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接近透明的翻译

（根据现场录音资料整理）

以“信”为最高准则

沙湄：这本小书（《眼泪与圣徒》）十几年前读了就很喜欢，今天关于这本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聊，但是我更想从这本书出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翻译的心得。

不管我们懂不懂外语、懂多少门外语，翻译的作品是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只要我们还想了解中文世界以外的空间，哪怕你通八门外语，还是有很多语种的精神成果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我想先说一下我在翻译方面的一些经历，很早就翻译过东西，但是真正受到比较好的训练是我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中国版之后。至少就我了解，可能世界上不会再有一本杂志在翻译方面有美国国家地理这么严格的要求。它一共有三十多个国际版，绝大部分都是百分之百的用美国《国家地理》当期的内容，那三十几个国际版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但在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新闻出版署不允许用百分之百的国外内容，一开始只允许我们用一半，现在到70%了。相信很多人也看过，它在国内叫《华夏地理》，我在那儿的时候，负责国际部的工作，就是所有的版权内容。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翻译品质控制的流程，这个使我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我也翻译过学术著作，然后翻译了这本书。我当过新闻编辑，又当过译者，同时我当然也是读者，和大家一样，我个人在这个过程里对翻译有很多很多想法，希望今天能说利索一点，跟大家多分享一些。

我基本的看法就是，比如在《眼泪与圣徒》里面也提到了，我的翻译原则是以“信”为上。所谓以“信”为上，就是以准确为最高原则。这对我来说是一句不用说的话。我以前在翻译其他作品的时候，也都是遵循这个原则，翻译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例外。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些话，是因为齐奥朗的文风，读过的人都知道，他写的东西非常漂亮，这种漂亮，我不愿意让人误会成是经过了我的美化，我其实是遵循着严格的忠实的标准去把它转达过来而已，我只不过尽量减少在翻译过程中对它的损伤。之所以会有这种顾虑是因为在当下中国大陆对翻译有一种倾向，就是大家好像觉得需要尽量的加一些修饰，加一些花儿，或者说把它怎么揉得让中国读者看起来更熟悉更顺眼，认为那样的译文才是好的译文。举个例子，不管得罪谁，比如春上村树的最流行的那些译本在这方面比较典型，那是我个人非常反对的作风。我们以前老说，从严复时代就说，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信”、“达”、“雅”，在我看来，有一个“信”字就足够了。这个“信”就是准确的意思，“达”和“雅”都是对风格的规定，只有“信”、只有准确是对品质的规定。太多不同的作品，尤其在文学领域，你没有办法去统一这个风格。很多，尤其是现当代的作品，可能既不“达”也不“雅”，存心增加了阅读的障碍，阅读的张力，加了一些涩的成份，但这肯可能就是它的成就所在。所以，我觉得在翻译的时候，这个“信”“达”“雅”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标准。现在我们接触外国文学已经有这么多年的经验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不再适用了。可能在当时刚刚开始西学东渐的时候大家总觉得是高雅的精神成就。这方面会让我非常有感触，因为以前在做翻译品质控制的时候，我接触一些译者也不算少，让我特别头疼的一点就是好像中国译者普遍不太能理解对准确的要求要到很高的地步，好像他们不由自主会偏离原文，而且是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这个跟译者的水平都毫无关系，好像是一种习惯，要往里面加一点东西是原文没有的。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语，“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这个话在一个非常窄的范围内是存在的，就是你在不同语言之间要转换的时候，有的你可以直接转过来，很多情况你没有办法直接转过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你进行语言上的再创造，甚至你要造词，造出新的你母语里本身没有的词。但假如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寄托了他在写作上的梦想，就觉得“我翻译凭什么要比原来的作者低，我不是也挺有才的吗，我一堆个人的东西要表达”，带着这种写作的心态去做翻译，这在我看来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读者期待的不是读你译者个人的东西，他是想透过你去看到原文本身，所以我给今天的讲座这样一个标题。作为译者，一个真正优秀以及成熟的译者，应该尽量把自己藏在后面，尽量抹杀自己的个人特色个人风格，原文是什么就要尽量传达什么，不可能把一个剃须刀说明翻译得像诗歌，同时也不能反过来。这个剃须刀说明就应该长得像个说明。

失范的批评环境影响翻译质量

读者：你认可早期那些，比如王永年那些翻译吗？

沙湄：我看过有限的一些民国的译作， 的确是有一些顶尖的，像卞之琳这样的，像冯至有些特别经典的译作，的确是很难被超越。但是还有一些所谓名家，实际上错误率很高。在网上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民国的这些名家是不能碰的。你敢对他们表示非议一定是头破血流的下场。

我觉得这跟我们当前整个翻译批评环境不正常有关。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吐槽的一件事，现在无论是读者还是书评家甚至专业的翻译奖评委，他们都不去看原文就对译文下判断了，这是太太太恐怖的一件事情。读者没有能力或者懒得看原文还情有可原，但是他们要是出来指手画脚就已经不是太好了，我自己作为读者的时候也避免这样。那些书评家，那些翻译奖的评委，连他们都觉得可以不用去对照原文、可以直接看中文字面就做出评判。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资深的文学爱好者，他们评价译本的方式是找几个不同的中译本，撇掉原文，比较中文译本。我觉得比较要命的对这三方面，读者、评论家、还有专业评委，大家普遍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觉得这个译文是可以撇开原文直接从中文字面上去判断的。而实际上，假如你认可准确、“信”或忠实是翻译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以及是它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你就会知道译者的工作全部是基于原文，那么要严肃地认真地去评价它必须要在译文和原文的对照种进行。原文既是工作的基础，同时又是判断的一个标尺，你不可能丢开它。对开它，最后比较出来的仅仅是你个人对中文表达的偏好，而不是翻译水平的高低。

而且现在是这样一个……在网络上提前实现了民主的这样一个状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威去发言去评论，是一个失范的状态，就是没有权威，所有权威都被打倒了，但是这样造成了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信心十足地发言，而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有点茫然，不知道真正该信靠的是什么，只有去抓住过去那些经典的名家，反而他们的权威会被举得更高。这是两极分化造成的，一方面没有权威，另一方面的权威被更畸形地捧高，而且是不能碰的。有一次我在微博上说了朱生豪，他翻译《李尔王》的时候，他有一句对白说：那边走来的是您的令郎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语病，因为令郎是尊称，大家约定俗成“令”指的是对方，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不是一个语法错误，而是礼仪上的错误。“你的令郎”暗含的意思就还可以有“我的令郎”，那我说“贱内”同时就有你的贱内啰，所以，是不可以这样说的。当时我是小小地表示了一下惊讶，引了原文，后面加了一句“朱生豪先生，这真的是您的令郎吗？”不得了了，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有人说你知道朱先生当时有多努力吗什么的，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怎么怎么样，这些我当然知道，但就事论事，这个译法是不妥的，原文很简单的就是“your son”，里面不包含什么特别尊敬的意思，特别朴素。

读者：由你翻译的就不用看原文……

沙湄：当然不可以这样讲。作为读者来说，我只懂英文，从法文德文翻译过来的作品我判断不了好坏，对不同的译本会依靠直觉更倾向哪一个，但我不会作为一个包含了可信标准的评论说出来。这是基本的自律。我觉得现有的体制现有的经济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多一点自律，我们的生活状况会变得好很多。现在很多人什么事情都怪罪体制，但自省的比较少。我觉得现在需要自省。每一个普通读者的作用都是不能被低估的，假如所有人都这样乱指的话，只会让批评环境更糟糕，最终会影响到翻译作品本身。我相信每个人对翻译市场的状况都很难说是满意的。为什么这些烂译本会大行其道，每个人都有一分责任在里头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没有充分的能力去发言的事情我可以不说。我眼看着一些很了解的挺好的译者，他们都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动不动就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没有道理，这肯定会影响他们工作上的热情。看上去这个联系好像不是很直接，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我所能做的事情很少。但在我看来，这个意义是大过大家这种感觉的。就好像每个人做事认真一点，也许大家就不至于这么倒霉要吃大部分的地沟油了。

读者：有的人觉得挺好吃，也无法辨认。

沙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情况是可以辨认这个翻译作品特别差、不能要的，有明显的病句、明显的不是人话，或者凭上下文逻辑或你本身的知识背景就可以判断它有硬伤，而且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硬伤，这时候真的不需要看原文。但是越过了这个及格线之上，你真的要去比较不同的译本之间的好坏的时候还是一定要看原文。还有就是特别有才气的。我曾经也被误导过，曾经买过一个人翻译的书，中文优美又有趣，我就去约他翻译东西，结果发现错误率很高。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英文编辑的，稍微有一点经验的英文编辑都会知道，那些做得手有点油的译者，只要他有点经验，他躲避那些翻译的难点，给译文加一点花儿，把译文捋顺，这是一件太轻巧的事情了，比你老实巴交地把句子所有的成份按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难度要低多了。我特别怕别人说我的译文优美流畅，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标准。我要是翻译得不优美流畅那怎么办呢，就惨了。刚好，齐奥朗是优美流畅的。所以我特地在译者序里面告诉大家，我是忠实来的，不是我造成的效果，它原来就长这样。

向母语注入新鲜血液是翻译最大的贡献

读者：但是如果翻译得太忠实的话，外国的作品里有很多中国读者理解不了的东西，你是怎么做的？

沙湄：还是涉及到你的翻译理念，甚至是和你的文学理念、语言的理念是相关的。就看你要去向外面的世界吸取的是什么东西：你是想继续在这个很熟悉的环境里面舒服地呆着、寻找一些你已知的已经让你觉得很亲切的东西，还是愿意去接触一些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东西，把它当做新鲜的血液吸收进来。在我看来，既然我们要张开眼睛看外面的世界，就尽可能去学一些本身没有的。我认为翻译能够给母语带来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给她带来新鲜的血液，给她增加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保持母语的活力。语言的变化是有生命周期的，她不断有一些元素僵死掉、被抛弃，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真的很认真，他们做了很精细的编辑工作。他们也对我有一些表扬，其中让我最开心的一句是一个编辑无意中说的，他说你有造词倾向，我就挺兴奋的。我还不是很放开手脚的状态，但真的是原文把我逼到自己的语言的边缘了，我必须要去想一些办法把那些看似不可转换的东西用大家还能接受的汉语转过来。而我觉得，如果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可以再往前走一点的话，是我更想去到的一个地步。

读者：什么地步？

沙湄：就是真的造词啊。造一些大家觉得还蛮有新意有表现力的词啊。

诗歌不可译

读者：我有个问题。我同意准确性是最重要的，可是也会遇到一些不可译的情况，这怎么处理？

沙湄：是有的。从总的方面来说，诗歌可以说是不可译的。这个我想应该不用跟大家解释，相信大家都是修养蛮好的读者 。还有就是原创性越高的文学作品越不可译，曹志涟的东西就不可译，她用了很多母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中文是形声义合一的文字，可能意思的部分可以被翻译，但她的形和声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曹志涟是有实验精神的作家，她作品就是具有这种形声义三位一体的特征，是不可译的，非常原创，她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她母语与众不同的特种。具体地，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翻译？翻译是永远的权宜之计，只能妥协。但是你要挖空心思将对原文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还好，齐奥朗这个翻译难度虽然挺大，还不至于是不可译的。真正的诗歌我是不敢碰的。

读者：那你怎么看硬译？

沙湄：我反对硬译，但我比较赞同直译。我比较认同本雅明的一个翻译理念，他认为凡是能够直译的地方用直译就好了，但是碰到两种语言之间裂隙比较大、很难转换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意译。还有一个误解就是，大家总觉得直译是比较笨的办法，而意译才是能够充分体现译者创造力的方式。我觉得这根本是误解，因为不论直译还是意译，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准确，只不过我直译做不到忠实了我才要意译，这是一个技术处理的细节，而不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只有一条，就是“信”。

读者：能不能说一下你翻译《眼泪与圣徒》的过程，你是怎样下决心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的？

沙湄：齐奥朗用罗马尼亚语写的这本书，我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

读者：你不是说不能转吗？

沙湄：这不是诗，我说的是纯诗歌不能转。

读者：根据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在早先蒙昧时期，八九十年代，我跟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加西亚·洛尔迦，即使读戴望舒翻译的版本也够呛，就是有点想吐，我觉得加西亚·洛尔迦应该不是这样的。

沙湄：对对对，我也有同感。

读者：朋友直接跟我说，别讲究了，能读多少就读多少，有你读就不错了。我们几乎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翻译的文本，没办法，只能看他的了，只能指望未来可以慢慢地修正。

沙湄：对，这的确是一个权宜之计。但尽量避免啰。比如像洛尔加，看目前那些一本有什么意义啊，还不如保留一个美好的幻想。

读者：你会觉得洛尔迦、聂鲁达，他们一定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但那时候你很饿啊，难吃也得吃，地沟油也得吃。

别想靠翻译挣钱

读者：问个比较庸俗的问题，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翻译稿酬？

沙湄：大家普遍的一个抱怨，包括读者，所有人都在说，现在翻译这么差劲，是因为翻译稿酬太低了。的确，我们的翻译稿酬实在是太低了，税又抽得太狠。国外的情况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凭翻译还是没法过特别滋润的生活，这个在西方世界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中国情况特别差。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自律的问题。我看到比较爱惜羽毛的译者，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他不接活，还有的情况是他挑活，挑自己可以胜任的题材或者文体、风格，自己搞不定的时候就不接。我非常尊敬这样的译者。而那些接了活转包给自己学生的，跟拿纸箱子伪造肉馅做包子买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每个人的自律是这么的重要，翻译稿酬已经这么低了它没办法让你发财，为什么还要干这么黑心的事呢？就不能管管自己吗？我是不敢靠翻译稿酬过活的。我原来的核心译者里最好的一位，他常年靠做商业翻译挣钱，比如在某国的大律师行里带翻译团队，但他在接到喜欢的文学翻译时就会不太计较报酬，甚至做得更认真。我觉得，往往是高手比较认真，他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才会有这样的技能被挖掘出来。所以那个译者很令我感动。他每次译稿都是我们往返讨论好几次。

读者：那是爱好，不是钱的问题。

沙湄：对。要是想靠翻译去挣钱真是太恐怖的一件事了。现在很多出版社拿到版权之后都想赶紧弄出来卖钱，甚至就是很大一本书只给译者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现在整个行业，每个环节都挺不容乐观的。但是要改变也只能从点点滴滴做起，哪怕忽然从天而降一套好的体制，可大家的习惯是这样的，最后那个体制也会走样的。

译者应该是透明的

读者：刚刚你说到直译，因为英语和中文有一些逻辑上的不一样，而且中文比较松散，英语有比较严谨的语法结构，完全直译的话，会造成在中文的语境下不太像人话。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这点的？另外我听说有的译者是看过一段原文之后，放下，再用母语去写那一段。有这么搞翻译的，你是怎么看？

沙湄：我明白你的问题，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对于译者来说，他把那个长长的逻辑链条切断就分成几段来翻译，是可以大大降低难度的，但是这么做的同时，破坏了原文的逻辑链条形成的一种动力，尤其是德语的那些哲学著作里极其复杂的漫长的从句。就看你要什么。如果你要看舒服的中文，只有把它切断，如果你想尽量体会原作的本意的话，就要稍稍忍受一下不太习惯的那种语法结构，这样说的一个前体是，这个译者必须是一个及格的译者，不能本身就是语言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把这个漫长的从句说得像人话。你说的往往不是从句太长的问题，而译者表达得不好。我碰到这种长句的时候，尽量避免去切断它的逻辑链条，如果它有很重要很紧密的逻辑关系，我会尽量保留给读者，就是不损失，我变成透明的去传达原文。同时我也不希望我的疑问看上去太过生硬。要看具体情况，翻译理论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它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实干的活儿，很多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的，拿几个句子让不同的译者下笔去译，那个高下分分钟就出来了。我做编辑的时候，我给作者提修改意见，国内的作者不太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可能挺难接受的，但是翻译上的意见，只要改得高明，译者真的能服气，因为好坏还是比较能判断出来的。

那种看一段原文然后放下自己写一段译文，我恨死那种译者了。我不能理解他们到底想干嘛，你要是想创作你自己去写好不好，署你自己的名，不会有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你既然是翻译，当然要呈现原作者的意思了。

翻译是一种变相的注释工作

读者：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关于一位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德语翻译家，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翻译观念。您刚才讲的那个“信”，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是有一个普世的价值，还是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标准？

沙湄：不是每个文化有自己的标准，而是每个译者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信”，是我自己去理解的“信”，是我认为原文原义是怎么样，我就应该变得透明的把它翻过来。这不是普世的。实际上翻译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解释，你怎么译是直接涉及到你怎么去解释这句话，翻译是一种变相的注释工作，而这种注释一定是个人化的，所以不同的译者才会看到不同的手笔。但是作为译者就是要尽可能撇除先见，倒空自己去接近原文。没有普世价值，所以会有不同版本，永远会有不同的版本，没有终结的翻译，没有最好的译本，它是开放的。

读者：是不是如果有普世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机器来翻译，比如通过谷歌？

沙湄：这个理论上是这样，但技术上解决不了。所以翻译批评就要更加小心，因为更有争议性。在我个人看来最有效的翻译批评就是自己动手翻做示范。你可以指着任何一部非常优秀的现有的译本说“我觉得翻译得不够好”，但是请你去翻，如果你翻译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更好，那没有问题。否则的话，译文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指谪。因为翻译就是一种妥协，不同语言之间的一种妥协。

《眼泪与圣徒》的翻译体验

读者：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会对这本书倾注这么多的心力，它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动力去把她翻出来。我没有读完，读了差不多一小半，我觉得他的语言非常美，翻译也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读的时候特别过瘾。我读《沉思录》也觉得语言非常节制，不是那种拙的。

沙湄：其实齐奥朗挺拙的，我没翻译出来是吗？好失败呀。

读者：就感觉他的语言还是……

沙湄：你没觉得他拧巴吗？

读者：拧巴呀。拧巴是他的特征嘛，但是他的语言是非常审美的。所以我想问问你十年前读到他为什么会想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你的阅读体会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沙湄：我告诉你。当年我的一个同学，北大的同窗，我在香港念书他在耶鲁，是他偶然发现了这本书。十几年前，在MSN上聊天的时候，他知道我很喜欢古典音乐，就摘了几段给我看。我一看就傻了。我特别喜欢巴赫，没有人短短几句话就把巴赫说得这么灵魂出窍。我当时完全不知道齐奥朗的背景，我就猜他应该是非常老派的最后那一代的欧洲的知识精英。我还就猜对了。因为他那个趣味，整个调调就是那样。从摘的那几段话看出来，全都是跟艺术有关的，能看出这个人的艺术鉴赏力好的不得了。就是他的品味无可挑剔。我首先被这个吸引的。后来我就跑去图书馆借这本书来看。我自己是学神学的，当然这种诗化的神学沉思会对我很有吸引力了，尤其是在当年。我就一直惦记着这本书，到了去年，终于有机会，我有一个朋友知道我想翻译这本书，他就把我推荐给商务，商务的编辑也刚好对齐奥朗很感兴趣。我也是很懒，没有那个小鞭子抽着我，没人跟我签合同，我是不会真正动手去翻的，但我以前没事干的时候零零星星已经翻了一万多字，把它作为一个试译稿拿去给编辑看，编辑一看特喜欢，就立刻找到齐奥朗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把版权买了，就把它做出来了。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个比较特别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语言太好，有的时候我简直是够不到了非常痛苦，我必须强迫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语言状态，那怎么办呢，我去读中国古典作品，我选的是屈原和庄子，那比较天马行空的有非常绚丽的想象的东西。在翻译之前我就先读一段，把自己的气理顺，我并不是要用楚辞或者庄子的笔法来翻译这个，我等于是在练气。这是一个挺好用的办法。有做翻译的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的汉语实在不是太好，需要从古人那里寻找一些养分，尤其是先秦的东西，当语言还是那么源气灵力、有一种质朴的生命力的时候。

读者：翻完了以后你对这本书的翻译……

沙湄：翻的过程非常痛苦，对自己简直绝望了，原文老是远远在那儿，我拼了小命都够不到，但是这种纠结现在回头去看是非常有快感的，它把你榨出汁儿来，把你逼到自己的极限。就是被它害的，我现在翻译学术著作觉得好无趣啊。

读者：我想再问一下，原来是罗马尼亚语的，你会透过英文的线索去追溯到罗马尼亚语的踪迹吗？

沙湄：这个我不敢讲，我实在是不懂罗马尼亚语。但是在翻译之前，我还是对英译本做了功课，我知道这个译本是可信的，是本身就翻译得不错的。他在英译序里面也说到，齐奥朗是一个很爱炫的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还非常年轻，我相信他的罗马尼亚语原文是更加拧巴，更加炫耀学识和品味的那种，他的英译者在翻译的时候，经过齐奥朗本人的恩准，已经是把其中有些东西，可能是他觉得多余的东西去掉了。但我相信，这个译本还是不错。还有另外一本，《解体概要》，有一个英译者拿过翻译的最高奖，美国的那个笔会奖。我看过，那个译者非常不错，它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翻译大家。《解体概要》中译本的翻译宋刚先生，其实他的预感很好，他的法语肯定是很好的，但是《解体概要》有一个小小缺陷就是，那个译者可能没有哲学或者基督教方面的知识背景，所以很多这种宗教方面哲学方面的术语他翻不出来，他把它们世俗化了。所以大家普遍以为《解体概要》相对宗教意味不是那么浓的。其实不是，可能没有《眼泪与圣徒》这么浓，但还是要比我们所看到的要浓一些。只不过有一些关键词会用日常语言来翻了。比如说idea,在齐奥朗的语境里肯定是要翻译成“理念”的，直接指的就是柏拉图那个理念论里的理念，宋先生翻译成想法，这就味道差很远了。比如说神秘主义被他翻译成神圣的，也差好远。但总的来说，他的译本在目前的这个水准里，就真的算上品了。《解体概要》有些段落读起来也是非常有快感。

读者：你翻译完这本书之后，有没有感觉自己比当年作为读者更接近他的精神？

沙湄：对对，肯定更接近。

读者：会不会有时候抠进那个语言里面，对内容的精神性就……

沙湄：那倒不会。首先篇幅都不是很大，我都是搞完这么一段就休息一下，返回去看好多遍，使自己尽量保持一个距离再去看。但有时行文过于黏腻，那种很大块的东旭可能需要更多的调整才不至于迷失在那些语言的细节里面。这个相对容易一些，他的节奏是一小节一小节好办一些。

读者：你会不会，比方说遇到一些跟文化背景有关的你会不会追溯到那个罗马尼亚文里面去。

沙湄：其实没有什么必要，这本书里没有什么罗马尼亚色彩。

读者：那你会分辨英译者的痕迹还是原作者的痕迹吗？

沙湄：分辨不出来。因为这个英译本是经过齐奥朗本人核定过的。

读者：你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有看过齐奥朗其他的作品或者神秘主义相关的著作？

沙湄：在读他的英文版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从那时候开始接触他，但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作为念神学的，肯定接触过一些传统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当时专攻的方向是东正教神学，东正教的核心就是神秘主义。它是基督教三大流派中这方面最强的。其中也吸收了很多东方宗教的元素，是基督教里最接近东方的。很奇怪，齐奥朗的个人背景，他父亲是一个东正教的司祭，他自己又是在东正教国家里面，但整本书的气息是非常的天主教，这是我最诧异的一点。

来源：深圳旧天堂书店 日期：2014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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