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齐是中国剧变的见证者。
1973年的欧洲，平静中有一丝躁动不安。
冷战还在继续，但各方都在不断适应和调整以应付新的国际环境。西欧和南欧各国经过1960年代的经济增长，人均生产总额已经开始逼近美国，东欧集团的计划经济则濒临停滞。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布拉格之春”。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
毛泽东的影响力在欧洲达到了顶峰，并直接导致了对苏联模式的失望，左倾的欧洲年轻人从毛泽东思想里看到新的出路。
在遥远的红色东方国度，文化大革命正进入新的阶段，与老大哥苏联的交恶，让北京进入和西方的蜜月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迅速地与一系列西方国家建交。欧洲年轻人终于有机会亲眼见识这个想象中的乌托邦。
这其中就包括23岁的意大利罗马青年乔治•卡萨齐（Giorgio Casacchia）。那时的他或许没有想到，他将和他声名显赫的同乡兼前辈马可波罗、利玛窦一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交织在一起。
来中国
40多年后，卡萨齐谈起中国已经足够平静。
他的中文发音标准，语气轻柔温润。5月底，他已经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打算把《诗经》翻译成一个更好的意大利文版本，还要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继续担任中国语文学教授大，当然，还可以享受他热爱的最正宗的意大利咖啡。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 L'Orientale）建立于1732年，是一所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大学，一直被视为意大利的汉学研究中心。
“我是罗马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小资产阶级出身，父亲是六十年代‘意大利奇迹’的小企业家。从六八学潮到七十年代反文化，一方面乱七八糟，一方面精神刺激很多……”卡萨齐说，“1960-1970年代中国在欧洲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毛主义。欧洲青年对苏联社会主义很不满，很多青年人都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是一个左倾的出路，不是右倾的出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它的那一套理论听起来很好。”
当时，意大利的华人华侨很少，主要是从台湾移民过去的。中国和意大利1970年建交之前，北京在罗马只有一个联络办公室，卡萨齐喜欢去那里找中国官员聊天，对方还给他看《人民日报》，这成为他了解当时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还有纪录片。
1972年，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中国》因此诞生。卡萨齐也看过这部在西方和中国同样毁誉参半的作品，“我们觉得（安东尼奥尼）对中国很友好，很可能是中国内部的原因，他本身肯定不会愿意批判中国。那时候我们都很羡慕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那时候在欧洲人心目中是个出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退化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了。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说，历史的车轮在另外一个方向。”
卡萨齐1973年从罗马大学（La Sapienza）东方学院哲学系毕业，拿到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走下北京机场的旋梯，迎接他的是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就读的是北京语言学院中文系，这所学校也是中国当时唯一欢迎外国留学生的机构。当年实行的是开门办学，卡萨齐有机会遇到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来学校上课。此外，留学生还要参加劳动，卡萨齐认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但也有很大的问题——接触一般的北京人很难，卡萨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住在哪里，更不允许去他的中国朋友家作客。让他感觉不舒服的还有一点，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卡萨齐出门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有几十个人围着看。
学校的老师水平很高，但都很严肃。其中一个以后变成卡萨齐的同事，他们一起编著意汉词典。虽然学校的学习环境很好，但学的都是官方语言，不学一般人说的中国话，都是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词汇，日常生活的词汇不多。当然，如此严格的训练很有效果，一年后，卡萨齐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了。
他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卡萨齐最好的朋友包括：两三个越共，一个巴基斯坦警官，还有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些亲戚。他对这一点很满意，因为当时在欧洲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这些人。
一年以后，卡萨齐回到意大利，在朋友圈受到明星般的欢迎。很多左倾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向他发出邀请，让他讲一讲中国的实际情况。
在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CNR）获得博士学位后，1976年，他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在北京的意大利使馆任专员。
“那是对中国很关键的年代。四人帮倒台，是我们没有预计到的现象，大家都吃惊不已。用当时的语言说，中国可能要变颜色了。”
当然，共产党仍在掌权，但这个国家迅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和开放，物质财富迅速膨胀，思想也随之解放，自由的气息一度冲击着这个古老国度，也冲击着卡萨齐。
“我发现很多上世纪70年代认识的人，到1980年代完全变了，完全两码事，变化的程度太大了，怎么能忘记之前的态度和看法呢？一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相信文革，所以文革结束后，就显示了自己的能量。改革开放，符合他们内部的愿望。”卡萨齐说。
文字与文学
中学时代，卡萨齐读了马可•波罗。
在欧洲与中国的漫长交往史上，意大利是毫无疑问的先驱。卡萨齐说，古罗马帝国就与中国有过接触，中世纪马可•波罗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都来过中国，那时候的商人文化水平不高，一般没读过书，除了马可•波罗，所以我们现在只记得马可•波罗。在意大利，1980年代有一个有关马可•波罗的电视剧，影响很大。因此，马可•波罗在意大利很有名，但利玛窦谁都不认识。
意大利还是最早编辑汉语词典的欧洲人：在16世纪末，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就制作了第一本欧洲语汉语词典，利玛窦还是第一个用西文字体注释中文读音的人。一个世纪后，传教士叶宗贤发明了汉语词典的词语排列系统，这个系统仍使用至今。
卡萨齐说，利玛窦的办法很有效，仅仅利用20几个字母都能记下所有汉字的发音，从技术上看是非常好的开发。他表示，利玛窦对汉语的总结表达了对汉语言系统的赞叹，“利玛窦类比了汉语与拉丁语系的地位。他表示，汉字不单单在中国使用，在亚洲其他国家的语言中也会出现，甚至在语意表达上有类似的地方，这让西方人很羡慕。由于信仰的关系，拉丁语系和希伯来语，古希腊语一直被认为是‘纯美’的语言。（都与圣经有关），由此可见利玛窦对汉语的评价之高。”
和他的先辈一样，卡萨齐也对语言汉字特别感兴趣，他的专业一直是语言学。他认为，中国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好的词典《说文解字》，此外还有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尔雅》，这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编著词典。
1984年，卡萨齐出版了第一步有关中国语言学的著作——《1951-1953年中国语法研究》，两年后是另外一本《1953-1956年中国语法研究》。随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语言学历史》（1988）、《迩雅的研究历史》（1996）、《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994）、《现代中文使用手册》（1995）。
2008年，卡萨齐和合作者白玉昆联合出版《中意大词典》（第一版2008，第二版2013），这也是最完整的西文编辑的汉语词典之一。词典分为上、下两册，厚达2000多页，收录了10万词条，其中也包括如今仍在使用的古词，以及流行的外来词和俚语，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和意大利文化提供了重要工具。
“中意大词典是汉语和欧洲语言规模最大的一个词典之一，两个人连续工作了10年，由一个政府最近为了省一点钱而关闭的研究中心资助。之前，意大利都没有类似的参考工具，尽管传统很光荣。”卡萨齐说。
他觉得目前的汉语当代性太强，历史性太薄弱。虽然一般的现代意大利人也忘记不少意大利词，但新词在中国特别厉害，因为中国发展特别快。相比之下，意大利的语言还是很保守的。
“‘易拉宝’这个词，听起来很漂亮，但在意大利，就没有这么一个很漂亮、很有力、很形象的词来形容这个东西。我们特别希望中国的一个机关每年能出一个新词名单。有些是流行词，一会儿就不见了，有些就顽强存在下来。”
研究了那么多语言学历史，卡萨齐也承认，文化交流的基础是要考虑欢迎你文化的这个国家有大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你不能违反那个制度。他觉得，汉字拉丁化就是一个例子，不能想象明朝清朝的知识分子都用拉丁文来写字。
除了文字，卡萨齐最爱中国的白话古典文学。
1984年，他出版了《中国方言文学翻译》。1987年，出版 《东方鬼怪：中世纪的中国传说》。随后相继翻译了《三十六计》、《今古奇观》、《中国鬼神》、《无声戏》。
“白话古典文学的语言很有意思，不是文言也不是普通话。明代清初，中国社会很繁荣、开放、自由，人际关系很开放。跟意大利文学的一些白话古典小说很像，比如薄伽丘。我们也有这个文学传统，所以可以做个比较。”他说。
卡萨齐的作品里还有中国明代的一部著名艳情小说《痴婆子传》。“我的专业是语言学，《痴婆子传》的语言，特别是性生活词汇，很值得研究。”他说。
卡萨齐最喜欢明清笔记，比如《聊斋志异》，最全的外文翻译是一个20世纪初的意大利医生，他是慈禧太后的私人医生，在北京30年，把《聊斋志异》翻译成很漂亮的意大利文，到现在还是最全的。此外还有《三言二拍》，他现在正尝试把全部的《三言二拍》翻译成意大利语。
汉学
卡萨齐如今在中国一般会被形容为“汉学家”，不过他似乎对这个称谓有些不以为然。
他说，汉学叫sinology，也叫中国学，其实殖民地的感觉很强，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实应该针对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各个方面才对。“中国通”或者“汉学家”现在不太讲了。现在欧洲研究古典中国的占少数，研究中国当代性的占多数，这其中研究经济的多，其他方面少。1970年代，多数欧洲人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现在绝大多数外国人来中国是为了做生意，感兴趣的对象不一样，也会影响汉学的研究目标和方法。
有关汉学的不同学派，卡萨齐认为，欧洲特别是意大利非常强调历史和哲学，美国人不怎么强调这些。欧洲的传统和历史跟他们不一样。西方介绍中国的书或者文章，引用中国学者观点的比例非常低，一般工具书都是非中国的资料，这个现象要改变。另一方面，政治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很强，学术上不一定但相反的方向也有。中国的学术产品应用外国的资料不多。他认为，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语言隔阂，外国人不懂汉语，中国人不懂外语，另外翻译很有问题。翻译好的资料问题很大。一般学习外语的人都纯粹关注当代性，只学习当代意大利语，古代的如但丁的作品都不懂。商业化太强，时间一定要快，当翻译一天几百块人民币，书面翻译的钱要等到一年才能拿到，如果纯粹从商业角度考虑，谁会同意翻译一本书呢？
卡萨齐曾经搜集了介绍意大利文化的中国词，有两个发现，一个是规范化的程度不高，一个词很多翻译，如比萨、披萨、匹萨；另一个问题是，绝大部分词存在是存在，但没有进入中国文化，有是有，但没人用。比较常见的只有咖啡的一些用语如拿铁、卡普奇诺、玛奇朵，还有提拉米苏等，都是跟吃有关的。其他的一些概念仅仅出现在一些谁也不会买的书上。
对于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卡萨齐认为，所有的中心论都不好。“我们应该作为人类来确认我们面对的哪些大问题，环保、人口、贫富差异，等等。怎么解决？当然要听取所有国家的人的意见，不管是非洲还是亚洲、拉美、欧洲。”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曾表示，西方汉学家其实十分热衷于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并在国际舞台上论证其重要性。他的德国同事、慕尼黑大学的叶翰教授（Hans van Ess）曾经说过，汉学家的定义就是“中国的朋友”。
卡萨齐对此不持异议。他说，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都有好感，反对中国的人很少很少。毕竟，作为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国有着光荣历史，社会稳定，没有内战，没有很厉害的宗教冲突。“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所有的标准，空气质量、人际质量、政治管理质量都有问题，跟意大利比较的话，我们情况其实一样，收入提高方面做得很差。”
中国形象
往来中意40年，卡萨齐见证了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转变。
他说，中国文化不管古典还是现代，重要性谁都不否认。一般的意大利人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国家，也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比如意大利的纺织业，很多人认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巨大冲击。在他看来，这种反感应该通过进一步推广中国文化来解决，如果一直强调中国是个有力的经济中心，就会很危险，如果强调中国是个文化的超级大国，就相对容易被人接受。
事实上，中国已经投入巨资在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和形象，卡萨齐这样的中国研究者也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规模庞大的孔子学院正在各处落地，他们推广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辉煌和强大的部分。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上有关当代中国的报道，充满批评和质疑，这是另一个中国。
卡萨齐说，对孔子学院，有些国家害怕，不接受，不过在意大利很受欢迎。他强调，文化这个词是多方面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文化是让人怀疑，不是让人相信。作为意大利驻外的文化官员，我们现在强调文艺复兴是光荣的，但事实上也有很多方面是黑暗的，我们怎么办？纯粹的文化应该考虑两个方面，光明和黑暗，但现在有一个倾向，只说光明不说黑暗，孔子学院只说光明，结果就是恐怕会失去一定的吸引力。
因为研究中国的原因，卡萨齐要学习日语，因为日文里有大量有关中国的研究材料。他发现中国的日语教材在方法论上很好，但内容上有问题，比如比较级，中国的日文教科书上举的例子是“中国比日本大，日本比中国小”。“其实你可以选择别的例句，没必要这么说，不必要强调谁好谁，谁大谁小。其实文化没有优劣，文化是多方面的，所有文化都受到别的文化的影响，没有例外。特别是意大利，历史上被所有异族都侵略过，所以我们的文化是开放的。中国其实也是，只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而已。”
在他看来，很多意大利人没来过中国，他们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中国形象，就是危险的那个。一般意大利人接触比较多的是华侨，华侨过去大部分是小买卖人，经营餐厅和杂货店，自然而然在一般人脑海中产生这么个印象——中国人是小商贩。但如果你有机会来到上海，从浦东机场进城，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到处都是高楼，完全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思想会一下子发生变化，但没来过中国的还是那么个印象。过去，由于毛主义的影响，起码欧洲人都知道中国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都在经历平均主义，中国人穿的衣服都一样，虽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总有这个印象。而现在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就知道做买卖，这甚至还没有平均主义有吸引力，虽然不能说平均主义是好的，但毕竟这是乌托邦，如果你介绍自己是个做买卖的，那肯定不好。一般意大利人觉得中国人是小商人，这个看法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尽快改变。
知识分子与中国挑战
卡萨齐也亲历了中国的1980年代，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中叶思想是很开放的。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卡萨齐认为，欧洲历史上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的身份和立场都是反对性的。欧洲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权力，一个是教皇一个是皇帝，作为文人，要么在教皇一边，要么在皇帝一边，比如但丁。知识分子起码有一个选择，欧洲政治和文化上最突出的现象是选择，是两个极。而中国文人从秦朝到汉代，都是国家的一个官员，官员文人是一个人，传统完全不一样。“欧洲知识分子更独立，或者至少把自己打扮成独立的。”他笑言。
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中心论。在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文化专员的6年时间内，卡萨齐的任务是介绍意大利文化，他自言会碰到距离感——很多人的反应是，这不是中国的，所以我们不感兴趣。
而且，他敏感地察觉到，有些题目不太好碰，比如死刑。其实，反对死刑的最早的知识分子是意大利人，刑法学家贝卡里亚。1764年，贝卡里亚出版《论犯罪与刑罚》。他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论证国家权力有限，以及个人生命神圣，证明死刑之不公平及非必要性，标志死刑废除论的诞生。“在死刑问题上，意大利在1944年废除了死刑。贝卡里亚200多年前就提出废除死刑，我们100多年后才采纳他的思想，特别是战时军事犯罪的死刑，等到1994才废除。所以，意大利尽管有这个传统，但依然等了好长时间才实施。虽然贝卡里亚的书在中国也有，但这个话题没法和中方交换意见。”他说。
另外一个敏感话题是民族问题。他说，这个概念在意大利完全不同，意大利民族主义很薄弱，意大利人对民族的认同感很薄弱，意大利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还不到200年。历史上半岛分成很多小国，都是一个族的统治者。“我每次在中国谈到民族问题，阻力很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好事。因为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讨论，来缩短这个距离，这些立场好像没法摇动，所以文化交流如果不发生摇动碰撞，就没多大意思。如果都是我们很好，你们很好，大家都很好，就没有意义。”
卡萨齐对流行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梦”都有相对正面的看法，但亦委婉地提出中肯建议。
他说，中国模式肯定很好，在仅仅30年中就诞生了那么多百万富翁，中国也从贫穷国家变成现代国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他强调，中国也付出了代价，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环保问题等等。
卡萨齐举了好几个例子。作为意大利人，他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一路上两边都是房子，而从那不勒斯到罗马再到米兰，都是农村和绿化。“哪个对哪个不对不敢说，反正是个区别。”
让他自豪的还有，意大利尊重过去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是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时期，纺织业发达，经济大跃进，很快实现了现代化，意大利现在最大的高速公路还是1960年代建设的，叫太阳公路，从西西里一直到米兰。
卡萨齐觉得，上海很好，但问题是到处都是同时代的建筑物，很单调。他住在罗马中心，每次出门买报纸或者去喝咖啡，会经过从古罗马帝国到文艺复兴到中世纪到现代的所有建筑。这样得话，在收入不高的人的脑海里也自然产生历史的概念。“有远见的人要一定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历史感，就会认为当代是最好的，没有比较。意大利人说，新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好的东西不一定是新的。对历史的保护意识不一定是博物馆馆员的事情，而且是整个文化都需要的。”
他说，意大利的工会力量很强，但他怀疑在中国模式中工会是否有决定性。“在中国的工厂管理中，谁说了算？厂长还是工人？应该通过谈判决定。虽然从效率来说，中国模式非常成功，但从其他角度来说，不一定完全好。在意大利，很多中国投资者开工厂，一下子遇到问题，与职工关系不好。他们有点太专制 ，一定要了解其他地方当地的传统，得到一个中庸的办法。”
卡萨齐总结，中国模式好是好，要看在哪一种环境，否则就是“邯郸学步”以及“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对于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当下最流行政治词语“中国梦”，卡萨齐坦言这是个很难回答和评价的概念。他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概念，但好处也是全人类的。美国梦也是类似的情况。二战后，意大利遭到很大破坏，人民没吃没穿，很多人羡慕美国梦。“梦不一定有民族性的。”卡萨齐说。
问他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他开玩笑地说愿意生活在明朝。“意大利有花花公子的传统，明朝那时候不是有西门庆吗？”
不过，严肃点的话，卡萨齐愿意生活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因为那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混在一起，有一定的平衡，一个没有太强，一个没有太弱；既不是太现代化，也不是原始时期。
如果在意大利的话，卡萨齐希望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我是罗马人，罗马帝国时期我们是欧洲的主人，很方便。”
来源：东方早报 日期：2014年7月4日 作者：魏星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