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面世了。封面上印着“耿济之遗译”五个字。
■赵修慧
近日收到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寄来厚厚两本书，它们是耿济之翻译、陈逸重译的《罪与罚》和《死屋手记》，每本书的书脊上方印有“耿译俄国文学名著”这个我极熟悉的丛书名。这个丛书名是我的父亲赵家璧在1941年与耿伯伯商量后决定采用的。
赵家璧一生编辑了多部丛书，有以公司名命名的“良友文学丛书”、“晨光文学丛书”； 有以内容命名的如“现代散文集”、“美国文学丛书”；有以表现形式命名的“图画知识丛刊”、“苏联名家画集”；也有以售价命名的“一角丛书”。他的这些命名方式也为各家出版商惯用。而“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则是国内没有出现过、由他首创的丛书名称。后者出版后得到社会的赞许，不但一版再版，而且在改革开放后，以同样的编辑方式又出版了四辑，使大系的总量达到一百卷；然而，以耿济之命名的丛书，当年他们也决定出版十卷，可是，1941年5月出版了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出版时书名简称 《家事》）；1941年11月出版了陀斯妥也夫斯基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上册后，因良友图书公司被日军查封、歇业，这部丛书再也没能完成，成了赵家璧终身的遗憾。
耿济之先生，1899年出生于上海，比赵家璧长九岁。赵家璧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经常读他的文章。耿先生是他的前辈。在赵家璧步入文化圈时，耿先生已远离祖国，在驻苏联领事馆工作。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知全赖郑振铎的联络与介绍。
郑振铎与耿济之是好朋友，他们两人年龄相差一岁，1917年耿济之是北平俄文专修馆学生，郑振铎在铁路管理专修所上课。五四运动爆发时，两人皆成了所在学校的学生领袖，此后，他们在陈独秀指导下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和《人道》两个刊物；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今雨轩”成立时，选举干事两人，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显然，研究会的成立他俩出力最多；这年他们还合作翻译了《国际歌》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耿济之在1918年，学生时代就开始翻译苏俄文学作品，他的第一部译作，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中文名《旅客夜谭》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此后，不论是在担任驻苏使馆领事、秘书、代理大使等公职期间，还是回国休假时刻，为了向国人介绍苏俄文学，他总是利用点滴空闲，伏案翻译，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以至落下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赵家璧在1936年筹备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时，郑振铎非常支持，他认为翻译文学、特别是介绍来自苏俄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的新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向赵家璧推荐耿济之担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中《俄国短篇小说集》的编译者，并介绍赵家璧第一次与耿济之通信。耿济之得赵家璧信后欣然同意担当《俄国短篇小说集》的编译，立即找到戈宝权先生合作。他们研究后，选了二十位作家的作品，决定凡已有中译本的，尽量采用，由赵家璧选购已出版的书籍寄到苏联；不足部分，两人再分头补译，最后由戈宝权定稿，交给耿济之，由他撰写导言寄回国内。“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共十册，在1937年7月《良友画报》上刊出广告，说明8月25日出书，孰料，8月13日，日寇在上海闸北区挑起战争，良友公司身处战区，被炮火摧毁，正在印制中的此书，也胎死腹中。不久良友公司也宣告破产。
此时，耿济之正在海参崴工作，因中日战争正酣，公务繁杂，他原有的高血压病病情加重，医生劝他长期休养，他决定由香港转往重庆，孰料才到香港，心脏病又发作，只得返回上海长住下来。当赵家璧在郑振铎家里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不但体弱多病，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而且上有老父、下有五个儿女，还要负担弟弟（勉之、式之都是俄语翻译家）的遗属，米珠薪桂，真是度日如年呀！朋友们对他的处境都深感不安。当时，赵家璧也失业了，先是在一个中学谋到一个行政职务，后来又到《大美画报》当编辑。他们三人同样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时一起谈谈心里话，也有时找一个小馆子放松一下。
1939年1月，改组后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成立了，赵家璧当上了公司副经理兼总编辑，这时他与郑振铎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现在有办法，为朋友耿济之翻译作品的出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他们考虑的，不只是为他出一本书，而是要为他订一个长期的规划，出一套书，让他安心译事，不愁生活。于是，他们一起走进亨利路上耿济之的家中，告诉他这一建议。耿济之听罢，马上拿出了自己早已落笔写成的 《高尔基全集》翻译计划。那天他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久，他们得知上海另一出版社也有同样的计划，于是他们再次商议，决定另选十部旧俄名著，分五年陆续出版，统一编排、统一封面设计，每册二十万字左右，取名为“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第一种是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家事》）于1941年5月出版；第二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著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出版时书名简称 《兄弟们》）在1941年11月出版。当时“孤岛”上海，进步出版社所存无几，有分量的翻译出版物廖若晨星，此书出版前，赵家璧请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傅东华各写几句向读者推荐的话。茅盾写道：“这是一部世界名著，无论如何是中国人应该一读的，对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部书在技巧方面的助益也绝不容低估。现在由耿济之先生从原文译了出来，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耿先生以前光辉介绍的事业，保证了这中译本的《兄弟们》是一部权威的翻译。”当时，茅盾已在内地，得到内地同行前辈如此的评语，让孤岛内的同胞感到分外的欣慰。但此书《上册》出版后仅一月，12月8日，日本又发动珍珠港事变，同一天侵入上海的租界，苟且偷安的“孤岛”上海从此又陷入苦海，街上尽是日本兵和铁丝网。十八天后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被日本宪兵队查封，“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当然也不能再继续出版了。
日军占领下的日子，真是惨不忍睹，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物价飞涨，百姓生活无以为续。更可怕的是，日军以强化管理为名对百姓实行“保甲制”，进步知识分子更是他们迫害的重点。郑振铎从静安寺庙弄迁出，隐姓埋名寄住在现湖南路一个偏僻的小巷里避难；耿济之因为“良民证”上写的是耿孟邕，才在搜查时逃过一劫； 赵家璧被公司内部意欲与日本合作的人请去会见日本人，企图让他拿《良友画报》去宣传“日中友善”。几经周旋，他才得以用宣告公司歇业的方式，暂缓危机。但是，上海已无他的生存之地了，他决定只身逃往桂林，重振良友公司，为抗战文化事业贡献微力。临行前夕，郑振铎与耿济之为他饯行，郑振铎多喝了一点酒，情绪激动，满脸通红地大骂汉奸文人；耿济之说话很少，愁肠满腹，今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呀！
赵家璧到桂林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重新启动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第一批用土纸重印的“良友文学丛书”中，就把耿济之的《兄弟们》列入，先出第一分册。不久，湘桂战争发生，良友公司再次被毁。1945年春，良友公司又在重庆复业，短短半年的营业期间，只出版了茅盾作 《时间的纪录》一书和《日本投降纪念画片》一套。抗战胜利后，他满怀信心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计划再展宏图，当然也要继续出版“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孰料，那个企图同日本人合作的家伙，又使尽计谋，控制了良友公司的大部股权。赵家璧怀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忍痛结束了良友图书公司。郑振铎了解前情，支持他的决定，给了他极大的勇气。
抗战胜利后，耿济之在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任职，郑振铎告诉赵家璧说：“济之在上海期间，每天抱病坚持为开明书店译书，而且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下半部也默默翻译完毕了。”听到这里，赵家璧满心愧疚，朋友抱病译出的文稿，因良友公司的变故，又塞进了抽屉，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再次远去东北奋斗！那时赵家璧真是爱莫能助，徒唤奈何，只能写一封信寄给耿济之，告诉自己的行止而已。
1946年冬，赵家璧与老舍两人合资创办的晨光出版公司成立了，他用老舍的两部《四世同堂》和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四本书打开局面后，立即想到要把耿济之应他邀约、在日军铁蹄下花了几年功夫翻译成文的这部百万余字的长篇———《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出版发行。当时内战烽火燎天，百业凋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耿济之在东北的微薄的薪俸依然无法解决一家的生计。回上海后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再次去东北。在沪期间，他答应将《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分成四册，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赵家璧遂将清样分批寄到沈阳，请他自校。他一字一句校读得那么仔细，每个字都写得清清楚楚，让赵家璧对这位前辈的认真精神肃然起敬。不料，清样没有校完，1947年3月4日，译者突发脑溢血逝世，最后一批清样由邮局退回。赵家璧手捧清样不禁潸然泪下，他最后几天还在读清样呀！还在翻译 《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呀！他一直生活在贫病交迫之中，他留下的译作有二十余部七八百万言之多。耿济之先生真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典型！
1947年8月，《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分印四卷，内插许多名画家的插图，放在一只护匣中面世了。封面上印着“耿济之遗译”五个字。
郑振铎为此书写了序言，王统照等朋友写了书评，赵家璧虽然完成了此书的出版与发行，但挚友生前未见全书问世，仍是他终身的遗憾。
1979年赵家璧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怀着发掘故友遗作的梦想，打听到耿济之的遗属还住在上海原址，便前去拜访。房子还是从前的样子，以前三人促膝谈心的台子，也就是济之伏案写作的写字台，仍放在卧室窗下原来的地方，但原来的路名———享利路，现在已改为新乐路，弄堂名也换了。风景虽然依稀，他与两位挚友却已是天上人间两重天了！耿夫人已八十多岁，记忆力甚好，赵家璧问起前辈的遗稿和存书，耿夫人喟然长叹：“‘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躲在小女儿家。运动中儿女们都是要向造反派交待父亲历史的。留在上海的二女儿，胆小怕事，虽未抄家，也像一些知识分子子女那样，把家藏的中外图书如废纸一般卖给了收破烂的，那一大包父亲遗稿则付之一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980年，赵家璧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怀念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一文，纪念挚友。1981年耿夫人钱福芝来信告诉赵家璧一个好消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了。”这虽让赵家璧感到一些欣慰，可是，他曾许诺的十卷本“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已无力使之实现了。
此后，耿夫人曾带着长女静芬和外孙，到赵家拜访过。赵家璧对他们谈了有关“耿译俄国文学名著”的一些往事，没想到这些话给年幼的外孙———陈逸留下了深切的影响，以至于他在七十年后重译出版外祖父遗作时，沿袭了这个旧时的丛书名。我想家父地下有知，一定会对他见过的小胜，刮目相看、赞不绝口的。
新版“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第一本是《罪与罚》，而当年两老规划的丛书中并没有此书，为什么呢？耿济之先生从1929年起，耗时两年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工作，于1931年把书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可是，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闸北，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耿伯伯以为商务遭此大劫，书稿必已无存，曾对赵家璧等朋友说：“将来一定要重译《罪与罚》。”可是，天公不作美，没有给他以时日。人们都为此叹息不已。孰料，2009年陈逸先生在整理外公遗著时，得到台湾朋友寄来的一张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耿济之遗著清单，上面赫然列出了书名《罪与罚》。而且，自1968年至今，先后已有江南出版社、学海书局、远行出版社、远景出版社四家出版企业出版，其中远景出版社已出了八版。可见台湾同胞对这部世界名著的热爱。那么原译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陈逸先生到台湾去询问了商务的老人，他们说：王云五（原商务经理）当年把商务搬到台湾时，运去了不少书和书稿，因为有不准出版任何留在大陆作家作品的禁令，所以直到七十年代解禁后才大量出版。又有人说：日本轰炸上海时，该书第一卷已排好付印了。至于在整个公司被炸毁时，此书怎么逃过此劫的，谁也说不清。毕竟已是八十年前的事了！也许是天随人意，怜爱读书人吧！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14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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