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以恩年轻时和妻子的合影。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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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以恩，1928年生于扬州，毕业于上海俄专（上海外国语大学）后留校任教，著名翻译家，《列宁全集》60卷本定稿人之一。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首任秘书长，中国译协第二届理事，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等，专门研究翻译犹太文豪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现任《咬文嚼字》、《世纪》终审编委。

初冬的上海，已略有寒意，茅台路高层建筑上的那豆灯火，远远望去，有一种温暖的向往。满头银丝，笑容亲和，85岁的姚以恩，说起话来，总是停不下来。正如他所致力翻译的肖洛姆·阿莱汉姆笔下的“领唱人佩西的儿子莫吐儿”一样，絮絮叨叨的话语中，总是饱含着快乐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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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锦衣玉食之乡

少时经历颠沛流离

熟识姚以恩的人都知道，若是和他在一起吃饭，蔬菜之类的最好别点，肉食则是多多益善。已过耄耋之年的姚以恩，养生之法似乎异于常人，鱼肉尽管穿肠过，可若是多吃了绿叶蔬菜，反而会引起肠胃不适。

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从幼年起就养成的。从记事开始，姚以恩的生活堪称“锦衣玉食”，姚家是盐商之后，哪怕祖父、父亲都没有工作，还是不愁吃喝。家里也有长辈在东台开了盐业公司，支持过新四军的革命事业。作为长房长孙的姚以恩，又是极受呵护，顿顿都是食不厌精。“归雁鸣鵽，黄稻鲜鱼。”《南都赋》中的“鵽”，可是姚以恩儿时餐桌上的至尊美味。野外打猎的野鸭，秋季熬制的蟹油，寻常人家难得品尝的稀罕食材，在姚以恩看来都是平常。

姚以恩至今还记得，家里宅院深深，房屋足有百间之多。长辈们出门，专门有两辆黄包车候着。两位车夫，分别叫做小谢和福子。姚以恩最快乐的玩乐，就是坐在黄包车上，用脚蹬踏车上的铃铛，一路清脆，招摇过市。家宅附近有间百货公司，调皮的姚以恩曾骑着脚踏车，一下子撞碎了店面玻璃橱窗，百货公司的经理闻声而出，吓得连忙抱起他：“小少爷，吓着了没有？”

生活极尽奢华，却没有让姚以恩沾上富家子弟的恶习。相反，在学业上，他一直都是非常勤勉。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功课向来很好，他还拿出一份中学时所写的《国学笔记》，上面毛笔写成的蝇头小楷，工整有序，字迹清秀，姚以恩至今保存，还笑称这是一份“传家宝”。

可惜，随着日军的铁蹄踏上中国大地，童年的美好时光戛然而止。时局动荡，家里也从原来的打铜巷，搬到了糙米巷，家中的日用开支，也是一落千丈。因为长辈们没有工作，加快了坐吃山空的速度。16岁那年，姚以恩就只身来到上海“讨生活”。

经人介绍，姚以恩进了一家小型银行做练习生，生活当然没有那么讲究了，甚至连晚上睡觉的床铺，都是在营业厅里支起一张钢丝床将就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候的中国，安放不下一张酣然入睡的床铺。青少年时期的姚以恩，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上海的银行关闭了，就去了蚌埠、南京等地，四处谋职，只为一口饭吃。解放之后，他才又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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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艰苦不忘求学

参加国庆五周年国宴

就算是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姚以恩也没有放弃过求学之心。在各地工作时，只要是有些闲暇的时间，他都会捧本书在手，只有将目光和心情都沉积在字里行间，才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

当初报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时，姚以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轨迹的决定。对于当时的姚以恩来说，报考这所大学的最初目的很简单，其实就是有地儿睡，有饭吃，有学上，足矣。

学校里根据学员们的俄文基础，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在此之前，姚以恩并没有学习过俄文，但是天资聪颖的他，对于语言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天赋，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能用俄文写日记了，很快就从初级班，晋升进入速成班。

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件让姚以恩特别难忘的事情。1954年，他被派到北京俄语学院进修。因为中文底子好，主攻俄译中。也就是那一年，姚以恩和同学们，被授以光荣任务—在9月29日的国庆晚宴上承担翻译工作。当天，他们穿着制服，来到了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门口，远远就看到周恩来总理已经等在那里迎宾了。

好不容易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学生们特别激动，都想冲上去和周总理握手。但有人关照他们说：周总理接待外宾忙不过来，大家不要和周总理握手。于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崇敬地向总理点头示意，依次走进宴会厅内。当姚以恩走到周恩来跟前时，听到周总理说：“你们可以陪外宾跳跳舞嘛！”姚以恩停下了脚步，回了一句：“我不会”，周总理笑道：“小鬼，还不会跳舞？”

求学过程中，时任学校校长的姜椿芳，很快就注意到了姚以恩这位聪慧勤勉的学生，《文汇报》有一份《俄语周刊》，姜校长就让姚以恩代他去编，锻炼他的俄语水平。姜椿芳平时授课不多，但是他所上的翻译课，必定是学生们争抢着来听的。每当姜椿芳授课，都有一位女学生前来，就坐在姚以恩的同桌。她叫张茜，是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夫人。

没过多长时间，姜椿芳就被调往北京，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时，姜椿芳每次来到上海，都要找姚以恩陪同他去访问《全书》的编委和作者，甚至将办事处设在姚以恩家中。姜椿芳在北京筹建了中国译协，他授权姚以恩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翻译家协会，由姚以恩担任首任秘书长。

“在我年轻的时候，很幸运能遇见姜椿芳老师，他对于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做学问一定要精确客观，待人接物则要仔细周到，这些都让我获益匪浅。”姚以恩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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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俄字典》让苏联人购买

定稿《列宁全集》编列宁家谱

毕业之后，姚以恩留校任教。除了正常上课，他还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献的编译工作。编纂《汉俄字典》是一个耗时多年的文化工程，姚以恩参与其中，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文革”发生后，姚以恩被下放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因为身患冠心病，所以也没让他做过重的劳作。有一天，他忽然被从上海来的工宣队员接回了上海，也不说是为什么。到了上海才知道，是要他看《汉俄字典》的校样，因为他对于文字的认真考究，那是出了名的。

1977年，《汉俄字典》正式出版。因为质量上乘，前苏联就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汉俄字典》。

姚以恩所做的另一项重要编译工作，就是参与定稿60卷本《列宁全集》。和《汉俄字典》相比，这份工作更需要加倍的耐心。比如在列宁的很多书信中，人名并没有写出全称来，这就需要姚以恩大量阅读，分析信件内容，来确定收信人的确切信息。为此，姚以恩特地编写了《列宁家谱》，这对于研究列宁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在外文中，一些亲属都用一个单词来概括，如舅舅、伯伯、叔叔、姨夫，都是一个“uncle”。如果这样翻译，对于很注重家族关系的中国读者来说，必定是一头雾水。姚以恩就用《列宁家谱》理清了列宁的家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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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

被称犹太作家的中国知音

在翻译界，姚以恩被称为“犹太作家的中国知音”，这和他长年以来，一直研究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乌克兰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他的小说和契诃夫、马克·吐温齐名。而在中国，首先研究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的，就是姚以恩。

早在50多年前，姚以恩收到翻译家李俍民的信，邀他翻译《莫吐儿》。当时的姚以恩，从未听说过这部小说，对于“肖洛姆·阿莱汉姆”这个名字也感到特别陌生。然而，当他一口气读完该书的俄文版后，立刻被其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深深打动。读完小说之后，姚以恩立刻开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自己常常被文中的语言逗笑，有时又会伤感落泪，忽笑忽泣，不能自已。中文版《莫吐儿》出版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一股热潮，很多读者都被故事中的“莫吐儿”所吸引，来信纷至沓来，让姚以恩深受感动。

然而，姚以恩对于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研究并非止步于此，在1994年举行的“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姚以恩就以自己对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研究作了精彩演讲。此后，很多犹太人都知道了姚以恩，不断有犹太人来到上海，想要和他见面。在这些来访的犹太友人中，最让姚以恩难忘的就是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外孙女贝尔·考夫曼。她也是一位作家，来到上海后，她紧紧握住姚以恩的手，感谢他在宣传自己外祖父作品上所作的贡献。而姚以恩自己也曾出访过乌克兰、波兰、加拿大、美国等地，都是为了探访肖洛姆·阿莱汉姆当年走过的足迹。

去年5月，国内首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研究中心”在南京大学挂牌成立，姚以恩出任中心主任。在成立仪式上，姚以恩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夙愿，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个中滋味，说与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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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交往巴金钱钟书茅盾等人

姚以恩一直认为，若是说他把《莫吐儿》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如说《莫吐儿》让他结缘了很多朋友。其中，就不乏丰子恺、萧乾、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其中，和一代文豪茅盾的交往，也是始于《莫吐儿》。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姚以恩在徐家汇藏书楼查阅那些灰尘蒙面的旧报刊。他忽然在一份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百余字的报道。报道中写道：“现代犹太小说家阿尔秦，被人称为‘犹太的马托温’。这个阿尔秦的作品和马托温一样，思想也相像。”报道末尾署名为“P生”。报道中的“阿尔秦”和“马托温”，其实就是肖洛姆·阿莱汉姆和马克·吐温，这让姚以恩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的文字。

这段文字究竟是谁写的呢？姚以恩多年寻访，始终都没能搞清，但是他通过一些猜测，认为“P生”可能是茅盾先生。他尝试着给茅盾先生写信请教，茅盾回信才得以证实：“信上提到的‘P生’就是我。”至此，真相终于大白。

在姚以恩的治学生涯中，和很多大家都有着极为深厚的交往。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他的话来说，他和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写上一本书。

来源：扬州晚报 日期：2013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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