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20 世纪80 年代，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绝非偶然。

　　时光回溯至20 世纪之初，中国正痛苦地思考如何“强国保种”。

　　1905年，严复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天演论》所传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一颗炸弹，炸开了停滞千年的中国社会。胡适本人之所以更名为“适”，便是取其中的“适者生存”之义。至1921年，该书重印20 次。

　　《天演论》所诠释的进化论蕴涵着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和使命相契合，以至于近代中国思想竟为之一变。

　　“严译名著”的启蒙思想也是其出版者商务印书馆自创立起所确立的文化理想。

　　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思潮上此起彼伏的罗素热、杜威热、柏格森热、托尔斯泰热、相对论热，商务都在其中推波助澜。上世纪20 年代，罗素来华讲学，就是由商务印书馆资助的。

　　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就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选译精品约230 种。丛书所收著作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不少都代表某时代、某学派的学术最高水平。

　　半个多世纪之后面世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与之一脉相承。

　　胆识

　　留意“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4 辑，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品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译著。

　　那是一个何其特殊的年代？这让这段时期的出版，成为了一段传奇。

　　在1958 至1966 年的八年中，商务还出版着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 种。其中，有很多不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这类较为安全的书，而甚至包括了熊彼特、哈耶克等“反马克思主义”著作。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 在当时出版有着各种“禁区”和“雷区”的环境下，要实践这样一个被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戏称为“搞洋务”的出书方针，需要遭遇何等困难，面临何等风险——商务不仅遭受到社会上的“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等批评，还受到过主管领导的直接批评。

　　在一次中宣部办公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部长兼副总理的陆定一抱着高高一摞书——全是商务印书馆出的西方唯心主义的著作。他批评这些书，“将读者的思想引向哪里，传播一种什么观点？”

　　那段时间，为争取出版空间，商务印书馆决定，每翻译出版一部译著，都在正文前加一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性的序言”，名之曰“消毒”。为此，“当家人”陈翰伯在馆里成立了“序言组”，并总结出了写作这些序言的标准：古典书从宽，当代书从严；学术问题从宽，政治问题从严；内部发行书从宽，公开发行书从严。此外，对于一些现当代的“有风险”的书，搞内部发行，标上“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有的则直接印成“供批判用”的灰皮书形式。

　　就这样，商务避开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攻击，高质量地出版了大量西学名著。

　　没有这一时期以单行本出版的300多种译著储备，80 年代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可能以每年一辑四五十册这样大的规模出版。

　　机遇

　　1982 年，商务印书馆建馆85 周年，推出“汉译名著”第一辑50 种。此年2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商务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为此套丛书撰写的发刊词：“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他还说，“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很多书一次次成为激发中国学界思潮的源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引导国人思考政治体制的基础；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曾激荡过无数年轻学子的心；黑格尔《美学》的出版成为当时了解西方美学的主要依据；而黑格尔和康德的著作则哺育了许许多多日后成为中国学界栋梁的学人……“汉译名著”丛书在这波西学浪潮中，引领并参与打造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但上世纪80年代，丛书出版伊始，也面临着相当的风险和阻力。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并主持“汉译名著”丛书的陈原，曾回忆：“当时即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出版被一些人指责为将这种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列为学术名著，是没有阶级意识。陈原如此回复一些过激指责言论：“不久前，有位教授从我们编入丛书的某一种书出发，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在‘误党误国，误人子弟’，我不以为是正确的。不过这种吓人的高调，却也有一丁点儿作用，即提醒我们以后选书要更加慎重些。”

　　即便在中国的出版界和学术界处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氛围中，商务印书馆还是按照惯例在西山召开了“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

　　尊重

　　“汉译名著”是一套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是聚全国学术界和翻译界之力量而成就的。

　　与学术界水乳交融，商务历来如此。

　　1949年之前，在其作译者和合作者名单中，从来不乏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蒋梦麟和胡适等文化巨擘。

　　1949年之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反右”及其他政治审查，一些学者和翻译家被剥夺了上讲台和从事研究的权利。担任汉译名著出版任务的商务成了一大批学问家、翻译家的“保护伞”。当时，“主政”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不仅将一些以前留学归国及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而且还邀请北大等高校和其他机构内的已经被“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等担任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1962 年，陈翰伯曾带着铺盖住进北大“蹲点”，记录了40 页笔记，访问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 位学者。——到各地高校、研究机构走访和座谈，是商务印书馆的传统之一。

　　“文革”期间，一些译者因为参与了商务古典名著的翻译而受到冲击，增加了“罪名”，退回了预支稿费。这段时期，商务基本不能再出学术译著，一些专业老译者如蔡受百、于树生生活窘迫。商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他们每人每月预支稿酬50 元，待以后能出版他们译著时再从稿费中扣还。

　　1992 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为了使以前出版的还在版权范围内的译著不致“死掉”，商务积极与外方出版社联系版权购买事宜，以使这些译著能够合法重印。但当时，很多老译者或者译者的后人已无法直接联系到。

　　寻找《论有学识的无知》的译者过程就很有柳暗花明的戏剧性。198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中文译本，译者为尹大贻和朱新民。尹去世，商务失去与译者的联系，仅有之线索是知道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为使译稿合法重印，2008 年9 月，译作室资深编辑徐奕春南下。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查询译者后代联系方式，无果；后寻至尹生前在复旦第三宿舍区的一间空房，在宿舍区传达室大妈的帮助下，才联系上译者后人。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日期：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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