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华裔美国作家。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沉默之间》。小说多次获美国重要文学奖项，如美国笔会的福克纳奖、海明威奖。除长篇外，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好兵》、《落地》。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

　　对于中国内地的读者而言，哈金这个名字仍然比较陌生。虽然他已获得两次福克纳奖、一次海明威奖，但在中国内地，他的小说被出版的除了早年的《等待》，就是去年的《南京安魂曲》。

　　但是哈金的名字在美国已经叫得响了。在父亲去世前，哈金曾把《等待》的手稿给父亲看，得到一句“不错”的评语。结果《等待》卖了50万册。对于常常困扰于无法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作家而言，哈金的突破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突破来自于长时间的寂寞中的写作。在出版《等待》之前，哈金的小说只在小型出版社出版，每次印数也只有一千多本。说到在美国如何做一个作家，哈金说：“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同时持久地坚持。”

　　与生活的冲突、写作上的进取相比，语言文字的障碍只是小事。生活才是大事，才是值得书写的对象。即将出版的哈金新著《落地》，是关于移民生活的作品。哈金长期游荡在法拉盛（Flushing美国纽约皇后区境内的一个区域，近年来逐渐成为亚洲裔移民聚居的地方）的华人区，从新闻报道与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汲取人物、事件，又在法拉盛实地考察，写出了这本短篇故事集。移民生活往往孤寂又凄凉，总是面对恐惧感和选择困境，但在哈金的笔下，无论护工、司机、妓女都有血有肉，带着一股昂扬的侠义气息。故事结尾也往往富于人情味，即便在现实中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可能并不如意。

　　哈金说这是因为他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不仅仅要表现“生活是什么”，还要写出“生活应该是什么”。他给生活设定的应有模样，是无论在任何条件、环境下，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希望与信任、依靠与无私。

　　借着《落地》出版的契机，南都记者通过电话专访哈金，从小说而起，讨论他的写作经历、移民生活、诗歌创作以及对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

　　《落地》：细节有来源，故事是编的

　　南方都市报：《落地》这本小说什么时候写的？

　　哈金：大概是2004年到2008年陆陆续续写的。其实我早就有一个计划，写一个短篇小说关于移民生活的，但不知道将故事往哪放。1982年去了法拉盛后，就决定放在法拉盛。在法拉盛到处都是移民的脸，而且华人非常多。我觉得美国有些小城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很快的，法拉盛就成了新的中国城了。

　　南都：一般来说移民文学都在讲述比较悲惨的故事，但是《落地》从移民的视角出发，故事里有许多人情味。

　　哈金：对，实际上那些移民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希望的嘛，移民一直不断地到美国来生活，他们的空间还是有的。辛苦当然都辛苦，大家都惶惶不安的，都是为了寻找家园，但是希望、空间、经历还是有的，所以说整个故事的基调给人很有生机的感觉，最后的目标是使读者能够热爱生活。

　　南都：你在《落地》中是否也暗暗放入了自己的经历？

　　哈金：很少，自己的经历不多，可能偶尔在一个小的地方放入了一个小的细节。这些故事有的时候是一个消息，或一个问题，或道听途说来的故事。当时为了写作，找了很多细节，把它编成故事，这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我去了好多次法拉盛，有时还会住几天，注意不要把细节搞错了。

　　南都：你会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寻访故事当事人、还原现场吗？)

　　哈金：你不能问他们问题，否则他们就什么也不说了。只能看、听、琢磨、观察。

　　南都：毕竟是小说，不用负事实准确的责任。

　　哈金：是的，有些地方你得发挥，但是不能离谱，必须得是从生活的逻辑上衍生出来的。我写的每一个事件都有现实的基础，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可能是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我把它容纳到一个地方了。

　　南都：比如给三个妓女开车的司机的故事，你是怎么找到消息源的？

　　哈金：那个故事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般人写中国华人打拼就是开餐馆、做衣服。但实际上地下妓院大量存在，是一个行业。她们没有办法，其中有些人也是被骗到那里。也不光是中国人，许多移民都是这样。这从一开始就没法回避。但怎么写这个东西？不能写得乌烟瘴气，至少要写得有人情味。材料还是很多的，当时的报道五花八门。

　　我有时去法拉盛住几天，有一次住到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我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妓女，故事都是从那种情况开始的。

　　你看华人的报纸，上面有各种广告，比如说送小姐上门到旅馆，那就得有司机来送，对吧。而司机肯定不是女人。这些都是从生活逻辑当中推导出来的，这是不会错的。

　　南都：但被你写出来，不像一个凭想象架构起来的故事，它的细节、心理活动非常真实。

　　哈金：是的，小的细节都得真实。比如说她们打电话怎么说话，怎么算钱、到哪去，她们住的空间是什么样。小的细节都真实了以后，整个故事就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何况整个大的故事不能离谱，要按照生活中的逻辑。叙述人说话也要给人有生活亲身体验的感觉。细节都有生活来源，但是整个故事都是完全编的。

　　南都：故事里面写到一位教授，因为提交的终身教授的职位材料中错了一个字而发疯了，这个故事有现实基础吗？

　　哈金：有，但是现实中的这位教授没发疯（笑）。是这样，他给一位资深学者写信，写错了一个字。结果那个学者就不断地找他的麻烦。而实际上写错信的人，以后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大学者，还不是一般的学者。但是当时他就是因为用错了一个字而受到没完没了的刁难。

　　南都：你为什么要在小说里写他发疯了？

　　哈金：我给它颠倒过来的，主要是为了描写一种恐惧感。不管什么样的移民都有恐惧感，发疯是对恐惧感一种变态的表现。

　　南都：这种恐惧感来自于哪里？

　　哈金：一个人花了几十年来按照一个参照系统生活，结果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参照系统都被破坏了，特别是语言、文化、价值观都变了。对移民来说这需要许多年慢慢重新组合，有的人一辈子无法重新适应。在原有的参照系统被破坏后，人在心理上变得特别不安、恐慌，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态。

　　信仰：文学得给人一点希望

　　南都：你的小说里面出现了一种华语当代写作中很少出现的人情味。内地的严肃文学写作习惯了写伤害、疏离、不信任。

　　哈金：这是受契诃夫的影响，因为契诃夫的写作中，不光有“生活是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生活应该是什么样”这么个问题。他的写作有许多层次。文学作品还是得给人一点希望，本身是对生活意义的一种赞美。

　　南都：这个是出于你自己的性格、信仰，还是阅读给你的影响？

　　哈金：我想都有，特别是受契诃夫的影响。他要说的是人的身体、思想、感情都是神圣的，只要关于人，就都是神圣的，这是他写短篇的一个传统。内地的作家一般对契诃夫这种传统、古典的情怀不太感兴趣了。

　　南都：是否也与在美国移民的生活相比在欧洲还算要好一些有关系？在欧洲的华人移民生存境地往往更糟糕。

　　哈金：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不然为什么再怎么惨他还是要生存下去，特别是在美国。巴黎我也去过，我们去过一个地方，满眼都是东北人，上街都是说东北话，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生活要比在北美的移民生活惨很多。我觉得华人在欧洲生存比在美国难一些，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一个移民的传统，两代前、一代前白人家也是移民。确实在欧洲华人的生活会有更惨烈的感觉。

　　但在北美的话，一般是刚来的两三年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只要咬着牙挺下来，一般的移民慢慢地就会上轨道，时间久了就好了，奋斗8到10年基本上就能稳定下来了。

　　南都：就在2010年左右，在巴黎的华人区美丽城发生了一场华人的大游行，反对当地北非移民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华人在欧洲的生活受到其他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双重挤压。

　　哈金：那是另一个极端。伯克利大学的前校长是华人，他在德国拿到工程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到了美国。有人问：“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呢？”他说：“在德国我知道永远不会做成教授，累死也不会的。”结果他到了美国之后成了一流大学的校长。在美国还是有机会的，当然你得做得好。歧视也是有的，但是拿不到桌面上。

　　南都：美国人是怎么爱美国的？

　　哈金：我们的同事骂美国骂得很凶。他一个外国人当着美国人的面骂美国，也没怎么样。美国人所谓的爱国和中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要是在大学里面骂布什政府，我想很多美国人都会跟着骂的。社会不要你盲目地爱国，绝对不会盲目地爱国。而实际上要是盲目地爱国，大家看不起你。

　　美国人都知道美国做了多少坏事。美国对别的国家特别不好，但是对自己的人民不敢不好，因为他们的官员都是受人民的监督，是人民选上去的，你要是对人民不好，下一届就没有了。每一个人都有议员，议员的直接任务就是保护他的社区、保护他的选民，议员需要跟上面打交道，造成的结果是他不敢不对老百姓好，美国对自己的百姓是真保护。有很多普通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爱国，但是他也是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国家给他好处，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双向的。

　　这样就造成了美国人特别爱国家的心态，但是真正爱国爱到超越一切，那是很少的。最近政府要提税，很多富人都干脆声明放弃美国国籍（笑）。

　　写作：风险非常大的职业

　　南都：所有中国读者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人要想在美国做一个作家的话，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哈金：根本就没有准备，我想是准备失败吧！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情。有的时代题材写出来谁都拿不准，这在中国也是一样。

　　但是中国有一个作协体制。只要进入体制内，不管是有多大能力，基本上能走下去。而在美国你写得出来还行，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就完了，就没有了，就干别的去

　　吧！干别的也不一定不好，可能会比作家这个职业好得多。

　　在美国，很多人都尝试过写作，但最后能写出来的也很少。我想关键就是能够坚持下去。其实有才华的人很多，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

　　南都：生活可能是最大的问题，诗人挨个敲门卖诗集的情况也有。

　　哈金：是，这是常有的。对美国人来说，写作都是因为喜欢写作，而并不是用这个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我的印象当中，要真的想生活、挣钱、做职业，他们都会做，而且都做得非常好，关键是喜欢，他们的能力也都是有的，就是喜欢做这个。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时我没有任何跟汉语有关的学位，所以找不到汉语相关的工作。如果我当时找到一个跟汉语有关的工作，那我肯定就用汉语写作了。写作与自己的生活、存在方式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但也非常辛苦。写每一本书都是非常难的，在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失败，比如写不出来、写出来没有人发表。所以我前面说准备失败，失败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职业都比写作好，写作是挺艰难的职业，是风险非常大的职业。

　　南都：《落地》里面写国内的一个作家到美国去写小说，然后用即需即印的机器来印刷，在一个小出版社里出上几百本。小说里说他在国内能卖上几十万本，但是在美国只能印几百本。

　　哈金：对，这种事情很多。小出版社印几百本、几千本那很正常，我的《好兵》等小说集，都是印1500本。《好兵》大概是1990年、1991年写的，但是1996年出来的，因为没有人给出，短篇小说集没有市场。最后我自己找了一个小出版社，是他们给出的。

　　南都：《好兵》是一种没有自我审查的、对历史与文学负责的严肃写作。这在内地的当代文学里是没有的。

　　哈金：对，地下写作也出不来，不好办。英语写作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自由，一种心态的自由，基本上也不顾忌。按照自己的情趣、想法、意识自由地去做，从来不用想限制的问题。

　　南都：在几年前，有过一次你与川沙对话当代文学的讨论会。当时有人提到你的写作仍然还只是在华人圈里流传，无法进入到主流社会，现在还是这样吗？

　　哈金：其实什么是主流社会、不主流的社会很难区分。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的商业出版社出书了，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相差不是很大。在《等待》之前我出了五本书，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印数也就1000本、1500本，最多是3000本。

　　关键是慢慢开始发表东西、开始有出版社感兴趣这么一个过程。在美国不像国内有地上和地下一说，就算你在小出版社出东西，别人也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好兵》的集子，商业出版社不要，但是他们说写得好，不要的原因单纯是因为看不到市场。

　　南都：商业性不够？

　　哈金：出版社不知道到底怎么卖，看不到市场，但是他们觉得很有诗意，看完了以后在心里还存在着，他们知道这是下了工夫的，是好的东西，但是没法出，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只能找小出版社出，小出版社只要能卖千八百本他就觉得很成功了。)

　　南都：你也没有想到《等待》那本书能够卖到50万册吧？

　　哈金：那本书写出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谁会要它。写完了以后放在架子上放了九个月。因为前面出了三本小说，都是小出版社给出的，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给一个大的出版社，但是大的出版社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当时我的中间人跟我掰了，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那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但之后又慢慢找到一个中间人，他重新开始给各家出版社投，才出现后来的畅销。

　　南都：你当时急需这本书的版税来生活吗？出版这本书解决了你什么问题吗？

　　哈金：不是钱的问题。我当时在学校第六年，马上就得评职称了，那个时候我确实需要出一本书来帮我拿到终身教授的职称。不是小出版社出版，而是正儿八经的出版社出的。所以它的出版确实帮助了我。当时虽然书没出来，但是合同已经签了，我把合同信交上去了，很顺利地就拿到了终身教职。它的出版对我来说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饭碗的问题（笑）。

　　南都：你现在已经得了美国笔会的两个福克纳奖、一个海明威奖，这些奖项对你写作、出版有帮助吗？

　　哈金：帮助不是很大。别人把我当作很认真的作家，但如果下一本书写得不好，谁也不要你。得写得好，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得奖不等于书能够卖得好。但是在作家圈子里，可能会由此获得一些尊重。

　　南都：如果你在国内获得茅盾文学奖，那你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虞了。

　　哈金：是的。我们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在国外谁管你这个啊！你自己想办法吧！生存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人在国外得学会生存。要不为什么很多作家去教书呢？教书总有个收入，不需要市场限制你。

　　南都：你怎么看待商业化的文学写作？

　　哈金：其实那样也不是坏事。美国有位中国作家闵安琪，写过《红杜鹃》等作品。她说：“我不是写文学作品，我就是把中国的故事拿来写成英语，然后在美国卖。”实际上不容易，很难的！要一本本写，还总要吸引读者的市场，能做到那一步也不简单，是很辛苦的差事！做什么都不容易，裘小龙（华裔美国作家）本来是个诗人，是上海老诗人卞之琳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他没教书，就靠写侦探小说谋生，现在在法国和德国的名声比他在美国名声还大一些。他一本本写陈侦探的故事很不容易，都写了六七本了！

　　南都：一个平均水准的作家，在美国收入到底应该有多少？

　　哈金：要是纯文学的就没准了，因书而异。一本书要是能卖万八千本，那就算很不错了，如果说两万本是很不错的，要是说畅销书最起码得十万本以上。

　　很多作家并不是每一本都畅销，而且很多人从来写不了畅销书。两三年写一本，大概能挣五六万或者六七万块钱，这样的话你这几年就靠这些钱活着，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南都：但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也在五万美元左右，而且是个稳定收入。

　　哈金：对，所以说写作不是那么容易的，想靠这个来挣钱是很难的。在生活上肯定不会很成功的，除非某一本书卖得非常好，那就可以了，一下子书的销路就上去了，但是以后你还得做好，做不好的话仍然不行。

　　何况，销路好不等于书就好。有很多书不畅销，但它是经典。你看英国作家奈波尔，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哪一本书都不是畅销书，没有一本书是。

　　诗歌：在美国诗人能活得很好

　　南都：在开始小说写作前，你做了很长时间的诗人。顾彬曾经夸耀在德国一个诗人能活得很好，瑞典人也非常喜欢他们的特朗斯特罗姆。在美国做一个诗人能活得下去吗？

　　哈金：其实能活得很好，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教职，教书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诗人在美国不可能靠卖诗来谋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诗集能卖一千本就很了不起了，所以诗人们都是靠教职来谋生。诗人要是出了两本诗集，就可以拿到教职，这样的话生活就很好。

　　有很多诗人生活不是一般的好，因为他们教书好多年了，工资也很高了，名声也大，实际上是很不错的。但是靠卖诗是不可能的，一本书顶多能挣两三千块钱。

　　南都：1986年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巴黎评论》上面发表诗歌了。

　　哈金：对，是在1986年底发表的。那时候我还是二年级的研究生，那时也不是很认真地要写作，只是说我的专业是修现代诗歌，论文都是做现代诗歌的。

　　最早我是用汉语写诗的，但我也有点三心二意的，从来没发表过，基本上也就扔了，也没收存过。用英语写那是第一次认真地写，以前是用汉语写，然后翻译成英文，没发表过。等我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给系里面寄了几首诗。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决定收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诗有一种节奏。收我做博士生并不是因为我写的论文有多好，我的论文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的论文。

　　南都：在美国可以因为写诗写得好而被接收做博士生、获得教职？)

　　哈金：对，前年我们还招一个中国学生，他写得也不错，非常感人。所以就因此给招了，我们觉得这个人心很大，很有眼光、有眼界。但是他读出来以后究竟能走多远，谁都不知道了，有可能会与众不同。

　　在美国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关键是得与众不同。当时我比较幸运，我的导师正好在招生，他是系里面比较重要的角色，自己也是个诗人。从一开始我读书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把写作放在第一位。”他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南都：这与国内是完全不同的。国内的规则是，做学生要分数高，搞写作要销量高。

　　哈金：是的，但这些与写作质量绝对不会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有好多人都是大诗人，你说他靠做诗人赚钱吗？不会的！乔伊斯写《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当年一本也没卖出去。不能说经典的就一定畅销，有的书可能畅销，有的书是没法畅销的。

　　文学：什么是当代文学的价值

　　南都：这其实牵涉到如何界定当代文学的价值的问题。乔伊斯如果在当代中国，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简直是疯掉了，但当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价值变成过去式，他的作品从当代写作进入现代写作的范畴，他的价值就开始显露出来了。

　　哈金：对，而且关键是他身边的朋友也像一般的人那么看待他。如果是咱们中国人，作家一本书都没卖出的话，那这个人就疯了，没人管了，可是像乔伊斯有多少朋友给他钱啊！完全是靠朋友接济的，而且生活得也不错。我的印象中，西方有一个系统，如果你真的是艺术家，你真的有才华，是不会让你饿死的。

　　南都：如果我们不以经济价值、发行量这样硬性的标准为标准的话，如何断定当代文学的价值？

　　哈金：首先，一个作家自己得有内心的定力。另外一个方面是，你的作品肯定要对前面的伟大作品有一种相应的关系。

　　南都：有一种呼应？

　　哈金：对，是一种呼应的关系，不可能一本作品就平地而起，那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作家写作，他最直接的读者可能是在他之前的那些伟大作家们。

　　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你认为自己写得很好，而且可能就是很好，但是身边的人都看着不好的情况。那就没办法了。

　　作家自己有时也是很迷惑的。比如说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就是麦尔维尔的《白鲸》，但麦尔维尔最后灰心得连校样都不改了，甚至到了要换个名字发表，不用自己名字的地步，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太臭了！那是多么伟大的作家，最后到那一步，就失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了、迷惑了。写出一个自己都看不准的东西，这种情况是有的。畅销？那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根本就不畅销，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愿意放上去。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