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翻译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曾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家孙仲旭离开了我们。一个语言文学中的大家，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伤心客。同为翻译者的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尤为惋惜。

再往前推两年，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归功于葛浩文在翻译时大刀阔斧的“改动”。甚至有人说，葛浩文在翻译时，是先看一下莫言的书，然后把作品合上，再开始“翻译”。但在我看来，葛浩文的“增、改、删”并非是对原著的随意开刀，相反他对莫言的翻译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以《丰乳肥臀》来说，葛氏在遇到带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方言俚语、典故歇后语时，基本上都采取了忠实性的翻译。例如他将原文中的行酒令“三桃园呀，五魁首呀，七朵梅花八匹马呀”翻译为“three peach gardens!fivestal－wart leaders!seven plum blossom sand eight horses!”。这种翻译似乎与那句“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有着共通的文学情趣。

葛氏提倡在翻译中尽可能展现文化认同、文化平等的翻译思想。的确，在文学翻译中，完全忠实化的照翻会丧失原著中异域的语言魅力和文化美感，而一味异化的翻译也会对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莫言能够斩获诺贝尔奖，陈安娜、葛浩文和尚德兰等国外著名汉学家的出色翻译功不可没。这让我想到：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要充分利用国外翻译资源和汉学资源。

除了重视这些资源，更为重要启示的是：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我们都应多几分文化上的自觉感。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走得更远。这对译者来说，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双语能力，还需要具备深厚的双语基础和勇敢的社会担当。就我个人翻译丹・布朗的经历而言，我觉得比起改译的“西式中餐”，读者还是会更欣赏原味版的“中式快餐”。但如何把握其中的文化平衡，需要译者的努力。在翻译的《天使与魔鬼》中，我试图去寻找“中式”的魅力。例如我将“hassassin”一词翻译为带有中国味儿的“黑煞星”。类似的例子还有，原本可直译为“皇帝的珍珠”的短语，但我在翻译时就将其转译为中国化的“玉珠”。

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对一部作品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把握，不能以单一的对与错来看待文学翻译。翻译者要充分考虑意境、典故、语气、氛围、修辞以及各种文化意象的转换，以读者为主体，将美学理念与审美思维有机结合并运用到实践中去。

来源：苏州日报 日期：2014年9月29日 整理：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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