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空缺，有人在“微博”上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评翻译奖，要中文好，外文———不止一种———好，我很怀疑有哪个‘评委会’能干得了这件事。”后来我去深圳参加评选“年度十大好书”，临时增添了推举“致敬译者”的项目，我也提出自己于此恐怕无能为力。翻译作品迄今仍在中国读者的阅读中占较大比重，即以深圳“年度十大好书”为例，每年译作总有三分之一，至于我个人则还要多得多。但我所能做的，无非是去买去读人家翻译出版的书，觉得好就读下去，觉得不好就算了，如此而已。

　　当然话说回来，觉得好坏就是一种评价。“译事三难信达雅”，如果不逐字逐句对照原著去看译本，我们这种普通读者说好说坏，除了发现明显的知识或逻辑错误之外，并不太关乎“信”，而主要涉及“达”和“雅”，也就是说，更多要求的还是译者的中文水平。“达”比较容易落实，有些译文不知所云，显然是这方面不过关；相比之下，“雅”就有点儿麻烦了。此以为“雅”，彼却可能以为“俗”，甚至“俗不可耐”。目下关于翻译的不少争议，尤其是报刊或网络上普通读者的言论，分歧多在这里。

　　从前因为《红与黑》的不同译本，有过一场争鸣。对比一下该书结尾的两种译法：“然而，于连死后三天，她拥抱着孩子们去世了。”（郭宏安译）“但在于连死后三天，她也吻着孩子，魂归离恨天了。”（许渊冲译）这是很有名的例子，“魂归离恨天了”几乎成为笑谈。我也在笑者之列，但有一天我忽然想：“魂归离恨天”不就是“去世”么，再看看其他译本，或译“离开了人世”（罗玉君、闻家驷），或译“离开了人间”（罗新璋），可知“魂归离恨天”并不错，不能说不“信”，假如把“信”理解为不同语言之间在某种程度内的一种对应关系的话。问题还是出在“雅”上。

　　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中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而这与《红与黑》的不同译法归根到底是一码事。藤井省三举过一个《挪威的森林》的例子：“玲子姐……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的地方刻意或慢慢地弹、或快速地弹、或尽情挥洒地弹、或敏感用情地弹……”（赖明珠译）“玲子……慢慢弹起巴赫的赋格曲来。细腻的部分故意慢慢弹、或快快弹、或粗野地弹、或感伤地弹……”（叶惠译）“玲子……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愁肠百结。”（林少华译）差别同样不在于“信”，而在于“雅”。

　　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当初周作人对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的看法：“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日记）有意思的是，林少华恰恰认为“必读的一部日文译著为丰子恺《源氏物语》”，推崇“译文鬼斧神工，曲尽其妙，倭文汉译，无出其右。”（《翻译是一种感觉》）

　　看来翻译有两路，其一是“直译”，其一则可称为“‘雅’译”，而显著的区别是后者特别爱用成语，“魂归离恨天”、“刻意求工”、“悠扬婉转”、“神采飞扬”、“愁肠百结”，都是这类句子。

　　这与我们用中文写作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此使用成语，实际上是把一种直接的、具体的、独特的体验，变成了“惯例”；有个成语，倒是正好拿来形容，就是“浮词套语”，哪怕这种浮泛的言词、老一套的话被视为“雅”。对比《挪威的森林》赖、林二氏的不同译法，前者能使读者身临其境，而后者总给人以“隔”的感觉。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景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

　　这种“‘雅’译”或“隔译”，受到不少读者欢迎。据说，“在天涯网的闲闲书话中，署名为李思行的网友认为，‘三种译法，高下立判，林译最佳。’网友thisyear称，‘林译版是比较喜欢和对味儿的。’”可见对于中文究竟怎样是“雅”，无论译者还是读者，理解不同，口味不同。这无法强求一致，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11年1月18日 作者：止庵（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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