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在1月30日读书版上刊发的魏斐德夫人、旅美华人梁禾的文章《权力与意志——从〈间谍王〉、〈红星照耀上海城市〉等著作谈起》，受到委员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梁禾女士既是著名翻译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她的文笔细腻、生动、优美，本刊本期特邀她再推出近作(原题为《家》)，请读者伴随着她的回忆，对魏斐德——这位中美文化使者的晚年再做一次深入的了解。在本文发表之际，梁禾女士说，她的家欢迎来自国内的朋友，因为魏斐德的一半也属于中国。
斐德的世界没有疆界。他自小随全家航海世界，旅居世界各洲。成年的他也是五洲四海，居住多国多地。对这，他已经习惯，他甚至喜欢长住海上。我们在荷兰莱茵河上看到一些人家常年住在水上，他们用来当做住房的是一条装备俱全，布置得舒适甚至豪华的船。高兴时停泊靠岸，在星空下河水的叮咚晃悠中入眠；兴致一来，扬起骄傲的风帆，乘风破浪，航行在这条流经多国的长河上。斐德说，他喜欢这样的生存:无边无界，自由辽阔，变换叵测。
而我，当爱情有了真正归属之时，便向往一个温馨可意的家。我这代人自觉经历过太大的社会变迁，太频繁的地理更换，于是想要一个坚实的避风港湾，一个拒风浪艰险于千里之外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温暖天地。
我们恋爱的时候，一位好心的女友对我说:“与他恋爱真令人羡慕，可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他连房子都没有！”更有一些不知情的人会说:“啊，这下他的房子也属于你的了。”这份实惠眼光，是常人心态。一位芝加哥大学被我当做智者的老教授有天对我感叹:说到底，人生幸福有两大要素，一是做份自己喜欢的事，二是有个可意的家，天下如此。这话我很听得进去。也就是说，人得占有两个理想的空间——精神的和物质的，生活才能称得上如意。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下旬的上海，在那里生活了20来年。直到我离开上海，我家一共住过3个地方:余庆路、康平路、广元路，这三条路，一条与另一条相连，加上我上学在天平路，于是就在同一街区里沿整个马路方块转了一圈。“文革”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房子——家的物质形态——的历险。我们街区里的很多住家，包括我们的住房，都反复经历过“抢房子”现象。那阵，一些工人阶级及类似红五类家庭，因居住困难，就用公家的大卡车载着家什，势不可挡地开进这一带，停在某一座房子前，破了门，闯进来，直冲某间屋子，扔出里面的东西，换上自己的，就这么长期住下了，直到90年代城市的住房形势有所改变。那些活生生的记忆保持至今，甚至记忆里还烙下这么进来的一家住户在厨房里永没个完的切菜剁板声和炒菜油烟味，使我对这些声响和气味终身忌讳。
“文革”后，上海各单位开始给一些政治上、业务上够条件的人增配房子。我们对父亲说:你太够条件了，快去单位要啊！那时能得到增配房子，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是得到认可的标记。一些熟人见面后，忍不住都要问:你家增配到房子了吗？回家告诉父亲，并联合了姐妹兄弟向他连连进谏:赶紧找领导要房子，否则我们都要没面子了！可父亲恰恰觉得自己堂堂一个知识分子，历来以国以公为重，为自己的私事找领导，去开口要房子，那才是让他彻底没面子的事情，便怎么也做不出来。等到后来连妹妹都因为干部身份给增配了房子(我已经离沪)，父亲才觉得大概可以试试。很快，他得到一个单元，但意义已经不大，我甚至都没进有去过。
到美国后，我一直在校园里生活。学术生活也是动荡多变，很少有人一下子在一个学校“定终身”，加上出国访学进修什么的，就没想到要置一个住房，还觉得有了房子会累赘:不在时，让谁看管？或者，我为何要把自己“拴”在地球的某一点上？凡此种种，不知是因为没有房子的自慰，还是没有归属的体现。
斐德因为当作家的父亲成功，从小住惯了公馆别墅，他对房子比较淡漠。我第一次走进他的住处，对他简单得几乎空旷的居住感到意外:客厅里摆一张黑皮长沙发和前面堆满书刊的咖啡桌、吃饭用的圆桌、看书用的皮躺椅，再加影视音响角落，如此而已。卧室和书房也是仅摆设了最必要的物件。但他这简单里却透露出一种人对物质的居高临下，有随时可一走了之的自由与大气，我从中觉出他精神的豪放。你跟他在一起，物质世界自然逊色，他的丰富生动开拓你无形的精神世界。他把你带入一种境界，在其中物质存在会自动贬值。
我们当时在旧金山海湾大桥边的一个叫做“海湾村”的地方安家。这个家虽然保持了简洁的原则，但被我精心布置得温暖可意，我们在那里度过幸福的时光。我们在那里共同庆祝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前大半是在写作中度过。我俩面对面地坐在客厅的大长方桌上，噼噼啪啪地在各自电脑上写作。窗外是阵阵的鞭炮焰火，海湾桥的节日灯火照进我们宁静的客厅。夜深了，我们写累了。
“走，我们看灯去！”斐德提议，去看船坞区的彩灯——那里是旧金山最富裕美丽的别墅区。
那是多么温柔美丽的夜景呵。夜深人静，空气湿暖，船坞区幢幢美丽的私家别墅，装点了神奇美妙的彩灯，犹如童话世界的梦。穿过巨大的玻璃窗，能看见里面豪华气派的装潢摆设。我让斐德放慢车速，起劲地观赏这片富裕美丽。“好看吧？这里的节日彩灯最有特色了。”他温和愉悦地说。
我感慨起来:斐德原本也能过这样的生活，可他选择了清苦的学者道路。写作对他这么重要，可他书房里的那张旧写字台上的门，掉了一扇，抽屉还关不上；客厅里的那张大长方桌，也是我去买来的。而他，跟我同样程度地欣赏这美丽的船坞区，同时却对自己的生活选择无丝毫遗憾。他曾为感情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包括经济代价。而他目前简朴的生活，却又如此丰富饱满。这境界，充盈丰满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在一起是这样的快乐满足。跟他在一起，我体验到一种超越物质羁绊的高大。
我们神往完全属于自己的爱情生活，渴望返璞归真与世无争的写作研究日子，于是斐德预告退休。这也将意味着自动放弃那份终身归他所有的每年十多万美元的研究基金，而少数拥有这般丰厚基金的学者们大都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肯退休。然而自由支配的写书时间对斐德，远远高于这些。这时我便决意要为我俩建设一个温馨美丽的家。我们最终决定在西北岸的俄勒冈州安了一个家，在一个叫“傲思维古湖”的小镇——尽管美国人认为它是个城市，它的执政官也叫“市长”，建立了一个再美满不过的绿洲。
找到这个绿洲可谓我全球寻找的结果。除了由于斐德的轮椅现实对住房要求不一般以外，我们还特别重视与大自然的融合。理想的家必须安在郁郁葱葱的地方，那里得尽量少受全球热化的影响，得有四季变化，却没有极端的冷热；那里得湿润有雨，却没有城建和住房的疯狂发展——世界上好多地区长年处在建筑的轰鸣与尘埃中，苦不堪言。还有，四周的社会环境不能太保守或太偏右，不能以暴发户或巨富为主，等等。有朋友开玩笑说斐德被我挟持到了“绿色监狱”。其实，俄勒冈这个地方具有可贵的天地人的和谐。
那年夏天，我们一从中国回来，我就立刻接着寻找住地与住房。偶然在网上看到在俄勒冈波特兰市附近一处青山绿水茂林修竹之地，有一平房，其建筑面积开阔平展，结构现代，采光充足，而且价格合理。这对仍然处在对上海城炎热拥挤、排山倒海般层层高楼压顶的记忆中的我们来说，犹如见到一片绿洲。我当即电话给房产代理商婉丽小姐，安排了细节，我们便驱车上路，直奔俄勒冈的傲思维古湖。900多公里的路，我们当天开到。在波特兰城里的酒店住下后，不久便由精明能干的婉丽小姐带我们去看房。
我和斐德进门浏览，俩人心照不宣，暗暗叫好。比网上的照片还要吸引我们的是，整座房子处在一个州立公园的边界，房子正面被面对树林和林中小溪的一长廊平台环绕——日式的简朴构造，意在突出个“静”字。这长廊平台使整个房屋与绿林连成一体。这对我们住在偏干少绿的加州人来说，实是难能可贵。房子的一头还有个带卫生间的客房套间，后来我们那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都无拘无束地在那里留夜。他们说，是听着小溪叮咚流水声入眠的。总之，整座房屋简朴雅致的构造，带一种“禅”气，符合我们的口味。就这样，从在加州发现这房屋，到来此地买房，我们总共用了不到一周。
那年寒假，我们从旧金山开车到傲思维古湖的家来过冬。路上我说:“把它叫做家，我还不习惯。”斐德说:“当然是我们的家啦！”他对这个家的适应，要比我快得多，快乐得比我还要快。显然，心身一旦有了归属，他也开始恋家。
冬季的俄勒冈多雨。我们在当时几乎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写作、做饭、听音乐、看电视、影片；在宽敞明亮的厨房里，兴致勃勃地设计制作精致的饭菜、烤烧。窗外是滴着雨珠的绿林，一排参天的柏树，遮挡了四周冬天的秃枝残叶，矗立在房前，巨幅横画似地把常绿的冬青挂在屋前。写书间隙时，斐德会拿出摄像机，对着在厨房里忙碌的我拍摄。“这般厨娘样，有什么好拍的。”“咳，这才好，我喜欢！”
他就这么端着摄像机，聚精会神，拍上好一阵。他情不自禁地欲把这简单温馨的时刻一一录下来。
这普通的日子，是那么温暖充实。
那个圣诞节的除夕，我们去波特兰市观光。天时有时无地下着毛毛小雨，波市山峦起伏的四周略显蒙胧，除夕的街头行人稀少，我们自在嬉笑地享受着悠哉闲散的市景。傍晚时无意中走见一家钢琴店，摆满钢琴的店堂空荡荡的。斐德说一定已经关门。我顺手推去，门却开了。走进去，老板迎来，满脸堆笑地让我们笃笃定定看他罕见的多种名牌琴。我一生喜欢钢琴，斐德知道我对家里的那架立式琴不太满意，但因为空间有限，也没能置一架三角式。这下，他暗觉不妙:她大概要一架大三角了！果真，店堂正中摆的那架乌亮的奥地利产波神道夫(B·sendorfer)大三角琴，尤其吸引人，尽管我心里原来想的是斯坦威(Stei nway)。我们的手指在上面流连忘返，斐德慈祥温和，双眼流出同我一样的欣喜，老板更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大讲其至高无上的优质，反复说莫扎特弹波神道夫琴的历史。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对什么物件迷恋的话，大概就是钢琴。除了它的物质形态本身凝重华美外，它也是一座广博深奥的迷宫，其潜力更是无边无际的。圆润丰厚的音色从我的指间流出，再一抬头，斐德已在那里写支票付款了。出门后，他满脸厚道地对我说:“这就算我提前送你的50周岁生日礼物。”这架琴的价格要比他那心爱的BMW车还贵，我一生从没有为自己买过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却用我还未到来的50岁人生之际来替这笔没有预计的年终花销辩解，既表达了爱，又不让我内疚(易产生内疚感是我的一大毛病)。他就是这样的男人。
客厅里放了波神道夫，我们的家因此而蓬荜生辉。每到周日，远处飘来教堂钟声，我们的房子里传出钢琴的乐声。斐德弹卧室里的那架立式琴，我弹客厅里的波神道夫，我们弹小奏鸣曲、弹他自己作的曲子，弹中美古老的民歌，他还能边弹边唱，我们快乐得像孩子。我对他说:“斐德，你替我买了另一个终身伴侣！”
那年元旦除夕晚上，邻居艾森夫妇来吃饭。酒足饭饱，艾森先生来了兴致，一定要让我们玩赏他们新买来的两只狗。一大一小两狗冲进门，在房子里活蹦乱跳到处窜遛，又到壁炉的柴堆上捅了一阵。大家高兴，我就没敢流露对猫狗利爪的惧怕和对它们掉毛的在意。次日晚，我又摆上一桌节日佳肴，在壁炉里点起一堆欢乐火，准备和斐德吃一顿只有我俩的热饭。谁知，不一会儿壁炉里冒出浓烟，而且越来越浓，弥漫起来。不好，失火了！我惊叫起来。赶紧拿起电话拨了911呼救，然后朝书房奔去，一边向里面的斐德大喊:赶紧逃，失火了！一时间被我弄得晕头转向的他，嗅了嗅鼻子，闻到了烟味，又看见走廊里蔓延过来的浓烟，发现真有险情。可被我推出书房的他却指着书房说:“我的那些卡片……！”
只三分钟后，镇上的消防队开着两辆长龙般消防车到了，后面紧跟着的两辆警车立刻把两头的路口封住——小镇的效率。高大的消防队员们在房门口向里快速抖开一卷地护，覆盖住客厅洁白的地毯，然后踏着地护进门救火。我心存感激。我们在房外安全处呆着，俩人紧挨着，相对无语。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心思，彼此都格外地镇静。我们这么爱这个家，可那一刻里，我们都觉得这座房屋最终也只是件身外物。
半小时后，烟雾散尽，消防队员们出来了。他们毫无责怪，反而和蔼地说:报警是做对了。原来是壁炉里通向烟囱的闸门被关上，烟雾只好往屋里钻，状如发生火灾。肯定是那两只狗，定是它们在里面钻营时碰撞了闸门！“好了，好了。你可千万别对艾森夫妇这么说。狗经常是主人的爱子，责怪狗，主人听了甚至会比责怪他们还难受。下次你生火之前一定要查看闸门是否打开。”斐德温柔地拍抚我的肩头，“也怪我，怎么就不知道你生了火。”他赶紧朝自己身上找责任。
那是我们在这房子里的唯一历险记。这之后，我们都更加强调布置简洁的信条。然而对悬挂的字画，斐德非常讲究，坚持一定只挂真品、精品。被我们一再淘汰后选挂的当中，有父亲的亲笔赋诗。
夏季，我们来这过暑假。房前的树林更茂密了。我们在平台上安置了一张大桌子和几把圈椅，我还用本地特产的吊篮花草垂挂在平台栏杆上面的屋檐边，既遮阴，又在万绿丛中增添了斑斓多彩。来客们赞不绝口，我好不得意。那阵，我们俩每天都在平台上写我们合作的书。夜晚，我们亦在平台上享受寂静的夏夜，聆听潺潺的流水、阵阵松涛，凝望幽深明净的夜空——它的边角被高耸入云的树梢切割得参差不齐，天幕中的繁星之晶莹明亮，竟如我儿时看到的夜空。
那是多客时节，来客们全都陶醉于这份“小溪流水人家，密林深处客嘉”的神仙乐。
遗憾的是，斐德将这个美丽动人的田园世留给了我，便永远离去了。而这世界如今依然丰满充盈，因为这里有我永恒的记忆和伴我终身的波神道夫。
记得多年前在北京读书时，在电影资料馆看过一部叫《十字小溪》的美国电影。当时我被女主角每日坐在林中小溪旁在打字机上写作的生活深深吸引，那时我想:我若有幸身处绿林小溪，过上这般返璞归真的生活，我也一定要过这样的日子。而如今，我们创建的家园竟成全了我的臆想，而我的情感世界却因此而更觉空寂。
在太平洋西北岸这个温和僻静的角落里，我独自沉浸在这片田园世界中。
此刻，午夜已过。走出书房，客厅壁炉的火灭了。外面又下起春雨，落在房顶上滴滴答答，悄悄然，是寂静中唯一的声响，悦耳宁心。无睡意。放上轻爵士乐，倒一小杯杏仁酒，去卧室打开阅读地灯，翻开那本刚到的《布达佩斯12天——匈牙利革命》，便一头倒进那把具有催眠功能的大躺椅里。
雨点仍敲打着屋顶，轻重不一，时疾时缓。明晨，门前的竹子又将显出一片新绿，园地里定会出现片片绽开的缤纷花蕾。
来源：人民政协网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