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不是钱玄同的催促，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许多年，进而言之，文学革命的成果也许会是另一种表述文本。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鲁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章太炎先生处听课，见面机会虽然有了，但却很少说话。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钱玄同读了《域外小说集》，认为“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

　　他印象很深，鲁迅为使翻译的文章更符合汉字的训释，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讨教，“以期用字妥帖。”这样，“《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

　　回国后，鲁迅在教育部供职，钱玄同则执鞭教学。1917年1月，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使它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陈独秀慕鲁迅的大名，很想让他加入《新青年》行列，写写文章，以壮声色。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此时，作为“愿意给它(《新青年》，作者注)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的钱玄同，已在《新青年》发表了很多战斗性的文章，他的文章风格独特，如鲁迅所评：“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文学革命是钱玄同和陈独秀所共同努力的目标，而让这个阵营壮大发展，又是他们的愿望和企求。

　　这一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震荡，面临如此多的变故，鲁迅失望了，沉默了，用他自己话说，“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的愿望。”

　　陈独秀想到了鲁迅，钱玄同更想到了鲁迅，因为，他对鲁迅的了解毕竟要深入得多。他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作人先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而鲁迅还没有文章送来，钱玄同有些急了，他说：“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即鲁迅，作者注)便常有文章送来”。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据周作人的记忆，钱玄同来绍兴会馆，也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S会馆，时间当在8月，一共来了三次。这天晚上，钱玄同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来到绍兴会馆，他的微胖的身躯刚一落座，脸上便沁出一滴一滴的汗珠。

　　钱玄同翻着鲁迅抄的古碑文，以不经意的眼光望着鲁迅，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当然清楚，这是他在邀自己“入伙”，为《新青年》写稿件。《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他俩当时颇有意味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被说服了，再也不抄古碑文，以笔作投枪，锋芒所指，当然是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它的意义就绝非是一篇白话文小说，而是周作人所说：“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显而易见，如果不是钱玄同的催促，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许多年，进而言之，文学革命的成果也许会是另一种表述文本。

　　鲁迅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自己是鲁迅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这个过程被钱玄同总结为尚疏、最密、极疏三个阶段。“头九年(民国前四年至民国五年)尚疏，中十年(民国六年至民国十五年)最密，后十年(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五年)极疏”。这种交往关系，既能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鲁迅，又能使他以一种超然的心境来认识鲁迅。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日期：2014年6月16日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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