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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杨绛全集》出版之际
写在《杨绛全集》出版之际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4-8-1
 

   【编者按】

  7月17日,杨绛先生103岁生日。

  了解她的朋友从不上门祝寿,“我们最近没有去看望杨先生。她在生日前后尤其谢绝出版社的编辑登门贺寿。记得去年她曾对希望去贺寿的人说‘替我吃一碗寿面就行’,想必今年也还是这个心愿。”《杨绛全集》责编胡真才说。

  杨绛在《隐身衣》中说,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隐于世事喧嚣之外,守着自己的一方平静天地。诚如她曾说的“万人海中一身藏”。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的心语。

  因此,当102岁的老人去年毅然决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书信的隐私权和著作权时,很多人开始非常惊讶,但这与她一贯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一致的:“不争”不意味着没有“底线”。

  同时,103岁的杨绛依然笔耕不辍,9卷本《杨绛全集》即将于下月出版。全集不仅收录了诸多杨先生近十年来新创作的文章,还有4万余字的《洗澡》续篇《洗澡之后》首次发表。全集还首次收录了杨先生于四十年代创作的剧本《风絮》和翻译理论著作《一九三九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两个孤本。据悉,《洗澡之后》单行本也将和全集同时印行。

  钱杨二人素喜帮扶后辈,当时社科院的不少年轻人都与两位先生交往多年。翻译家李文俊先生认识杨先生已经超过60年,一起下过干校;胡真才从编辑《堂吉诃德》起就担任杨先生作品的责编;薛鸿时“文革”结束进入社科院就当起了钱杨的“助手”。我们特别约请杨先生的故旧撰文,试着走进这位了不起的女性。

  ◎薛鸿时

  (193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英国小说,现从事英语文学研究工作。主要译作有《嘉莉妹妹》、《雾都孤儿》、《独立的人们》、《人与天使》、《阿格尼丝·格雷》等,编选有《狄更斯编选集》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八卷本《杨绛文集》的编辑团队,在经过了多年认真仔细的搜寻和整理、补充和校订后,终于完成了九卷本《杨绛全集》这一巨大工程,准备最近在103岁高龄、但身体依旧健康、精神仍然矍铄的杨绛先生华诞之际正式推出。这是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一大盛事,我和所有尊敬杨绛先生高尚品德、热爱她丰富著述的读者们一样,对此感到极大的欣慰。

  杨绛先生在文学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因此这部《全集》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戏剧、小说、散文创作和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以及文学研究论著等。不同的读者自然会根据自身的兴趣和需要,选择“先睹为快”的切入口。作为一名稍有一小点翻译实践经验的我,想重温她精辟的文学翻译理论和丰富的翻译实践成果。三年前,我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这样概括杨先生的翻译思想:

  杨先生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用释道安的话来说就是“胡语尽倒” 。“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 。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朮语,她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我认为,切实践行杨绛先生的上述主张,就会一步一步地接近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和钱锺书所提出的“化境”目标。杨绛先生本人的翻译实践就是我等晚辈学人的好榜样。从《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到《斐多篇》,每一本都以传神的文笔和极高的品质,逐渐成为“定本”。杨绛先生还因她的西班牙名著翻译成就,于1982年荣获西班牙国王和西班牙政府颁发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杨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中年时为翻译名著的需要,毅然通过自学掌握了西班牙语。我国个别西班牙语专家就因为她的西班牙语不是“科班出身”而对她不服气。有人已推出了新译的《堂吉诃德》。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可以比嘛!借用李文俊学长的妙喻:名著的不同译本就像不同的钢琴家在阐释同一个肖邦,鲁宾斯坦、李帕第、阿斯肯纳齐、傅聪、阿格里奇……究竟哪一位阐释得最好?只有交给历史来下结论。《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英国鬼才乔治·奥威尔说得好:“归根结底,文学作品的优劣只有一个标准:看它是否能长久流传。”

  其实我最想重温的就是杨先生的《干校六记》。虽然大家都会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无情的事实是:很多不久前才刚刚发生过的事,却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即使是亲身经历的人们对它也刻意回避。这种选择性的失忆,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事,因为对历史事实的遗忘、不认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往往会使我们重犯历史的错误。我主张每一个诚实的中国人都要认真阅读并思考《干校六记》以及杨绛先生记录清华大学一心为公、多有贡献的高崇熙教授蒙冤含恨而死的文章。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它会使我们深刻领悟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来之不易,从而会倍加珍惜。

  《干校六记》最初是在香港发表的。胡乔木看到了,觉得极好,表示应该在大陆公开出版。他的话当然有分量,这就为《干校六记》开了绿灯。胡乔木还说了十六字的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写到这里,我不禁为我院首任院长在处理这件事时的胸襟、见识高声叫好。党外知识分子朋友记载几件历史事实,说几句老实话,怎么能对他们抱敌视态度呢?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日期:201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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