法写了大量的心理活动，全书除了夹杂着法、德、意、西以及北欧的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语和梵文。作者在写作时处心积虑地为阅读设置各种障碍，文字生僻、内容艰涩。父亲对我说：“你看，日本人连那么难懂的书都翻出来了，要是你用功搞翻译，将来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多好！”
后来回国后，他要求我把一套《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转译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合用一盏台灯，历时4年，将10本书译完，总共100万字。这为我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基础。
自1936年起，父亲就失业了。在圣心学校读书时，我穿的是四姐的一双旧冰鞋，把冰刀卸掉了。上清华时，我穿着父亲的旧皮鞋。然而我的功课一直是拔尖的。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进两次城去看美国电影的富家小姐。
那时恋爱与我无缘，因为我是个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的“书呆子”。我选了好几门高年级的课，所以时间老是不够用。在昏暗的校园里，每次遇到树林中喁喁细语的情侣，我就想：“我可没有那份闲工夫。”
共历磨难二十二载
1950年，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考入了三联书店当校对，几个月后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仅看译稿，而且经常找来原文著作。在稿子周围，密密匝匝地贴上小条，像长满了胡须一般。我干的活远远超出了校对的范畴，经常因为自己“管得太宽”而加班加点。
1953年，萧乾也调了过去。最初，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和他在一起。我们的年龄相差17岁。他之前曾有过3段婚史，二战时当过《大公报》的驻外记者，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9年，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又以教席邀聘，剑桥的教授专程去香港接他，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他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可回国后，他并未被当时的文化界接受，还不小心撰文得罪了人。所以，论名，他当时只是臭名；论利，他更是身无长物。许多人劝我不要同他结合，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嫁给他。
我们的姻缘是由文字开始的。我经常捧着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他讲话诙谐幽默，除了对译文表达明确意见，还给我讲一些道理。他反对直译、硬译，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内涵。我被他的学识吸引了，没有一个同龄人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
我曾认识一对夫妻，因为一个爱跳舞，一个不爱，弄得很苦恼。我们则从未因兴趣不同而产生矛盾。我们童年都生活在北平，又都上了教会学校。我们都喜欢听亨德尔的《弥赛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又都研究外国文学，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和曼斯菲尔德。
1954年初春的一天，我们从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书。我们的婚礼没有仪式，没有交换戒指，没有背诵誓词，然而两个人都像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婚后，我们互相“改造”。对待翻译，萧乾不像对待创作那样有热情。但那时创作的条件实在不具备。我就对他说：“既然不让你去搞创作，你就去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婚后3年，他一口气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捷克作家雅·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三部经典之作。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萧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我也当了20多年的“臭妖婆”。那时候，每次运动一来，很多人就一拥而上，斗这个、斗那个，和自己最亲的人划清界限。但我一直相信他：“右派这顶大帽子不论你戴多少年，我都不会离开你。”
我们在惶恐中小心度日。1961年，我曾不顾家里的经济情况，用我相当于一年半工资的巨款买了一架钢琴。那顶隐形的帽子给萧乾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以为悦耳的琴音能够使他的心情舒畅一些。
“文革”中，他不堪凌辱，曾决意自杀。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半瓶酒吃下了大量安眠药。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下一步自杀计划，就醉得倒在地上，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捡回一条性命。
之后我对他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般田地。”萧乾神色凄厉，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后来我想，假如他去了英国，我就不会有机会遇上他。
我们共历磨难二十二载，直到1979年，我们才重见天日。
翻译“天书”最难忘
1990年到1994年，我与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那是我自从与他在一起以来感觉最有意思的一段。《尤利西斯》很难翻译，这样一本“天书”，对我们来说却是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补偿。
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用业余时间译了好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名著。另外，我从事日文的翻译比较多，十年寒窗的英文专业没怎么得到发挥。至于萧乾，他的遗憾就更大了。有人说他是“《大公报》记者中最幸运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他曾经被夺去了手中的笔。在不正常的岁月中，他的心脏和肾脏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再也不能出去闯荡世界了。后来能写的，也就只有回忆录和短文。
我们两个年龄加起来150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焕发了热情。在寓所门铃旁我们贴了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每天早晨5点我们就起床，在各自的书桌前开始工作。开始时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下楼的工夫都没有，冬天常常是和衣而卧。
萧乾曾评价我的翻译：“是个讲究一个零件也不丢的人，连原文里的虚词都不放过。”我们流水线作业，我担任草译和注释，做到“信”，萧乾接棒做润色，力求“达”和“雅”。我们规定每天至少翻译一页原文，译不完就不睡觉。1994年译本出来，文化界、读者，甚至国家领导人对它的反应之强烈，超乎了出版社和我们两位译者的想象。
可是之后不到3年，萧乾就因为心肌梗塞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房里，我安置了一张小木桌，我们仍旧翻译和写作，这样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痛苦。
他常常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自己年少时文思泉涌，却不够勤奋，尤其是小说写得太少。而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不论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事业，他做出的成绩，都不逊于前半生。
命中注定闲不下来
1999年2月，办完萧乾的丧事后，儿子萧桐劝我赴美小住。我说：“我哪里走得开？你爸爸身后的事，10年也做不完。”之后的日子，比我预料的还要忙。首先，我与吴小如先生一起整理出一部45万字的《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后来，又帮助整理出版了萧乾的《余墨文踪》。之后又选取了萧乾父子之间的通信几十封，整理出版了《父子角—萧氏家书》等。翻译的活我也没少干。《圣经故事》、《冬天里的故事》以及日本诗人池田大作的诗集等陆续出版。
我这个人命中注定闲不下来，我也会像萧乾那样，写到拿不动笔的那一天。我现在已经87岁了，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生活还能自理，不想请保姆，做家务对我是一种调剂—不能一直工作，眼睛需要休息。
很多人都觉得翻译工作挺辛苦的，但我就是乐此不疲。对于游山玩水、看电影、看戏，我都没有兴趣，我就是喜欢翻译、写作。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吃得好的人不一定就长寿，很多美食家都死得早。我觉得我能活到100岁，那样的话也就13年了，在这期间我的事情都排满了，时间太宝贵，我还有太多的活要干。
来源：山西经济日报 日期：2014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