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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4-2-15
 
    叶琼

  我这一生当中,合作过的翻译真是数不胜数,我也不可能一一写到。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上海了,还有的已经去世。而有些人,则成了终身的朋友。

  首先是我的同事,从一九五七年就在一起工作的叶琼。她既能译英文又能译俄文。她可 
能是跟我合作最多的了,因为有些不是她翻的本子厂里也常常会让她做编辑。她工作认真,作风朴实,她懂的问题,会跟你讲得很透,她不懂的问题,决不会不懂装懂,所以跟她合作,你会感到很放心。特别是在搞突击任务的时候,经常是我们两个人一组,她做编辑,我做口型员,翻译翻好的剧本,由我们按口型修改好,就直接送到棚里去录音了。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译制日本片《松川事件》。整部影片一共二十四本(等于两部电影),为了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厂里要求我们五天搞好。真的是夜以继日连续作战。我们两个人对着对着口型都睡着了,片子还在那里放着,忽然醒过来看看剧本上,不知道都写了些什么,就像蚯蚓在爬。等到整个影片录完,那些男同胞一个个已经困得等不到回家,就在阳台上横七竖八地睡上了。

  她曾翻译过苏联片《不同的命运》、《苦难的历程》、《雁南飞》等,与孙道临、刘素珍合作翻译过《春闺泪痕》、《琼宫恨史》,还独自翻译过《铁道儿童》等内片。她八十年代独自翻译或与人合作的有美国片《苦海余生》、《恶梦》、《非凡的艾玛》、《苔丝》、《尼罗河上的惨案》、《凡尔杜先生》、《水晶鞋与玫瑰花》等等。由她编辑的影片就更数不清了。

  她离厂已经二十多年了,有时想起当年翻得不恰当的句子,仍不免耿耿于怀。像《雁南飞》中有一句话说“大雁排成人字形”,她说:“俄文中哪有‘人’字,还是应该按原文译成舰队形。我想起来就觉得遗憾。”

  叶琼是同事中至今仍与我密切来往的一位翻译。

  肖章

  还有一位合作多年的老翻译肖章,他也是既会俄文,又会英文,还曾自修过法文和德文。他翻译过法国片《红与黑》,苏联片《漫长的路》、《母亲》、《夜店》、《白夜》、《白痴》、《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以及德国片《科伦上尉》、《英俊少年》等等。他是我们厂级别最高的翻译,翻过很多重点片、名片。可我记忆最深的,不是他的翻译技巧,而是他说的普通话。他是宁波人,有些字音始终发不准,可他还特别爱说普通话。有的话让他一说,就变成另一个意思了。例如有一天,我们的片库着火了,他说成“屁股着火了”。三八妇女节,他叫“三八舞女节”。他管“条子衬衫”叫“调子衬衫”。我问他:“你的衬衫会唱歌吗?唱的什么调子?a调还是b调?”

  最精彩的是他自己讲的一段故事。他说:“你们总说我普通话讲得不好,可你们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他出差在火车上,有个人问他:“你是北京人吗?”他说不是。那人又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在电影厂工作,那人说:“怪不得你普通话说得那么好。”真不知道那个人长的是什么耳朵。

  徐志仁

  我们厂还有一位老翻译——法文翻译徐志仁。老徐既能法译中,又能中译法。一般来说,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看懂了外文的意思,用你所熟悉的母语来加以表达,总要方便一点。如果反过来,让你用你不那么熟悉的外文来表达就困难多了。

  老徐翻译的《虎口脱险》,真是异常精彩。如果不是老徐的台词翻译得那么有味儿,演员也不可能表达得那么生动、诙谐。他把口型掌握得那么恰到好处,好像口型是为台词而设置的。有人把《虎口脱险》看过无数遍,记住了尚华、于鼎,却不一定知道它的翻译是谁。这真有点不大公平。

  我跟他合作的,除了《虎口脱险》,还有讲贝多芬生平的《不朽的情侣》。

  我除了在厂里跟他合作,在电视台译制部也请他来翻译过《缉私行动》以及河南电视台委托我们译制的法语片《无辜者》等等。

  可惜,他已因病去世了。

  赵津华与朱实

  他们两人都是七十年代初期借到我们厂搞内片开始与我们合作的。赵津华生于日本,九岁才回国,又在日本学校读的小学,所以比较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而且她又非常聪明,也非常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搞译制片的规律。她曾和朱实一起翻译过很多日本片如《战争和人》、《啊,军歌》、《啊,战友》、《日本最长的一天》等等。

  朱实是台湾人,从小到大都是在日本学校读的书,等于半个日本人,是个日本通。

  “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口了大量日本片,由我担任译制导演的如《远山的呼唤》、《雾之旗》、《啊,野麦岭》等,翻译的剧本都出自赵津华之手。我们译制《我两岁》的时候,她已经调到香港去工作了。那些天正好碰到她在上海休假,我一听说马上到她家把她“抓”了来,让她翻译了《我两岁》的剧本。那时候他们翻译剧本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

  朱实曾翻译了《金环蚀》、《啊,野麦岭》(续集)、《白衣少女》。我到电视台译制部以后,他又帮我们翻译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的锁链》。


    至今,他们二人仍然是我经常来往的朋友。

  邹灵

  她是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认识的英文翻译,差不多合作了将近十年。她跟曹雷、黄其合作得也很多,因此我们四个人便都成了朋友。隔些时,便会在一起喝喝茶,吃吃饭,聊上半 
天。碰巧我们四个人都是A血型,曹雷说我们可以叫“四A俱乐部”。除此之外,她还是我的朋友中惟一喜爱足球的。有时,我们还会事先预测一下哪个队会赢。可惜我们中国的足球不争气,现在我们都很少看比赛了。

  金文江与李建山

  他们都是我在厂里合作得比较多的录音师。我有些想法,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天鹅湖》中两个小松鼠和《我两岁》中小太郎的变速录音。虽说都是变速,但是又不尽相同。《天鹅湖》是动画,在不妨碍听清台词的基础上,可以更夸张一些,使两个小松鼠完全区别于人的形象,显得更可爱。而小太郎是个真的孩子演的,既要他变得奶声奶气,又不能使声音失真。这就要录音师掌握好这个分寸了。

  还有一次,浙江厂的《胭脂》剧组来我厂做后期配音,由我协助他们。其中的男主角是个年轻人演的,而且还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们提出要毕克配音,那时老毕已经年届半百了,恐怕声音不够年轻。我给他们推荐了童自荣,但是他们坚持要毕克。我们厂对外来加工的剧组有个原则,那就是要以他们的意见为主。既然要用老毕,那就得在录音上想办法帮帮他。我和金文江商量,他提出,在毕克刚一出场时,高音加两档,低音减两档,给人一个年轻的印象。但是这样的声音听多了,就会感到失真,所以要逐渐恢复到正常。而这时,观众已经认可了毕克的声音,便不会感到他老了。

  阮敏

  我到电视台译制部初期,录音方面缺少一个打点子的人。黄其说阮敏愿意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们每天晚上要工作到十点,她有那么小的孩子,能坚持下来吗?”后来我回想,几年的工作当中,她真的是从来没有为孩子的事请过假。她聪明好学,不久,就成了最熟练的快手。有一天,她有事要离开一下午,我赶紧问:“谁来替她呢?”黄其说:“是我。”我说:“你呀?还将就。”她说:“什么话?阮敏还是我带出来的。现在师傅来给徒弟顶班,你居然说还将就。”但是她真的没有阮敏快。小阮已经青出于蓝了。

  本来录音都是两个人。一个人控制录音台,一个人打点子。小阮手脚特别快,是第一个独自一人操作的。有时进去个杂声,我说补一句吧。小阮说,不用补,我会把它挖掉。真是只有滴答一声的空档,她就把那个杂声去掉了。

  她是一个很泼辣的人,而且不怕得罪人。那时,电视台的录音车间非常小,演员没有正经休息室,就三三两两地呆在录音车间里。有时聊起天来,不免忘乎所以,使得录音师连棚里演员的台词都听不清了。有的录音师客气的说一声“大家轻点好吧”,多半没有人买账但往往阮敏吼一声“轻点”立刻就会鸦雀无声了。

  沈雁

  她是电影学院录音系科班出身的。不但技术高超,而且懂戏。我在电影资料馆长期与她合作,真是得心应手。她会和我一块听演员配戏,有时我对演员的某句台词不满意,她也会感到那句话没有说好。我说:“小沈,补一下那个……”还没等我说出是哪句话,她就会说我知道了。

  2004年6月,与录音师沈雁在录制《基因之战》。

  我们彼此熟悉对方的习惯,合作异常默契。她称赞我说:“苏老师的录音计划,每个班早早晚晚,不会超过一刻钟。”我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因为那时我所请的演员和录音都非常尽责,准备工作也都做得非常充分,录音过程中很少出现意外,所以估算起录音所需的时间来,并不困难。

  去年,我为中央台录制《基因之战》时,还特地把她找来。尽管十几年没在一起工作了,但是工作起来仍然那么得心应手,就像昨天还在一起录戏一样。

    来源:我的配音生涯   作者:苏秀 

    心译翻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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