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满族，北京人。1923年出生，1942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后借读浙江大学(贵州)。1947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0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留学生讲授汉语，并从事翻译。退休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教授。2014年3月16日逝世。已出版主要译作有德译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剧本《丹东之死》，英译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密使》《长眠不醒》及《动物农场》等。
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与毛姆和格林二人连在一起，犹如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或者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投身翻译六十年，译介欧美文学。傅先生为人所知的成就固然在他的外国文学翻译，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也是一部传奇。
喧闹的北京城有个安静的去处。避开新街口的车水马龙，沿着人来人往的赵登禹路轻轻一拐，走进一条名叫四根柏的胡同，很快就到傅家小院了。胡同其貌不扬，小而简陋。若不是因为来拜访小院里的傅惟慈先生，我不会驻足，更不会注意它如此安静，静到一只鸟从屋檐下飞过都触目惊心。胡同里的光阴如同谁家青瓦上的杂草，自在生长，每日迎着东升的太阳，在风里絮絮自语。
那些春来秋往的午后，傅先生都会坐在他那满是花草的小院里，备好茶水佳肴，迎接年轻的年老的、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们。院子里的桌子拼起来，简易的椅凳随意摆开，女儿们把自制的中餐和西餐摆上桌，角落里烤串的炭火烧起来，于是满院飘香，于是红酒啤酒茶水都满上，欢声笑语也满满的，溢出了小院。来这里的多半是文化圈里人，彼此相识不相识都能聊上几句翻译或者文学。畅聊很尽兴。直到起风的黄昏，树叶飘下来，灯光亮起来，宾客稀疏起来。热闹过后，留在记忆里的，是欢快的宁静。那些回到喧嚣生活中的朋友们，会记得这片刻的自在，惦记着不久后还会重逢。
傅家的院门总是敞开的，朋友随便来，随时走。聊得起劲，一起吃顿便餐，客人不觉得拘谨，主人不觉得怠慢。高兴就好。
春又来的时候，傅先生走了。他突然到另一个世界游荡去了。一直天真地以为这个有趣的老人会一直陪着我们。我们竟然忘记了他从来不肯停下脚步。
脚下如有风
他一生都在向往外面的世界。
孤寂的童年，被父亲囚禁在老北京庭院里，背古书、临字帖的记忆如此难忘：
“长昼寂寂，我竖起耳朵聆听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各种音响。卖奶酪和果子干的小推车，走进胡同里来了。车轮吱吱呀呀地由远而近，最后停在院墙外边。卖果子干的老武头拼命敲击两只小铜盏，声声敲到我心坎上。后来小推车走了，我又听到一阵阵鸽哨的声音。一群鸽子在不远的地方往返盘旋，哨声一阵松一阵紧。低飞时，连鸽子扑动翅膀的声音都清清楚楚传到我耳朵里。我欠起身，伸长脖子向玻璃窗外望去。我看到的只是一块被遮断的方方正正的蓝天，蓝得叫我心里发空。”
“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他的命运是卑微的我不能左右的——祝愿与诅咒都毫无用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这样威力无边的势力。”
他一生都在与这种力量抗争。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当时他是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学生。正是被青春晃得睁不开眼睛的年纪。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流浪记》强烈地吸引着年轻的心，这个怀揣着文学梦的青年，“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
早在入大学前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
“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了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辆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学校里的地下工作者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再换乘支线去沁阳，到洛阳，后又辗转到西安、重庆，再到贵州永兴，终于投奔到因战争迁至那里的浙江大学。一个内地流亡学生的辗转逃亡路有许多惊心动魄，他却总能找出乐趣来。“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山间空无一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的世界。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途中在重庆大学困居，遇到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走进放映厅。电影放映期间，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了脑后。”
回到校园生活一年多，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他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1945年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人员进驻中国，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师考取译员训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其中就有傅惟慈。接下来，青年军士兵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就在马上要奔赴战场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消息传来没几天，我参加的战斗组织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战争空耗了青春，却不想，辗转求学中英语水平的提高和偶然习得的德文，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场远行。
他说：“年轻时有过不少荒唐想法，一个是想当作家，另一个是想做流浪汉，浪迹江湖，玩味一下生活于其中的大千世界。十八九岁的时候，背着行囊，离家远行，多少是受这两种想法支配。年纪稍长，思想渐趋现实，才明白人生仍以温饱为第一要务，只好缩回乌龟壳，寻一份稳定工作，当了一辈子教书匠。虽然如此，小时候犯的痼疾，似乎并未根除，没有才气当文学家，退而求其次，于批改学生作业之余，我开始译书。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
译笔藏万军
德国作家格林所以把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逃避之路》，是因为“不论我到各地旅行还是执笔写作，其实都是一种逃避”。对于格林在中国的知音傅惟慈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踩一段钢索，战战兢兢，唯恐栽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运动又来得那么频繁。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活儿(正业之外)，打扫不完的卫生，且不言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他只觉得自己这个小齿轮随着一架庞大的机器无尽无休地运转。他不甘心只做机器，不甘心总受外力推动，他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之后，我常常自己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偶然间，我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的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
从“反右”到“文革”，傅惟慈曾无尽无休地受到批判，原因在翻译了几部德国文学作品。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在“大跃进”前后和“反右倾”运动间隙中偷时间译出的。后来的翻译家杨武能说，这部书翻译水平之高，使得“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亨利希·曼的《臣仆》，傅惟慈着手翻译不久就赶上“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完成时“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快临头，稿子一直在出版社搁置了十余年才见天日。在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月中，要认真译一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只能在风浪的间歇中偷一点时间，另一方面又惧怕舆论的压力，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他把要译的书籍拆散，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窥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
“文革”前后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他与董乐山等老一辈翻译家，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他说：“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
“文革”来了，一切事情都出了轨，他的小小的翻译事业自然也翻了车。一搁笔就是十年。
噩梦过去，“我同不少历劫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居然活过来了。我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逐一消失了，便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一本天主教徒作家质疑教义的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一个灵魂永不安宁的天才画家的故事《月亮和六便士》，几部伴随我度过‘文革’中苦难岁月的惊险小说。直到1990年，我还和老友董乐山共同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据说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很难再版了。我的翻译生涯至此已近终结。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不再玩这一文字游戏了。”
牌戏人生的乐趣
印象中，每次见傅先生，他都声音洪亮，谈兴很浓。来客总会不由自主跟着他的话语神游。沉默的间隙，猛然发现，他高大的身架陷在椅子里，有些别扭。两条长腿、一双大脚委屈地缩在那里，衬得桌椅那样小。只在告别的时候，他才费力站起来，送你几步。这双曾经满世界溜达的大脚，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
常去做客的朋友说，这些年几乎是眼见声如洪钟高高大大的傅先生，一点点衰老下去的。生死并不是他畏惧的。女儿说他是个“坚决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惧怕形神的消散。2007年的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医疗研究机构接收公民捐赠遗体的消息，立即与老伴一起跑完各种复杂手续，签下了遗体捐赠书。他对女儿们说，醒不来的那一天，直接找车拉走了事，不用举行任何仪式。
聚会中，那些“老愤青”们同他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小“粉丝”们一脸崇拜围坐他身边。人们只感受到他智慧的光环，很少留心，他在什么时候坐在角落里沉默，或者回到了屋里。那是他疲惫的时候。
晚年的傅先生其实一直在与时间和衰老抗争。那是他一个人的战争。
他是中国最老的背包客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旅行概念的时候，他已经利用教书之便，漫游欧洲了。甚至在82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大街上骑自行车穿行。在中国，他喜欢一个人，背着小包，寻找人烟稀少的所在。或是僻远的乡野，或是一个边贸小镇，常常随遇而安，只根据兴致所至。那时候他扛着一个胶片机，浪费了许多胶片，也拍了一些行家颇为赞赏的照片。他把那些异域的天空，偏远的街巷，古老的画面都冲洗出来，挂在屋里抬眼就可以望见的地方。
2009年摔坏了胯骨，八十多岁的人了，动手术见效快，却很危险，医院建议回家吃药静养。女儿们明白，这就意味着他接下来的日子将要在床上度过，这对于一生追求自由的老父亲来说，无异于一种囚禁。冒着风险，女儿们签字，把父亲送上了手术台。
手术很成功，87岁的傅惟慈又站起来了。天好的时候，兴致来了，他会骑着电动三轮车上街，逛胡同，逛后海，甚至一个人跑到前门。我猜想，他倔强的白头发肯定在风里自由地欢呼。但是我永远不知道这些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想起七八十年前，在后海的祖宅里，被父亲关在书房里读“子曰诗云”的童年?或者想起穿越大半个中国寻求自由的青年时代?想起曾经走过的那些偏僻荒野和异国文明?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沉醉在自在出行的快活里?无论如何，他的双脚仍然没有束缚，他的世界没有变小，真好。
他一直保持老派文人看报的习惯。家里订的报，他要第一个拿来看。看到有趣的新闻，还要讲给女儿听，喜欢的文章，甚至兴致勃勃地念给她们，好像女儿还是当年那个读书的孩子。许多没有客人来访的日子，他总忍不住唠叨自己年轻时那些“老皇历”。
他对一切新鲜事物好奇。iPad迷你上市，他买来玩，听说有好书，他找来看。遇到喜欢的，从不吝惜夸赞。前两年喜欢上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自掏腰包买了一二十本，逢人就推荐。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好声音》看上了瘾，买来光盘，一期一期地看。有时朋友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叫上朋友一起看。这个爱好古典音乐的资深老乐迷，对流行音乐并无偏见，如同他的翻译既有严肃文学，也偶尔涉猎通俗小说一样。也许他从中看到了百味人生，也许这是他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是他唤起正在被时间侵蚀的生命热情的努力。无论如何，女儿们说，这个热闹的节目，傅先生看得很快乐。
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去年年初见他时，他高兴地念叨，这一年有三本新书出版：新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增订本《牌戏人生》和《傅惟慈译文自选集》。一本是曾为他赢得声誉的德语译作，一本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本是他翻译道路的回顾。《傅惟慈译文自选集》需要核对样稿，体力不济，他不服气，拉上女儿来帮忙，一个人念原稿，一个人核对，累了交换一下。在这被迫的朗读中，女儿发现原来老爸的文字这样生动迷人。
客人来了，女儿们觉得轻松，因为不用听他唠叨那些陈年往事，不用因为心不在焉而惹他不高兴。她们对眼前的他太熟悉了，以至于对他的过去提不起兴趣。客人们却不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候，陷在椅子里的傅先生是快乐的。他声音明朗，谈吐有趣，思维敏捷，很容易让人忘记他的年龄，忘记他会疲惫。他也乐于忘记这一切。朋友们的来访，是他与这个世界联系的重要部分，他们带来的消息，仍然开拓着他思想的疆土。走天下路，结交天下朋友。这一习惯似乎在他二十几岁闯荡世界时便已形成。过完九十大寿这一年，他从街上“捡”回两个朋友。这夫妇两人从门前过，被傅家院子里的花草吸引，驻足张望，傅老招呼他们进门，于是成了朋友。后来夫妇二人又带来一位爱好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谈起德国，他的思绪又回到那些他曾经用脚丈量过的街道，回到魏玛的歌德、席勒像前。
因为喜欢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话：“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傅先生在《牌戏人生》里，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他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的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
来源：人民网 日期：2014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