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庆祝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译协会刊《中国翻译》杂志特设“中国翻译界60年回眸”专栏，邀请外交外事、对外传播、教育科技等各领域的资深翻译家和学者撰写专稿，以期从一个侧面回顾、展现和审视我国翻译界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发展历程。中国译协网将陆续转载这些稿件。
国庆佳节快要到了。今年国庆非比寻常，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欣逢“甲子”诞辰，举国欢庆。个人也应该化点心思，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从1956年起，笔者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虽然中间做了十几年行政工作，却一直没有放掉翻译专业。时至今日，每每闭上眼睛忆及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从事口译或笔译，一幅幅难忘的画面依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帘。参加毛泽东主席著作翻译（当时简称翻译“毛著”）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幕。
一
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是西班牙语。1957年毕业后，又在外交部组织的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1960年11月，奉调到广播事业局，加盟对外广播工作。除了日常业务外，还参加了一些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的翻译，主要是翻译初稿。
1965年冬天，被派到吉林省通化地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翌年5月回到北京。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边专心致志地投入对外广播稿件翻译，一边稀里糊涂地被卷入革命大潮。听传达，看大字报，是是非非，越想越糊涂。正在苦于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对拉丁美洲广播部领导通知我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报到。记得是9月13日，我去到位于西单西斜街36号的中央编译局，从此开始参与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
报到后，才知道这项翻译任务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决定。
就时间而言，我参加毛主席著作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1966年9月至12月，翻译《毛主席语录》。
1966年12月至1968年9月，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于1962年翻译完毕，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1975年10月至1977年11月，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实际上，准备工作比我参加翻译的时间还要早，全部工作完成比我退出的时间还要晚。这个时间表说明，翻译毛泽东著作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个特殊年代。人们的生活很特殊，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革命、工作两不误”。思维方式也很特殊，甚至脱离了思维逻辑的常轨。
当时，翻译毛主席著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具体到西班牙语组，则是“向拉美人民传播革命思想”。作为如此重大的革命行动，自然需要调集各个单位西语业务尖子，以便尽快完成翻译任务。
那时候，西语干部队伍正处在成长期，大多数人只有二三十岁。能够称得上经验丰富的“权威人士”的只是个别人。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比较顺利地从各单位调集了30多名西语翻译；先后聘请了7位外籍工作人员，他们分别来自西班牙、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国。
“文革”一大特点是各方人士无休止的争论。从翻译《毛主席语录》一开始，就围绕着“由谁来掌握毛主席著作翻译权”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争论。争论具体集中在“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有人主张“权威不可少”，有人坚持要“发动革命群众”。争论自管争论，翻译工作还是及时开始了。
1966年年底，《毛主席语录》翻译基本结束后，12月24日，我们和其余20多种语言的翻译干部集中在友谊宾馆南配楼（当时叫“革命红四楼”）工作。开始翻译前，先自学“老三篇”，然后召开全体会，进行“小整风”。从28日起，每天连轴转，三班工作。
1967年2月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前几篇文章刚刚完成第一稿，个别权威人士就被调回所属单位接受“批斗”，只剩下我们这帮“小青年”。说句老实话，单凭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在两年的时间内，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按时完成《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70多万字的翻译任务，实在心中无数。
另外，这支年轻的翻译队伍也不稳定。一些单位时不时地要调回一些人到本单位参加运动，甚至接受审查或批斗。只是凭借着“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热情，我们才鼓起勇气，毅然决然地领受了此项翻译重任。
集中在友谊宾馆，意图自然是避免外界干扰。实际上，干扰一直不断。西语翻译界朋友来，说我们住在宾馆搞翻译，是“修正主义做法”；讲西语的外籍工作人员打着红旗，成群结队来，批评我们故意拖延《毛泽东语录》出版。翻译组内部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干脆搬到中央编译局新办公楼继续工作。4月3日，搬到编译局后，一直工作到《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翻译完毕。翻译第五卷的时候，社会秩序稍好一些，翻译组内人心相对稳定。全部翻译工作都是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完成的。
对我来说，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实实在在地经受了一场重大翻译实践的锻炼，对翻译的真谛开始有所领悟。
二
如果说在翻译的指导思想和人员使用上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翻译工作的实际安排上还是严格按照规律办事的。
我们把全体人员分成三个组，两个翻译组（基本上按照文章的难度和字数分配翻译任务）和一个资料组。每个翻译组又分为三个小组，两个组负责翻译初稿，另一个组负责定稿。资料组负责查询资料、统一译名等。
工作程序也十分严格，全书译文要到第五稿，才算最后完成。全部工序包括：第一步，每个译员领到任务后，翻译初稿。初稿交付翻译组，经过翻译组集体讨论完成二稿。第二步，定稿组成员分别审读二稿后，和外籍工作人员一起集体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拿出第三稿。等到一卷书的译稿全部完成后，交给外文出版社。在规定时间内，外文出版社退回长条。第三步，定稿组成员审读长条，再次组织集体讨论、修改，出来的是第四稿。第四步，将第四稿交付外文出版社印厂，打成清样。然后，定稿组通读清样，在特别必要的地方做些小的改动，就是第五稿。
应该说，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第二步则是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一步。在这一步，我们要毫不含糊地解决翻译中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正确理解原文。忠实原文是翻译的第一要义。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原文有正确的理解。翻译毛泽东著作，在理解方面存在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弄清历史事实。例如，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毛主席概括地讲述了许多历史事件。在翻译时，必须详细了解史实的细节，方能表达准确。一个是扩大知识领域。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出现大量军事术语，都是我们很不熟悉的。在翻译时，必须弄明白这些术语的含义以及西语中习惯说法，方能表达得当。还有一个是提高理论素养。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和科学判断。在翻译时，必须进一步学习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知识，加深对理论判断的理解，方能表达精确。为了解决正确理解原文的问题，首先,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翻阅卷帙浩繁的参考书和资料，查阅各类专门术语词典，甚至绘制抗日根据地分布图和一些战役的行军路线图。其次，参考英、法、俄语的译文。总的来看，这三种语言翻译组的组成人员年龄比我们大，翻译经验比我们多，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很有参考价值。第三，再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整理出来，提交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书面或口头答复。
第二是准确完成语言转换。完成不同语言的转换是翻译工作的本体。这种转换不仅涉及语言表达的内容，而且涉及语言表达的形式。只有兼顾到这两个方面，才能做到翻译的完美。回想当年翻译毛泽东著作，这是一项花费时间最多的工作。在定稿组成员和外籍工作人员集体讨论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翻译方案。往往为了一个词、一句话，争论不休，真正达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尤其是西班牙人使用的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人使用的西班牙语有一定差别，不同拉美国家使用的西班牙语也不完全一样。这就更加增加了采用哪个方案的难度。举例来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处，毛泽东使用了三个文学语言的精彩比喻，说明“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其中，头两个比喻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我记得，为了翻译好这两个比喻，我们在讨论中用去了上下午几个小时。即使如此，对最后采用的方案，大家仍然不是十分满意（主要是“站在”、“立于”没有译出来；“喷薄欲出”的译法远不如原文有气势）。毛主席是语言大师。在他撰写的文章中，不时出现古语、成语、谚语、俗语、土语、歇后语，甚至对联、戏曲唱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前三卷还有所不同，70篇文章中，有28篇是讲话、谈话，约占全书的40%。其中，不少篇章是记录稿。在编辑时，只做了技术性整理，保存了大量口头语。这些大都成为翻译的难题。譬如，“引而不发，跃如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杯弓蛇影”、“兵荒马乱”、“牛鬼蛇神”、“对牛弹琴”、“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等等。这些精彩的语言绝非顺手就能翻译出来的。有的还需要用注解加以说明。翻译到了这个层次，拿西班牙语来说，就必须依靠中国译员和外籍工作人员（尤其需要外籍语言专家）密切合作，才能研究出比较理想的翻译方案。
第三是符合西语规范。翻译的终极目的是沟通，让存在语言隔阂的双方顺利交流。因此，翻译人员不仅要忠于译出语，还要符合译入语的规范和习惯用法。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新闻、出版、广播都有对外传播的西班牙语稿件。限于译者的语言水平，加上赶稿时间紧促，不少译文质量不太高，的确存在“西语汉化”（外国人戏称为“pekinnol”）的缺点。翻译毛泽东著作，对译文质量要求很高。我们也力求克服“西语汉化”的毛病。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简单。首先，要避免误解。例如，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西班牙语里，“角”有两个对等词，一个是cuerno，另一个是asta。西语中poner los cuernos a uno 含义为给丈夫“戴绿帽子”。为了不至于产生误解，只能用asta。其次，要合乎逻辑。例如，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在翻译初稿中，曾经把“美国人”作为两个分句的主语。看似简练，实则不合逻辑。“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的“美国人”和“被我们吃掉”的“他们”，显然不是同一部分人。在定稿时，修改为“Los norteamericanos no podian expugnar nuestras posiciones y，al contrario，siempre vieron aniquiladas sus tropas。”这里使用的是翻译技巧当中的加字法。第三，发挥西语的长处。例如，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有这样一句话：“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在初稿中，将“放马后炮”译为“dar consejos despues de consumados los hechos”。意思也对，形象韵味全然失去。定稿时，改为“venir con el consejo，luego de ido el conejo”。这个译法脱胎于西语谚语“El conejo ido，el consejo venido”。既符合原义，又保留了形象意味。至于分析汉语和西语各种词类特性的差异，更是翻译中时时刻刻需要注意的。比如，西语有冠词，名词有性、数，动词有复杂的时态、式。这些都是汉语中没有的。西语若干形容词置于名词前后，表达的含义有区别。一不留心，就可能造成误译。
在翻译工作中，定稿显然是关键环节。这样的认识绝对没有否认其他环节重要性的意思。特别是在集体翻译的时候，全部工作环环相扣，缺了哪个环节都不行。比如，资料工作。在毛泽东著作翻译组里，资料组成员十分辛苦。他们要仔细阅读全部译稿，反复核对各组译稿中是否存在相互矛盾的处理。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1967年和1968年西班牙语翻译组共同议定的各项规格统一的规定。其中包括“普通用词”、“军队番号”、“币制”、“公元、年代、年号用法”、“大小写”、“拼音”、“常用标点符号”、“注释”，等等。还有一些词语的统一译法。这些都是当年资料组综合大家意见整理出来的。如今，有些翻译人员为了抢译畅销书，不惜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分段翻译，又不安排人做统一工作。结果是人名、地名各有各的译法，文字风格千差万别。看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译风，更加感到资料组工作的可贵。
再比如，西语组只有一名打字员。每篇译稿都要用八开纸打5遍。换句话说，上百万字的文章，她的工作量就要乘上5倍。而且，为了赶上各组使用，无论多么晚，只要修改稿（有些稿件改得很多，辨认起来相当吃力）一出来，马上就得加班加点，辛苦程度不难想见。
三
到今年，参加“毛著”翻译过去40多年了。当年的年轻翻译有的成为各级行政领导，有的做了驻外使节，多数人已经年过“古稀”。据我所知，不少人退休后又回归本队，还在从事翻译或者和外语相关的工作。“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老夫子的名句能否代表诸人目前的心情？真想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回忆那些难忘的时光，畅谈此时此刻的心境。
想想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我以为，有很多值得思索的东西。60年代，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月领取49元工资，转正后可以拿到56元。大多数人的工资止于62元水平，一直延续了20余年。参加毛主席著作翻译，不论寒暑，不分昼夜，天天加班，分文不取。译著出版，一律不署名。可以说是无名无利。尽管有些感叹（记得有人口述过一幅对联：“四卷红书，满头白发；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干起工作来，仍然充满干劲，心安理得。生病了，不肯休息；地震后，仍然不忘到办公室看看。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标志着时代进步。然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思潮也统治了相当多人的头脑。提倡奉献精神应是治世良方。
翻译毛主席著作，想的、讲的是“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干的还是翻译业务。说大话，吹牛皮，全都无济于事；要的是真本事，是高度责任心。尽管每个人语言文字水平有限，逢到争论时，人人各抒己见，直到经过反复协商，研究出最佳方案才肯罢休，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
当前，浮躁之风随处可见。为了早出成果，搞研究，浮皮潦草；做学问，马马虎虎；写文章，草率从事。有的学术研究人员不甘寂寞，选择了“学术明星”的成名得利之路。甚至为了某些个人利益，个别大学校长居然干起了抄袭勾当，丢尽知识分子脸面。大力倡导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发扬前辈学者“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实为当务之急。
四年半中，翻译工作相当紧张，生活却非常愉快。编译局曾有一座精致的小花园，园中有一汪湖水。几乎每天早上都有人在湖里游上十来圈。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游泳。后来，还在八一湖参加游泳比赛。此外，我们曾经到北京郊区参加麦收劳动，抽时间游览香山，晚饭后光顾近处的游泳池。总之，紧张之余，其乐融融。
参加“毛著”翻译，机会难得。不要说“一事无成”，能为国外读者和翻译界后来人提供准确的译本，即是莫大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国翻译工作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新闻等所有领域对外交流方面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都能随时随地看到各个年龄层次的译员的身影。
愿今日活跃在翻译领域的同事们牢记翻译毛泽东著作时培养成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图名利的高尚品德以及和谐共处的人际关系，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来源:《中国翻译》
[作者简介]刘习良，原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译协会长，西班牙语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