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琼
我这一生当中，合作过的翻译真是数不胜数，我也不可能一一写到。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上海了，还有的已经去世。而有些人，则成了终身的朋友。
首先是我的同事，从一九五七年就在一起工作的叶琼。她既能译英文又能译俄文。她可
能是跟我合作最多的了，因为有些不是她翻的本子厂里也常常会让她做编辑。她工作认真，作风朴实，她懂的问题，会跟你讲得很透，她不懂的问题，决不会不懂装懂，所以跟她合作，你会感到很放心。特别是在搞突击任务的时候，经常是我们两个人一组，她做编辑，我做口型员，翻译翻好的剧本，由我们按口型修改好，就直接送到棚里去录音了。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译制日本片《松川事件》。整部影片一共二十四本（等于两部电影），为了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厂里要求我们五天搞好。真的是夜以继日连续作战。我们两个人对着对着口型都睡着了，片子还在那里放着，忽然醒过来看看剧本上，不知道都写了些什么，就像蚯蚓在爬。等到整个影片录完，那些男同胞一个个已经困得等不到回家，就在阳台上横七竖八地睡上了。
她曾翻译过苏联片《不同的命运》、《苦难的历程》、《雁南飞》等，与孙道临、刘素珍合作翻译过《春闺泪痕》、《琼宫恨史》，还独自翻译过《铁道儿童》等内片。她八十年代独自翻译或与人合作的有美国片《苦海余生》、《恶梦》、《非凡的艾玛》、《苔丝》、《尼罗河上的惨案》、《凡尔杜先生》、《水晶鞋与玫瑰花》等等。由她编辑的影片就更数不清了。
她离厂已经二十多年了，有时想起当年翻得不恰当的句子，仍不免耿耿于怀。像《雁南飞》中有一句话说“大雁排成人字形”，她说：“俄文中哪有‘人’字，还是应该按原文译成舰队形。我想起来就觉得遗憾。”
叶琼是同事中至今仍与我密切来往的一位翻译。
肖章
还有一位合作多年的老翻译肖章，他也是既会俄文，又会英文，还曾自修过法文和德文。他翻译过法国片《红与黑》，苏联片《漫长的路》、《母亲》、《夜店》、《白夜》、《白痴》、《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以及德国片《科伦上尉》、《英俊少年》等等。他是我们厂级别最高的翻译，翻过很多重点片、名片。可我记忆最深的，不是他的翻译技巧，而是他说的普通话。他是宁波人，有些字音始终发不准，可他还特别爱说普通话。有的话让他一说，就变成另一个意思了。例如有一天，我们的片库着火了，他说成“屁股着火了”。三八妇女节，他叫“三八舞女节”。他管“条子衬衫”叫“调子衬衫”。我问他：“你的衬衫会唱歌吗？唱的什么调子？a调还是b调?”
最精彩的是他自己讲的一段故事。他说：“你们总说我普通话讲得不好，可你们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他出差在火车上，有个人问他：“你是北京人吗？”他说不是。那人又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在电影厂工作，那人说：“怪不得你普通话说得那么好。”真不知道那个人长的是什么耳朵。
徐志仁
我们厂还有一位老翻译——法文翻译徐志仁。老徐既能法译中，又能中译法。一般来说，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看懂了外文的意思，用你所熟悉的母语来加以表达，总要方便一点。如果反过来，让你用你不那么熟悉的外文来表达就困难多了。
老徐翻译的《虎口脱险》，真是异常精彩。如果不是老徐的台词翻译得那么有味儿，演员也不可能表达得那么生动、诙谐。他把口型掌握得那么恰到好处，好像口型是为台词而设置的。有人把《虎口脱险》看过无数遍，记住了尚华、于鼎，却不一定知道它的翻译是谁。这真有点不大公平。
我跟他合作的，除了《虎口脱险》，还有讲贝多芬生平的《不朽的情侣》。
我除了在厂里跟他合作，在电视台译制部也请他来翻译过《缉私行动》以及河南电视台委托我们译制的法语片《无辜者》等等。
可惜，他已因病去世了。
赵津华与朱实
他们两人都是七十年代初期借到我们厂搞内片开始与我们合作的。赵津华生于日本，九岁才回国，又在日本学校读的小学，所以比较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而且她又非常聪明，也非常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搞译制片的规律。她曾和朱实一起翻译过很多日本片如《战争和人》、《啊，军歌》、《啊，战友》、《日本最长的一天》等等。
朱实是台湾人，从小到大都是在日本学校读的书，等于半个日本人，是个日本通。
“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口了大量日本片，由我担任译制导演的如《远山的呼唤》、《雾之旗》、《啊，野麦岭》等，翻译的剧本都出自赵津华之手。我们译制《我两岁》的时候，她已经调到香港去工作了。那些天正好碰到她在上海休假，我一听说马上到她家把她“抓”了来，让她翻译了《我两岁》的剧本。那时候他们翻译剧本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
朱实曾翻译了《金环蚀》、《啊，野麦岭》（续集）、《白衣少女》。我到电视台译制部以后，他又帮我们翻译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的锁链》。
至今，他们二人仍然是我经常来往的朋友。
邹灵
她是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认识的英文翻译，差不多合作了将近十年。她跟曹雷、黄其合作得也很多，因此我们四个人便都成了朋友。隔些时，便会在一起喝喝茶，吃吃饭，聊上半
天。碰巧我们四个人都是A血型，曹雷说我们可以叫“四A俱乐部”。除此之外，她还是我的朋友中惟一喜爱足球的。有时，我们还会事先预测一下哪个队会赢。可惜我们中国的足球不争气，现在我们都很少看比赛了。
金文江与李建山
他们都是我在厂里合作得比较多的录音师。我有些想法，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天鹅湖》中两个小松鼠和《我两岁》中小太郎的变速录音。虽说都是变速，但是又不尽相同。《天鹅湖》是动画，在不妨碍听清台词的基础上，可以更夸张一些，使两个小松鼠完全区别于人的形象，显得更可爱。而小太郎是个真的孩子演的，既要他变得奶声奶气，又不能使声音失真。这就要录音师掌握好这个分寸了。
还有一次，浙江厂的《胭脂》剧组来我厂做后期配音，由我协助他们。其中的男主角是个年轻人演的，而且还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们提出要毕克配音，那时老毕已经年届半百了，恐怕声音不够年轻。我给他们推荐了童自荣，但是他们坚持要毕克。我们厂对外来加工的剧组有个原则，那就是要以他们的意见为主。既然要用老毕，那就得在录音上想办法帮帮他。我和金文江商量，他提出，在毕克刚一出场时，高音加两档，低音减两档，给人一个年轻的印象。但是这样的声音听多了，就会感到失真，所以要逐渐恢复到正常。而这时，观众已经认可了毕克的声音，便不会感到他老了。
阮敏
我到电视台译制部初期，录音方面缺少一个打点子的人。黄其说阮敏愿意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们每天晚上要工作到十点，她有那么小的孩子，能坚持下来吗?”后来我回想，几年的工作当中，她真的是从来没有为孩子的事请过假。她聪明好学，不久，就成了最熟练的快手。有一天，她有事要离开一下午，我赶紧问：“谁来替她呢？”黄其说：“是我。”我说：“你呀？还将就。”她说：“什么话？阮敏还是我带出来的。现在师傅来给徒弟顶班，你居然说还将就。”但是她真的没有阮敏快。小阮已经青出于蓝了。
本来录音都是两个人。一个人控制录音台，一个人打点子。小阮手脚特别快，是第一个独自一人操作的。有时进去个杂声，我说补一句吧。小阮说，不用补，我会把它挖掉。真是只有滴答一声的空档，她就把那个杂声去掉了。
她是一个很泼辣的人，而且不怕得罪人。那时，电视台的录音车间非常小，演员没有正经休息室，就三三两两地呆在录音车间里。有时聊起天来，不免忘乎所以，使得录音师连棚里演员的台词都听不清了。有的录音师客气的说一声“大家轻点好吧”，多半没有人买账但往往阮敏吼一声“轻点”立刻就会鸦雀无声了。
沈雁
她是电影学院录音系科班出身的。不但技术高超，而且懂戏。我在电影资料馆长期与她合作，真是得心应手。她会和我一块听演员配戏，有时我对演员的某句台词不满意，她也会感到那句话没有说好。我说：“小沈，补一下那个……”还没等我说出是哪句话，她就会说我知道了。
2004年6月，与录音师沈雁在录制《基因之战》。
我们彼此熟悉对方的习惯，合作异常默契。她称赞我说：“苏老师的录音计划，每个班早早晚晚，不会超过一刻钟。”我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因为那时我所请的演员和录音都非常尽责，准备工作也都做得非常充分，录音过程中很少出现意外，所以估算起录音所需的时间来，并不困难。
去年，我为中央台录制《基因之战》时，还特地把她找来。尽管十几年没在一起工作了，但是工作起来仍然那么得心应手，就像昨天还在一起录戏一样。
来源：我的配音生涯 作者：苏秀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