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讲座教授金圣华教授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就职演讲讲辞
前言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于一九七二年，是海内外率先以「翻译」命名的学系。由成立迄今，已有二十八载历史。中大翻译系，比起香港大专院校文学院中其他由来有自的学系，如中文系、英文系等，自然不算历史悠久，但是，以其由当初的不受重视，演变至今日成为全港大专院校新生入学成绩最优的学系之一，又不可不说是长途漫漫、历经风霜了。
身为当初草创时期的成员之一，我陪伴着中大翻译系一起成长，一起闯过无数关卡与险阻。如今，乐见其枝繁叶茂、迎风招展，蓦然回首，发觉翻译这门学问，多年来令我虽苦犹甘，使我对之不离不弃，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而近年来，香港的大专院校当中，已有七、八所设有翻译课程。1每年修读的学生，人数倍增；每校授课的教师，人才辈出，这一番崭新的局面，不由得不使当年的拓荒者既喜且忧：喜的是翻译队伍日益壮大，译道虽艰，行行复行行，竟已不乏络绎上路的同道中人；忧的是这许多莘莘学子，在芸芸科目中选择了翻译作为主修，而学系所提供的课程，是否内容充实？是否设计完备？能不能真正满足学生的殷切期望？
二千年初，执教一年级的「翻译基本技巧」时，学期终要求每位学生列出心目中与翻译最有关联的问题十个。这一年所教的是全港大专院校入学试中成绩最为瞩目的优异生，经归纳统计，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可大分为翻译理论、翻译方法、专门翻译、翻译评论、语言文字、翻译训练与译者地位等方面。在这些范畴中，最多人提出的问题包括：翻译理论的价值与作用到底何在？如何解决及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如何处理特别文体的翻译，如诗歌、古文、法律文件等？评定译文的标准是什么？出色的翻译家是否需要具备文学根底？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翻译软件的应用，译者应如何定位等等。这些问题，虽然由学习翻译只有一年的大专学生提出，其实多年来也困扰了富有经验的翻译老手，以及致力理论研究的翻译学者。回想过去，三十年前，无人谈翻译；三十年后，却人人谈翻译。其实，有关翻译的看法，林林总总，众说纷纭，因而翻译的真面目，反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下试从多年来教翻译、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及推动翻译的实际经验与角度来谈谈这些问题。
一、「对岸相望」与「中流相遇」——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迄今为止，翻译系设置的课程，除了着重实际技巧的训练之外，必然也开设翻译理论这一科目，但是，目前执教于翻译系的教授，除了某些新生代的教师之外，大部分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翻译训练。这些教授，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而优则译」，通常是学文学出身的，或为中文系、或为外文系（英语系），因为精通两国文字，对中外文化发生兴趣而涉足译林；因在译林中徜徉日久，采撷愈丰，而总结出经验，这一类教师一般对翻译实践较有心得。另一类教师则并非学文学出身，他们可能是语言学系的，也可能是其它学系如历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相关科目的。他们因缘际会，加入了翻译系，但其主要的兴趣在于探索翻译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翻译现象，翻译活动的影响等等，一般较偏向于理念的追求，理论的建立，对实际的翻译工作，往往避而不谈或弃而不顾。翻译学术界中普遍存有这种两岸对阵、中隔鸿沟，而互不交往的现象。这现象过去如此，现在也经常如此。教师阵营中既已隐含这种心态，所调教出来的学生，怎能不问一句「翻译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何在？是不是没学过翻译理论就不能成为出色的翻译家？」
且让我们环顾一下当今译坛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他们的译着等身，他们的影响深远，而他们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训练的看法，究竟如何？就以我曾经专访过的译家为例吧！林文月是中文系出身的、余光中是外文系毕业的，这两位学者，各以日译中及英译中的佳绩而称着一时，他们早在年轻时代就开始翻译，而事前并无受过专业训练；两者对翻译皆有译论，并不以理论家自居。杨宪益及高克毅两位译坛前辈，都精通双语，前者以中译外誉满国际，后者以外译中名闻遐迩，但是，这两位译家都虚怀若谷。前者自谦：「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翻译工作中度过的，因而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体会；但是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2后者则自比为原始派译者，正如摩西婆婆绘画一般，一切源于爱好，抒自胸臆，换言之，也是自然发展，未经琢磨的。3 以翻译西班牙经典名著《小癞子》及《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名家杨绛，曾发表一篇讨论翻译的力作，却采用了一个最谦虚的题目：〈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她深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4其实，由于实践，由于摸索，由于不断的试误与改正，译家自然而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服膺的理论，只是有的隐含心中，有的彰显在外罢了。前者在翻译过程中加以运用，后者则在著书立说时，加以发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并驾齐驱的有罗新璋，他对理论与译作兼容并蓄，既寓理论于实践；也从实践中衍生理论。
明确的译论是否能提高译文的素质？这一点涉及译评的标准问题，暂且不论，但一位译者心目中对翻译的认知与看法，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成品的取向，则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鲁迅的硬译理论对其译作的影响，人所皆知，此处不赘。现以徐志摩为例。徐志摩的诗作与散文何其优美，且看写出名篇佳作的大诗人，精通中、英语文的大学者，是如何翻译十八世纪法国名作家伏尔泰名著Candide的，以下且以Candide跟主人家小姐恋爱的片段为例。
法文原文：
Cunégonde laissa tomber son mouchoir, Candide le ramassa, elle lui prit innocemment la main, le jeune homme baisa innocemment la main de la jeune demoiselle avec une vivacité, une sensibilité, une grâce toute particulière; leurs bouches se rencontrèrent, leurs yeux s'enflammèrent, leurs genoux tremblèrent, leurs mains s'égarèrent. 5
英文译本：
Cunegonde dropped her handkerchief, and Candide picked it up; she, not thinking any harm, took hold of his hand; and the young man, not thinking any harm either, kissed the hand of the young lady, with an eagerness, a sensibility, and grace, very particular; their lips met, their eyes sparkled, their knees trembled, their hands strayed. 6
徐志摩中译本：
句妮宫德的手帕子掉了地下去，赣第德捡了它起来，他不经意的把着了她的手，年轻人也不经意的亲了这位年青姑娘的手，他那亲法是特别的殷勤，十二分的活泼，百二十分的漂亮；他们的口合在一起了，他们的眼睛发亮了，他们的腿摇动了，他们的手迷路了。7
请注意译文前半段译得极其自由，译者加添了许多自己的意思；译文后半段却译得十分拘谨，连「所有格代名词」都不敢省略。这种忽松忽紧的译法，自然跟译者拿捏的尺度有关。同样的一段话，傅雷的译文则为：
居内贡把手帕掉在地下，老实人捡了起来；她无心的拿着他的手，年轻人无心的吻着少女的手，那种热情，那种温柔，那种风度，都有点异乎寻常。两人嘴巴踫上了，眼睛射出火焰，膝盖直打哆嗦，手往四下里乱动。8
其实，不论承认与否，译家之所以成为译家，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必然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对翻译的本质，有一种先验的的理念，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例如《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在中国有将近二十个译本，除了少数剽窃抄袭、不负责任的版本之外，多数译作都由认真严肃的译者执笔，但由于各人对翻译本质的认知有别，其译作亦必然会风格殊异。因此，理论的作用，一般称之为「指导」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存在于译者的有意无意之间。真正有翻译经验的人，必然会经历一个如下的过程—─翻译时，先是了解原文，剖析内容，研究背景，翻阅字典、参考书等等，一待吃透原文，就得落墨下笔了。此时，不管自己服膺的理论为何，必然会浑忘一切，挥笔前进。笔顺时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不顺时却蹰躇不前，沉吟良久—─某一辞某一句，到底该怎么译？某一个意象是该硬翻照搬，将异种直接移植至中土？还是该改头换面，为其换上适合中土的新装？某一个隐喻，该维持其隐晦蒙眬的面纱，而甘冒读者误解之大不韪？还是该改隐为显，揭露其隐藏背后的真面目？这时的取舍进退，煞费周章，于是译者必然会思前想后，顾左盼右，上下求索，内外煎熬，因而体会到「左右做人难」的滋味。9为了排难解惑，译者必须在困境中突围，在迷宫中寻找出路，此时，隐藏心底的信念乃缓缓升起，前人的经验，自己的体会，形成了照路的明灯，此情此境，该如何解决？如何突破？翻译过程之中，绝不可能给某一派某一家的理论牵着鼻子走，基本的信念乃兵法之所依，临场的实况则是阵前之变化，翻译时先要学习理论，后要浑忘理论，就是这个道理。
曾经有人问艺术大师林风眠如何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常以下面的故事启发学生：
真正的艺术家犹如美丽的蝴蝶，初期只是一条蠕动的小毛虫，要飞，它必须先为自己编织一只茧，把自己束缚在里面，又必须在蛹体内来一次大变革，以重新组合体内的结构，完成蜕变。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它必须有能力破壳而出，这才能成为空中自由飞翔、多姿多彩的花蝴蝶。这只茧，便是艺术家早年艰辛学得的技法和所受的影响。10
其实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学习理论或技法，从书本中汲取知识的阶段，就是织茧的阶段。这时，应尽量多听、多看，尽量学习。蠕动的毛虫，将自己重重围困，几乎达到动弹不得、难以喘息的地步，然后，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重组、融会贯通，终于豁然开朗，蜕变成功。这破茧而出的剎那，才是毛虫变蝴蝶，不受拘束、振翅冲天的辉煌时刻。要在翻译实践中得心应手，自由飞翔，必须对翻译理论先学后通，先入后出。一个成功的译家，不论自谦为「译匠」也罢，译员也罢，他手下的成品，必不止于拙劣粗糙、匠气十足的工艺品。
目前翻译界有两派偏颇的说法：一派认为翻译无理论，因此不必学，更不必设有专业课程；一派认为成名的译家，若不能高谈理论，则只能称为「译匠」，其成品亦必然是主观的、零碎的、片面的、不科学的，因而是无足轻重的。这两种说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因而形成了做翻译的讨厌理论；谈理论的不懂翻译的局面，互相排斥，彼此敌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高谈理论派有两种常见谬误：一是做研究时喜欢套用公式，将所谓的外国先进理论引介进来，作为一种模式，再根据模式，来分析目前所见的翻译实况，凡有相异者，皆称之为反常。研究者往往罔顾现实因素，因外国译论所涉的内容，有时不能与中国现状互相配合，硬套公式的结果，往往会指鹿为马，似是而非，得出伪科学的结论。另一是强烈的排外性，认为凡是传统旧有的方式都是退化落伍的，因此已经成名的译家，倘若只有译果，没有译论，就难以成为研究对象。殊不知译学的内涵，十分宽广，译家的成品，正可以作为译论研究的素材，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数据。曾经有位研究生提出研究方案，要从名家杨宪益的译品中寻找译者的翻译方法及理念，某些教师却认为杨氏自己没有译论，因此不适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倒因为果的看法，不免有失狭隘。其实，译家的译作浩瀚，正因为如此，该有人从中挖掘、整理、分析、梳爬，从而归纳出一套套译论来。11
学翻译、做翻译或研究翻译好比泛舟河上，不论从理论出发、或由实践入手，即不论从左岸登船，或由右岸乘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从对岸相望的敌对立场，经浑然相忘的融会阶段，而进入中流相遇的和谐境界。惟其如此，方能携手同游，共享放舟译河的乐趣。而翻译系的设置，就是要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良好学习场所。固步自封，将实际经验排斥于学院派巍巍高墙之外、自闭于象牙塔中的做法，并无出路，实在不足为训。
二、「雪泥」与「雪种」—─翻译中异国情调的保留与原著风格的再现
翻译中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就是译者在译本中该如何保留异国的情调、再现原著的风格。以外译中为例，译本读起来该像中文的创作？还是像翻译的文字？前者可以傅雷为典范。他的译文纯净优美，抑扬有致，读者打开《高老头》或《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口气读下去，但觉畅顺无阻，如行云流水，比起一般以中文发表的原创作品，其流利程度，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傅雷的译品，一向受到论者重视、读者欢迎，可是近年来忽然有不少译界人士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过份流畅的译文，失之于「滑溜」，翻译不妨带点「翻译腔」，唯有如此，方能保持原著中的「原汁原味」，方能将源语中的特有文化带入目的语的土壤中，使之植根萌芽，茁壮生长。而翻译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使耕植过多而渐趋贫瘠的土壤，因承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灌溉，而变得滋润丰腴，生机勃勃。
但是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活动。一国或一地的人民要了解他国他地的文化，除了学习外语、沉浸其中之外，当然惟有依赖翻译一途。翻译是一种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多范畴的途径来沟通的方式，并非仅靠某一独立绝缘的语篇或文本来交流的单轨行为。因此，单一语篇的译者所负的责任，只是文化交流的滚滚洪流之中的一小涓滴，译者翻译时，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当作传递异国文化的载体，而刻意异化，以致堕入了「死译」、「直译」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几年前，有一次众友驱车由中文大学前往沙田市区午膳，途中因天热无风，有人提议关车窗、开冷气，车主说：「雪种不够，要去加了。」此时，同车的洋教授不禁好奇地问：「雪种是什么？」洋教授是一名汉学家，中文造诣相当不错，但没听过港式粤语「雪种」的说法。告之以「雪种」即 refrigerant（致冷剂），教授听罢不由得喟然兴叹：「啊！Seed of Snow！真是太美，太有诗意了！」同车之人，闻之皆无动于衷。
另外有一次，利国伟博士来函提到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的前四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说深喜此诗，但英译本读之「总觉得称心者甚少」。12其实，在这首诗中，「雪泥」的意象颇费踌躇。「雪泥」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雪泥」在中国诗词中，是常见的词汇，《现代汉语词典》却解释为「融化着雪水的泥土」。《辞源》中只有「雪泥鸿爪」词条：「喻行踪无定，偶然相值也」。「雪泥」两字，按字面直译，当然就是“snow-mud”，而“snow-mud”是否诗意盎然？我就此请教过一位加拿大名诗人，他曾经从意大利文转译过王维《辋川集》的四十首诗，其后再加上其它中国诗人作品的英译，结集成书，出版了《寂寥集》13。这位诗人本身的诗作，也以吟诵自然景观为主题，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样的一位诗人，我问他“snow-mud”令他引起的联想是什么？他的答案是“Terrible thing!”诗人长年居住于温哥华，该处冬日寒寂、阴雨连绵，这「融化着雪水的泥土」，无论如何，都唤不起美感的经验，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翻译之中，直译与意译之纷争，异国情调与本土色彩之较量，意义并不很大。意象可以保留，可以不借思索，直接移植，美其名为保留「原汁原味」，及丰富目的语的文化，但译者一厢情愿的意图，万一付诸实行，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以「雪泥」与「雪种」为例，恐怕就未必如此。
在中文里，「雪泥」是典雅优美的意象，盛载着千百年文学的遗产，携带着世世代代文化的信息，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内涵极深的词汇，一旦直译照搬为“snow-mud”，丝毫唤不起外文读者对「人生无常、往事留痕」的丰富联想，反而引起了「泥泞不适、举步维艰」的感觉；「雪种」是只流行于粤语地区、甚或香港一地的俗语，一般香港的中国人一听「雪种」两字，就会想起汽车、冷气机等实际的事物，而决不会因此而浮想连翩，诗情洋溢。
文化背景相异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其价值判断与审美经验都是截然不同的，此所以外国选美会上选出的国色天香，跟东方人心目中的美女形象，往往颇有出入。不同种族的审美观固然有别，不同性别之间亦如此，男士眼中的绝色，跟女士眼中的佳人亦大不相同。依此类推，年龄不同、背景相异、文化水准参差的观众读者对同一作品、诗篇、音乐、电影、戏剧的看法，必然大异其趣。明乎此，以为翻译中把源语的比喻意象及表达方式直接照搬，就可达到保留异国风味的想法，未免过分乐观。我们且举例以进一步说明。
中文里常有一些与身体部位有关的习惯用语，如「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提心吊胆，荡气回肠」等，翻译时如果把这些用语照搬直译，必然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现在试以「牵肠挂肚」一词为例，假如原文用以描绘慈母对游子的思念，经逐字直译，其功过得失可分析如下：
功： 传达中国人特殊的表达方式
过： 制造野蛮粗率的印象，与慈母对子女思念关怀的温婉形象格格不入。
得： 保持异国情调
失： 怪异乖悖，令人不忍卒读。
因此，任何有理智的译者，只会把「牵肠挂肚」译成“feel deep anxiety about; be very worried about”之类的说法，而不会直译。「提心吊胆」、「牵肠挂肚」等字眼直译的结果，对英语读者来说，就好像外科医生动手术时所采取的种种步骤。
赵景深早期翻译时，曾经把“Milk Way”直译为「牛奶路」，而不是译为「银河」，因而成为翻译界流传不息的笑话，最近有论者为其翻案，认为译成「牛奶路」，并无错误，翻译必须视乎语境而定，「银河」令人连想起牛郎织女与鹊桥相会的故事，与源语氛围格格不入，因此还不如直译为「牛奶路」。14两派说法，孰是孰非，此处不论，但是词汇的「直译」与「意译」，意象的「保留」或「转换」，则肯定不是保持异国情调的关键所在，因为异国情调的产生，不靠外在字词的点缀，而靠内在气韵的形成。
要保持原汁原味，自然必须再现原著风格，而风格本身，却颇难界定。何谓风格？风格是指作家创作时的艺术特色，是某一作家的作品之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表征。根据《写作大辞典》的说法，风格是「文学创作中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而鲜明的审美特征。它受作家主观因素及作品的题材、体裁、艺术手段、语言表达方式及创作的时代、民族、地域、阶级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并在一系列作品中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得以体现」。15
余光中及蔡思果都曾寄居香江，作客中大，两人同为散文名家，且看他们对沙田的描绘：
余光中文：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去中文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归属联合书院。其时书院才从高街迁沙田两年，新校舍楼新树少，但因高踞山头，游目无碍，可以东仰马鞍之双雄，北眺八仙之连袂，西窥大埔道一线蜿蜒，分青割翠，像一条腰带绕鹿山而行，而吐露港一泓水光，千顷湛碧，渺漫其间，令高肃的山貌都为之动容。16
蔡思果文：
香港、九龙的山水，我已经熟悉，有两三年参加爬山的团体，几乎踏遍了各处名胜。八仙岭就上过两次，一次由正面，一次由背面攀登。朋友，几乎全在香港。四年后，有机会回港，又和朋友重聚，十分欢喜，而且又结识了新的相知。因为住在新界，出去游览比较少，可是沙田的景色堪称奇绝，山光水色，也足以供我自娱了。17
两人的文风一富丽华赡，焯烁异采；一清淡平实、舒缓朴素。要翻译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自然需要采用不同的笔触，这就是余光中所谓译家手中要有多把不同刷子的道理。18 一位有造诣、有水平的译者，除了本身独特的风格之外，翻译时，还需有炼字炼句的毅力，悉心揣摩的用心，对原著风格，细细体味，然后在翻译不同的原著时，尽量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求得到不同的效果。正如林文月翻译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两本日本经典名著时，由于「紫式部的文笔较为华丽流畅」而「清少纳言则比较简劲刚阳」，因此感到心情沉重，生怕翻译时自己的写作习惯难以摆脱，「很自然地使两种不同原著呈现近似的风貌了」19，因此在表现方式及词汇运用方面，都作出刻意的安排。译家的这种努力，固然难能可贵，但是万一翻译时，自己的风格难以压抑，时时蠢蠢欲动，一不留神，就会蛟龙出海，脱兔越野，这又如何是好？有效的防患之道自然是选择风格相若的原著，就如选择性情相近的朋友一般，这样，翻译起来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
目前译坛有学者谈论风格时提出一些理论，认为「一个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的人，反倒比文字水平高并有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人更能体现原著的风格」。21论者大概是眼见目前译坛滥译成风，有些译者完全不依原著，自由发挥，因此有此感言，以针砭时弊吧！但是一个人经长年摸索，累月经营，下笔成文时，居然还培养不出个人风格，足见语文造诣甚浅，表达能力不足，由这样的人下笔翻译，倒不如不译！
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
真正优良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原著风格经译者风格掺糅而成。以乐谱为例，写在纸上的音符是死的，必须依赖演奏家的演绎，方能存活。同理，原着在不识原文的读者眼中，也并不存在，唯有通过翻译，方能在第二种语言中再生。既然同一乐谱可以展现千姿百态的演绎，同一作品为何不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翻译？而不同译者个性有异，秉赋相殊，经他们的手笔，自然产生不同的译品，但基本上，伟大的演奏家不会将贝多芬弹成莫扎特，肖邦弹成德彪西，成功的翻译家，亦当如是。
三、「千层糕」与「千叶饼」——文化的差异与层次的语感
时人常说，环顾世界各地，要比美中式烹饪艺术的，唯有法国，换言之，中、法两国在饮食文化方面的成就，各有千秋，不相伯仲。法式甜食中，有一种点心叫做“Mille-feuille”，直译即「千叶饼」之意；中式糕点中，也有种人人皆知的「千层糕」。这两种点心都广受欢迎，那么，我们翻译时能否将 “Mille-feuille”径译为「千层糕」？
两种点心表面上看来都是多层次的甜品，但是实际上却是一脆一软、一松一凝，一入口即化，一入口黏稠。这两种食物，食客品尝起来的口感，是截然不同的。
这两种食品，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正好象征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轨与偏差，而翻译之妙与翻译之难，也就在乎如何在两种文化的异同之间回旋周转，权衡轻重。
有论者以为：「翻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像外交工作，要善于『有异求同』，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22此话诚然不错，但是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的做法，一应用到个别情况，要真正实行起来，又谈何容易！
很多学者讨论翻译理论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语言对」（language pair）的问题。同一语系的两种文字，对译起来，自然较不同语系的文字方便省事得多。杨绛提出「翻译度」的说法，认为「同一语系之间『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是名符其实的『迻译』。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彷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是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23黄国彬认为「翻译时应该用树译树还是以林译林，要视乎实际情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以印欧语（如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拉丁语）翻译印欧语时，以树译树的可能性较高；以汉语译印欧语时，以树译树的可能性较低。」24上述两位译家都是精通多种欧洲语言的学者，本身又是中文造诣极深的作者，他们对翻译的体会与感悟，自然胜人一筹。由此可见，谈翻译不能漠视现实，凡事一刀切。把不谙中文的外国学者讨论翻译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不加辨析，照单全收，再应用到中外翻译的实况中来，往往就会产生隔靴搔痒之弊，隔雾看花之误，因而难免造成搔不着痒处、看不见真相的后果。举例来说，法文里“bien aime(e)”一说，译为英语，不论语境如何，大可自然「过渡」，从源语「从容地以树的形态进入」译语25，即变成“well-beloved”，或“beloved”，一旦从法语译成中文，情况又如何？这“bien-aime(e)”的对象若换成老师、弟子、朋友、情人、父母、子女、对象或祖国，译法就会随之不同：
法 bien aime(e)
英 well-beloved ，beloved
中
敬爱的老师
爱护的弟子
挚爱的友人
热恋的情人
亲爱的孩子
心爱的玩具
热爱的祖国
中国人讲情、讲爱的表达方式，含蓄而多姿，有时不必一定用上「爱」字，例如：
父母对子女之爱 — 舐犊情深，骨肉之亲，父慈子孝
祖孙之爱 — 含饴弄孙，公悦媪欢
兄弟之爱 — 兄友弟恭，手足之情
夫妇之爱 — 画眉之乐，鱼水之欢，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如鼓瑟琴，鹣鲽情深
因此，我受托把傅雷法文信件及家书译成中文时26，凡遇到这种情况，又怎能不随着致函的对方、描绘的对象、信中的内容、词汇的语境，好好分析一番，并经再三推敲，仔细斟酌，才定下适当的译法。
翻译如做人，必须慎言慎行，掌握分寸，方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翻译中分寸的掌握，与译者有否敏锐的语感息息相关。每一种语言，在词意的运用，语句的铺排、段落的结构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方式，而每一词每一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亦各不相同，所以译者必须对源语与译语，都有透彻的了解，深切的体会，方可动笔。尽管如此，一般来说，源语多半是外语，译语则是母语，世上真正能精通双语、左右逢源的人，毕竟不多，而一个人对外语及母语的认知，始终有所不同，否则，母语也就不成为母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两种语言中双向互译，其要求与取向是并不相同的。以中、英翻译为例，一般人动辄要求译者双语兼通，中英俱佳，出入自如，对「译」如流。这种要求，其实是不明翻译的本质所致。翻译只是一个总称，其中按方法、按文本、按体裁，可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细流分支。假如说，翻译的内容是天气报告、商业合同、货品说明书、报刊文章、各类广告以至科技论文等较为实际的文体，自然可以要求译者俱备中、英对译的能力，但是涉及文学作品、哲学论著、或法律文件等内容抽象、思想复杂的文类时，就必须实事求是，正视译者翻译的取向了。其实，世界上一般翻译的主流，尤以文学翻译为然，都是以外语译成母语的。翻译《尤利西斯》的名家萧干曾经说过：「就文学翻译而言，我认为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成。」27理解的是源语，表达的是译语，翻译文学作品多数为外译中，其道理不言而喻。除非译者精通外语如母语，或甚至外语能力高于母语，则又当别论，这种情况，在香港一地，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及地理环境使然，间或存在。
明乎一个人的母语能力与外语能力始终不能铢两悉称，翻译时就会格外留神，加倍用心。译者一方面知道自己有所局限，另一方面也必须了解两种语文之间对应互译时的困难所在。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美国立国只有两百多年，而其文化所依的英国，固然也历史悠久，但毕竟不同于中国。假如说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28那么，一国一地的文化，由于民族性有异，国情有别，与他国他地的文化相较，也必然如自然界的多种岩石般呈现出层次不同、纹路有别的面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媒介，在我们把外语译成中文的时候，面对这千百年历史淘炼积淀的产物，是否该细心体会一下，这层次是否等于那层次？换言之，「千叶饼」中的第三层，是否即是「千层糕」中的第三层？其实，不少翻译上的失误，都是由于不能掌握分寸，及不谙层次上的语感所引起。
自从一九九六年起，我就跟英文系的姜安道教授（Prof. Andrew Parkin）共同担任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的赞辞撰写人。中大的做法，乃按实际需要，由两位教授分别用英文或中文直接撰写赞辞，然后交由专业译者翻译，其中的中译本再由我修改润色。在审阅的过程中，往往发现改稿比翻译更难，原因就在于中、英文化传统中对赞辞的撰写，不论思路逻辑与写作方式，都颇有出入。英文原稿中的幽默谐趣，逸事穿插，个人观点，率直论断等，一经翻译，倘若译者不顾中文层次的语感，不谙中国的人情世故，不作调整，遽尔译出，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褒实贬，不但有失大会美意，而且有损大学尊严。由于原译既无法全部重译，只有在译稿的基础上，按前言后语的风格，作出酌量适度的调整。现举例说明：
（一）有关分寸的掌握：
1. Citation of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Fil. Lic., Dlitt （马悦然教授赞辞）29
英文原文：
Such is the winding path of human fate that after two years he abandoned Law for Anthropology and Chinese. Paradoxically, he found his true way by entering the thickets, with much bewilderment, of Daoist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译员中译稿：
但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料，两年之后，马教授弃修法律，改习人类学及汉学。他从阅读译文着手，闯进了道家哲学的迷宫，却是歪打正着，因此踏上康庄大道。
修改稿：
但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表，两年之后，马教授弃修法律，改习人类学及汉学。他从阅读译文着手，闯进了道家哲学的迷宫，却反而因此找到生命的途径。
2. Citation of the Honourable Donald Yam-kuen Tsang, JP （曾荫权先生赞辞）30
英文原文：
Now that he is buried almost up to the bow tie in government documents, he still finds time to read, for pleasure, fascinating, well-written non-fiction.
译员中译稿：
现在，虽然无数政府文件堆到了蝴蝶领结之下，他依然忙里偷闲，阅读写得引人入胜的文章。
修改稿：
现在，虽然政府文件堆积如山，他依然忙里偷闲，阅读文采斐然，引人入胜的文章。
从以上两例看来，第一例「歪打正着」具有贬义，极不足取，倘若不加修改，直接印出，必定贻笑大方；第二例在英文原文中似乎形象鲜明，语带幽默，在中文赞辞中出现，始终有欠分寸，与颁奖典礼的庄重场面，显得格格不入，因此需要以合乎中文规范的习惯用语「堆积如山」，来加以调整。
（二）有关层次的调节：
层次的语感，在中、英两语里不尽相同。再以赞辞及演讲辞为例。英文往往可以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运用在正式的场合，而不失之呆板平凡。相反，译成中文时，不得不作出适度的调节。这样，译文方能合乎中文的行文惯例，以及读者或听众的审美期待。
现举例说明：
1. Citation of Deanna Lee Rudgard, BA, MA, BM, BCh（利德蓉医生赞辞）31
英文原文：
These observations link with her lifelong interests and her strong belief, held also by her father before her, that the best investment's in people, especially in young people...in the quiet but effective work that helps us build a decent society...
译员中译稿：
她与他父亲的心志相同，相信最好的投资是对人，特别是年青人。……那使世界变得更完美 的工作，虽低调却有效……。
修改稿：
利医生与父亲心志相同，深信最好的投资是育才，尤以培育年青人为然……此类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工作，虽默默耕耘，却成效超卓。
2. Citation of Fong Yun-wah, DBA, LLD, MBE, JP （方润华博士赞辞）32
英文原文：
How does he keep fit amidst all the demand of business, family, and philanthropy? He swims, he exercises, and plays a bit of golf.
译员中译稿：
方博士既须处理公司业务，又要照顾家庭和慈善工作，费力劳心，有什么办法保持健康？他的办法是游泳，做体操，偶然还打打高尔夫球。
修正稿：
方博士既须处理公司业务，又要照顾家庭和慈善工作，劳心劳力之余，如何保持健康？游泳，体操，偶然打高尔夫球，即为强身健魄之道。
3. Citation of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Fil, lic, Dlitt （马悦然教授赞辞）33
英文原文：
He also taught English to a very original young woman, the individualistic Ningtsu, later to become his warm and courageous wife.
译员中译稿：
他又认识了一位很有个性的年轻女郎宁祖，并教她英语，这位热情、勇敢的女郎后来做了他太太。
修改稿：
当时，他又结识一位极有个性的年轻女郎宁祖，并教她英语。嗣后，终与这位热情勇敢的女郎盟订终身。
从以上三例看出，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外译中时，在某些场合，未必“simple is beautiful”，以简译简的结果，往往会把正式的文体降低至口语的层次，因而使原义走样，原味流失。中译外时，则正好相反，过多修饰词类及成语套语的应用，使行文常有矫饰之嫌，造作之弊。
语言是文化的积淀，中西文化既然有别，语言的运用，层次的语感，自然大不相同。有学者认为「中文上下的幅度，比西文要宽。这本身提供了从平淡到精彩的多种可能」。34不论孰宽孰窄，翻译时要在中西文化中找出对等的语感，就如在千叶饼与千层糕中发掘对应的层次一般，的确是最考译者功夫的一门高深学问。
四、钟摆的两极—─文学翻译与法律翻译
翻译界最盛行不衰的老生常谈，就是说翻译好比女性，美者不忠，忠者不美。姑不论此话是否会有性别歧视，我国古老的传统中，谈到语言的确也有类似的说法，即老子所谓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换言之，信与美，是吾人对语言表达方式的两大要求，再演变而为翻译实践中的两大原则，但惜乎两者经常互相对立，难以兼全。
其实，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所涉文类的不同，对象的分歧、目标的差异，往往所得的成果，在信与美的程度上，大相径庭。以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曾经译过小说、诗歌、论文、家书、新闻、财经、科技、法律等多种文学及非文学类作品，而假如翻译活动是一个钟摆，那么，这钟摆的两极，就是文学翻译与法律翻译了。
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再创造」的能力与用心，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是辽阔的视野，无尽的空间。一部成功的小说，一首上乘的诗作，一出完美的戏剧，一篇优雅的散文，其魅力在于原作者能提供源源不绝的创意，启发读者产生丰富奔放的想象力。因此，文学作品有无止无尽的解读方式，让译者去作层出不穷的演绎与发挥。
历来有关文学翻译的研究与探讨，形形色色，难以尽述，此处不赘，以下，我只举出实例，以反映文学翻译之复杂困难及可喜可乐之处。
一九九九年下半年，曾应香港政府法定语文事务署之邀，为该署主持为期八周的「高级英汉翻译审稿班」课程。参加训练的共十四位学员，全是该署的总中文主任及高级中文主任。法定语文署负责制订及落实香港政府的语文政策，而这些学员全是翻译非文学类文件的老手。在课程即将结束前两周，我请各位学员把一首英诗译为中文，以测验其对语言掌握的能力。这首英诗是加拿大诗人布迈恪（Michael Bullock）所写，原为卧病在床，望见友人所送鲜花的即兴之作。原文浅显易明，不用僻字，兹录如下：─
Chrysanthemums
- Michael Bullock -
When I wake in the morning
The Chrysanthemums greet me
A galaxy of purple stars
Floating on green clouds
They smile at me
I smile back
Remembering the giver
The day has begun
我们暂且不理那句意象较丰富的“a galaxy of purple stars floating on green clouds”的句子，而以最后两行“Remembering the giver”，“The day has begun”为例，现把各人的译法分列如下：
新的一天又开始
蓦然忆记起送花人
阳光普照大地，
新的一天又开始
念想送花人
这天来到了跟前
更念送花人意厚
新天伊始乐意悠
心里想念送花人
勾起我对送花人的思念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天
同时想起了送花者
这确是一天的开始
我想起送花人的关爱
这一天、在晨曦中披上新衣
脑海里想起那送花人
新的一天开始了
犹忆赠花人
初愈展新生
念起那送花人
一天又开始了
赠花君意余心知
夜尽又是朝晖时
念赠花人
一日开始
想起送花人
又是新一天
假如要仔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不同学员翻译时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技巧：有的用五言诗或七言诗体，有的用自由诗体；有人措词精简，有人意象繁复。但是大致来说，可分为两派：左边列出的一派照字面直译、不加调整，可惜译文失之平淡、略欠诗意；右边的另一派，则运用了「增添法」去阐释最后一句，原因是最后一句原文虽然颇有气势，但实在太简单，正如国画之中，留白极多，因此有无限空间，让译者去尽情演绎。除此之外，原文“remembering the giver”，及“the day has begun”两句之间，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the giver”到底是男是女？是诗人的朋友？知己？亲人？还是爱人？“the day has begun”有没有象征意义？是表示「大病初愈」？还是表示「新的考验」？是表示「欢乐」？还是表示「勇气」？这连串的考虑，以及内容的剖析，影响了译者的取向，措词的选择，至于译者的主观意愿，一旦形诸文字，是否能诗意盎然，贴切传神，则自然须视乎个别译者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而异了。
由此可见，文学讲求的是弦外之音，不落言诠，唯其如此，方始耐人寻味，正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往往令人泛起无限遐思，因此文学翻译时对原文的意境神韵，必须细加体味。至于法律翻译，却要求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译者必须实事求是，切勿望文生义，随意增删，更不必措辞华丽，惟「美」是图。文学翻译中所要求的既美又信的女子形象，到了法律翻译，就变得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绝无美感韵味可言了。
香港政府于一九八八年成立双语法例咨询委员会（The Bilingual Laws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BLAC），为切实落实中英双语立法而展开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为：
1. 审阅法律草拟科所翻译现行条例的翻译本；
2. 经审慎考虑后，对翻译本的真确性予以认同；及
3. 就现行以英文制订的法例的中文本颁布一事，向总督会同行政局提出意见。35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采用了法律草拟科翻译法例所采用的准则：
1. 一个语文本须正确反映另一语文本的意义；
2. 每个语文本须以同一形式出现；及
3. 中文本须以良好，不流于俚俗的现代中文编写。36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当时的中文专员，律政司法律草拟专员，资深法律界、翻译界及语言学界人士。由BLAC成立开始，我已应邀出任委员，直至一九九七年五月完成任务为止，前后历时八年半。委员会曾经审阅的公共条例共五百二十三条，约二万页。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当中，因身历其境，我对法律翻译开始有切身的体会。假如说，文学翻译允许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再创造」以「拓展无限空间」，那么，法律翻译所着重的就是要「阻塞一切空间」了。艺术作品讲求的虽是神形兼备，但丹青难写是精神，最重要的是神似而非形似。齐白石说自己的作品在「似与不似之间」，歌德说美在「真与不真之间」37，这两者的说法，也许是艺术作品及艺术创造的最佳诠释，但绝对不适宜用以描绘法律条文，因为双语立法时，「每个语文本须以同一形式出现」，这一个基本原则已定，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说法便无法达成。
控辩双方对簿公堂时，最主要的是拿出真凭实据，而两造的代表律师，各就呈堂证供来滔滔雄辩，他们所做的，也无非是在法律条文之中寻找依据，希望字里行间发现空隙来回旋周转。因此法律条文订立得越刻板、越周全，就越有成效，此所以历来法律文件不论以何种文字写成，都冗长累赘，不堪卒读，令一般老百姓望之生畏。
翻译法律条文，规约章程，因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故必须以具体明确、少生歧义为主。文中所涉的词汇必须含义确切，前后一贯，除少数例外情况，切忌如文学翻译般讲求一词多译，以收「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之效。38其次，法律翻译就像堆砌积木，原文为名词，常还以一个名词；为形容词，还以一个形容词，这种「对号入座」的刻板译法，正好是文学翻译中的大忌。
一九九三年年底，律政司草拟科将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Cap.1109）译成中文，即《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第1109章），并邀中大对中译本提出意见，以便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交由 BLAC审阅，经审阅定稿后再交立法局审批，正式颁布为香港法例。中大既以「中文」大学为名，对有关自身法例中译本的措词是否适当，行文是否流畅，译义是否精确，自然十分在意，绝不掉以轻心。当时大学当局为此特地成立了工作小组，由秘书长、代理教务长、中文系系主任及翻译系系主任等出任组员。这个小组为中译文本中的一字一词，仔细推敲、再三斟酌，曾经召开过无数次会议，几乎到了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地步。结果，中大的意见与BLAC的意见并不一致，双方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我当时既是中大审议小组成员之一，又是双语法例咨询委员会委员，带着这两重身分，在两个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中进进出出，经不断协调折衷，终于确确切切明白法律翻译与一般翻译的相异之处，也真正了解「翻译」一词的本质究竟为何。其实，「翻译」只是一个总称，翻译活动林林总总，而翻译的过程，须视乎文本的种类，文件的性质，成品的目的，读者的取向等多种因素，而采取截然不同的手法，否则必然会枉费心思，徒劳无功。兹举《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之中的弁言为例，以说明以上论点。
香港中大原于一九六三年设立，当时为一所联邦制大学，新法例旨在取代旧例，废除崇基，联合，新亚等书院之旧条例，订定有关新条文，并为逸夫书院订定条文。新条文弁言(e)之英文原文为：
It is declared(a) th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which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shall continue to ---
(i) assist (b) in the preservation, dissemination (c), communication (d) and increase (e) in knowledge;
(ii) provide (f) regular courses of instruction in the humanities, the sciences and other branches of learning of a standard required and expected (g) of a University of the highest standing;
(iii) stimulate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h) and thereby to assist(i) in promoting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j):
这段话律政司的原译版本为：
弁言(原) (e) 现公布(a1)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香港中文大学细则 ─
(i) 协助(b1)保存，传布(c1)，传达(d1)及增加知识(e1)；
(ii) 提供(f1) 人文学科、理科、及其它学科的正规课程，其水平为地位最高大学所应有及预期应有的水平；(g1)
(iii) 刺激香港的学术及文化发展(h1)，从而协助(i1)促进香港的经济及社会福利(j1)：
中文大学经多番推敲商讨，建议将这段话修改如下：
弁言(修) (e) 兹声明(a2)香港中文大学乃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之大学，并当继续 ─
(i) 致力(b2)于知识之保存、宏扬(c2)、交流(d2)与增长(e2)；
(ii) 设立(f2)人文学科、科学及其它学科之正规课程，其水平当与最高水平之大学相若(g2)；
(iii) 促进香港之民智与文化(h2)，藉以提高(i2)区内之经济效益与社会福祉(j2)：
上述两段文字，以中文的行文畅流、语意清通而言，中文大学的修订本当然远远胜于律政司原译本，原译之中，行文重复冗长，如(b1)及(i1)两处，「协助保存」，「协助促进」，连用两次「协助」；而中大译本，(b2)及 (i2)分别译为「致力」及「提高」，使语意明确不少。原译(h1)「刺激香港的学术及文化发展」，也有配辞不当之弊。「学术文化」只宜「促进」，岂能「刺激」？由此观之，中大(h2)的译法，较为可取。至于原译(g1) 「其水平为地位最高大学所应有及预期应有的水平」一句，更觉累赘，中大(g2)的译法，则简单明了，一语中的。
殊不知中大的修正建议，一送到BLAC审阅，就招致极多的反对之声。首先，《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是香港众多法例之一，并非单独存在的文件，因此，行文不能悉随己意，尽量发挥。国立北京大学于一九三二年颁布的《组织大纲》中，曾列明「北大以研究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39请注意行文之中典雅适当的用语，工整对仗的句法，但中文大学条例是香港政府的法例，而不是大学当局的宣言或校训，故措辞行文就没有北大《组织大纲》那么自由了。基于此，原译(a1)以「现公布」译“it is declared”，中大不能径自改为「兹声明」；原译以中性字眼(c1)「传布」译“dissemination”，因该字出现在其它法例时都是如此译法，中大就不能径自改为(c2)「宏扬」这般带有褒义的字眼，令人联想起「宏扬佛法」等说法。其次，香港所有的法例，都是双语法例，既要形式相似，又要意义相同，捉襟见肘，谈何容易！为了维系整体法律文件的统一协调，翻译时，行文就不能那么畅顺自然了。
历时三载，几经商榷，大学与BLAC终于达成协议，现在的版本如下：─
(e) 现宣布(a3)香港中文大学（其主要授课语言为中文）须继续 ─
i. 协力(b3)于知识的保存、传播(c3)、交流(d3)及增长(e3)；
ii. 提供(f3)人文学科、科学学科及其它学科的正规课程，其水平当与地位最崇高的大学须有及应有的水平相同(g3)；
iii. 促进香港的民智与文化的发展(h3)，藉以协力提高(i3)其经济与社会福利(j3)：
从最后的定稿所见，中文的行文较前流畅，然基本上仍保留法律翻译严谨、刻板的风格，原文中“require and expected”词组，不能以意译轻轻带过，而必须译为「须有及应有」；原文中“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词组，不能因行文流畅之故译为「经济效益及社会福祉」，因「经济效益」即“cost-effectiveness”之意，与原文不符，而 “social welfare”在其它法例中已有定译，即「社会福利」，故不能译为「社会福祉」。
其它有关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仅以弁言一例，已足见法律翻译与其它文类、尤其是文学翻译的相异之处。
在法律翻译及文学翻译的钟摆两极之间，存在着各种文类的翻译，如：新闻、科技、公文、商业等，即以文学翻译而言，按体裁有小说、戏剧、诗、散文等多种；以对象而言，也有成人文学及儿童文学之分。翻译儿童文学是另一种功夫，不论选词用语，都另有考究。文学以价值而言，也有一流文学与二、三流作品之分，翻译时的处理方法可能亦会酌情调整。40 因此，谈翻译手法，说翻译技巧，的确不可一概而论。
翻译到底是技巧，还是艺术？这是翻译界历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其实并无多大实质意义。这话题，就好比问人类到底是「脊椎动物」，还是「万物之灵」一般。人在普遍意义上是「脊椎动物」，在更高层次上是「万物之灵」。在翻译的过程中，在处理基层的功夫上，可以说是一种技巧，既可以学，也可以教。学生通过培训、实习，可以掌握一些语文知识，翻译手法，所谓「工多艺熟」，「工」是指磨炼，「艺」是指技法，假以时日，自然见到功效。但是翻译时如果要能得心应手，要有「神来之笔」，则已经提升到艺术的层次了。一般来说，文学翻译所要求的就是这种层次，这种境界。这也就是有些论者以为翻译可以学，但不能教的道理，即所谓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谈翻译而不用科学的客观原则，必然流于主观，失诸琐碎，因而提倡一套可以万应万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来验证，来复核翻译作品，以求严密周全之效。其实，即使从事科技翻译或法律翻译，亦有匠心独运的时刻，豁然开朗的境界。不同的译者，自有高下之分；不同的成品，亦有美丑之辨。翻译的本质如此，何必以「技巧」或「艺术」强分为二，争持不下？
结论
从上述的种种实例来看，我对翻译的认知，可以从下面几点作一个综述。首先是有关「翻译腔」或「译文体」的看法。译文体，大概就是杨绛所指翻译时好比翻不成跟斗栽倒在地的文体，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目前流行于中、港、台三地的用语；一种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似通非通、佶屈聱牙的表达方式」41。一般人误以为翻译时尽情照字直译，就能保持异国情调或再现原文风格，并且藉此丰富译入语的词汇及表达方式，这种说法，就好比生米没煮成熟饭，而偏有人认为如此方有益健康，符合世界潮流。翻译系的大一学生，在讨论「译文体」的祸害时，有人提出疑问：「中文倘若写来恍如英文，又有何不可？这样不是更方便上网吗？」换言之，年轻学生对自己的语言文化，不知珍惜，几乎到了毫不设防，甚至全面投降的地步。今时今日，美国势大力强，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风行，英语在全球独领风骚，我们一方面固然不应漠视实情，抗拒学习；另一方面也不应妄自菲薄，卑视母语。中文是世界上最多人口使用的语言，在中英对译的过程中，我们所要进行的是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靠拢。恶性欧化的中文，绝不能成为登堂入室的正统。因此，翻译系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提高学生文化的素养，语言的造诣。假如说，翻译是一座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筑桥人首要的功夫，就是稳固桥墩，打好基础。只有基建扎实的桥梁，才能负起运输传达的功能。因此，翻译系的课程，除了配合世界潮流、适应社会需求、开设多种实际性的科学之外，对培养增进学生语文触觉及悟性的基本课程如文学翻译，绝不可以偏废。而翻译系的教师，更应时时反省，刻刻留意，如果「自己习于繁琐语法、恶性西化而不自知」，那就像「刑警贩毒，为害倍增」。42在维护中文生态、承继文化遗产的大任上，翻译系应成为提倡环保的先锋，而不是制造污染的祸首。
其次，经验老到、译着丰富的译界前辈，尽管自谦「无师自通」、「久缺译论」，绝不可贬为「译匠」，等闲视之。这些译家，不论在翻译界、学术界均贡献良多。其实，只要认识翻译的本质，就会明白翻译活动所涉的不仅是对两种语言的普遍认知，而是个人对两种文化的深厚涵养。高克毅所译《大亨小传》之所以风行一时，是因为作者费滋杰罗在书中描绘的背景、氛围、故事情节等，都是译者曾经亲身体会感受过的，所以译来才挥洒自如。傅雷所译巴尔扎克名著如《高老头》、《贝姨》等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傅雷对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都深有研究，所以译来才事半功倍。林文月幼年时的第一语言原是日语，及长，专攻中国文学，因此翻《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日本经典名著时得心应手。余光中热爱艺术，尤喜梵谷，因此译《梵谷传》水到渠成。名家之所以成功，必然有其高深的素养与精湛的学问在后支撑，蔡思果引陆游诗所说的「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43
翻译可以学，翻译技巧可以通过实际训练来加强，但这只是培养「译员」的过程，而非成为「译家」的必然途经。为了适应社会需要，翻译系必须设置；为了研讨译学，翻译理论必须建立，但是所有理论规条之所以存在，都是为了让初手有所遵循，让高手予以打破的。翻译学之中，并没有万应万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式。
翻译到了最高层次，正如所有艺术的形式一般，最要紧的是存在译家心中一把衡量的尺。多读理论有助厘清观念，多看经典名著以增进语文修养，才是提高翻译能力的良方。
最后，且以苏东坡〈题西林壁〉一诗作为总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大家耳熟能详，正好成为今日翻译界的写照。三十年前，大家也许跟「翻译」这座插天巨岳距离太远，因此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三十年后，我们却距离太近，身陷其中。译山之中，千崖百仞，重岩迭嶂，因此使我们横看侧望，迷失在羊肠蟠道上。其实，只要我们凝神观察，细心审视，即使峭危峻险，积石峨峨，又何尝见不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壮丽景观？且让我们气定神闲，返璞归真，拨开令人目眩神摇的重重迷雾，好好认识翻译的真面目吧！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初稿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定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 香港主要的大学，除科技大学之外，其它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公开大学等，都设有颇具规模的翻译课程。
2. 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见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香港：三联书店，1996，页109。
3. 金圣华，〈冬园里的五月花—─高克毅先生访谈录〉，《明报月刊》，2000年5月号，第35卷，第5期，页53。
4. 杨绛，〈失败的经验〉，见《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页93。
5. Voltaire, Romans et Contes, Bibliothe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9, p.147.
6. 徐志摩译，《赣第德》（Voltaire's Candide），台北：正文书店，1972，页3。
7. 同上。
8. 傅雷译，《老实人：附天真汉》（Voltaire's Candide），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页6。
9. 余光中曾把译者比喻为巫师，介乎神人之间，「既要道天意，又得说人话」，因而有「左右为巫难」之说。见金圣华，《桥畔闲眺》，台北：月房子出版社，1995，页31。
10. 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林风眠之路》，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页45。
11.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见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2. 利国伟博士为香港知名银行家及香港中文大学前校董会主席。1997年1月8日来函曾讨论翻译问题。
13. 诗人为Michael Bullock（布迈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创作系荣休教授，曾多次应邀访问中大。诗人曾与Jerome Ch'ên自意大利转译王维《辋川集》诗四十首，并以Poems of Solitude为名结集成书，于1960年出版。
14.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页174-180。
15. 庄涛、胡敦骅、梁冠群主编，《写作大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页535。
16. 余光中，《日不落家》，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页179。
17. 思果，《橡溪杂拾》，台北：三民书局，1992，页134-135。
18. 金圣华，〈余光中的「别业」：翻译—─余光中教授访问录〉，《明报月刊》，1998年10月号，第33卷，第10期，页39。
19. 林文月，〈一人多译与一书多译〉，《翻译季刊》，创刊号，香港：香港翻译学会出版，1995，页10。
20.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曾提到「择书如择友」一说，此说看似平常，但的确是至理名言。本人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常见学生从事「长篇翻译」习作时，因所选原文与本身文风不合而半途放弃，重选其它原著。
21. 王殿忠，〈风格三议〉，见张柏然、许钧主编《译学论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页541-542。
22. 许崇信，〈文化交流与翻译〉，见杜承南、文军主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页98。
23. 杨绛。同注4，页94。
24. 黄国彬，〈只见树，不见林—─翻译中一个常见的偏差〉，《翻译季刊》第九、十期，香港：香港翻译学会出版，1998，页126。
25. 同上。
26. 见《傅雷家书》英法文书信中译，〈傅雷致杰维茨基函〉及〈傅雷致梅纽因函〉中译。
27. 《桥畔闲眺》，页37。
28. 见《辞源》修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
29. 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十四届颁授学位典礼马悦然教授赞辞。
30. 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十五届颁授学位典礼曾荫权先生赞辞。
31. 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十三届颁授学位典礼利德蓉医生赞辞。
32. 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十四届颁授学位典礼方润华博士赞辞。
33. 同注29。
34. 罗新璋语，见〈谈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许钧、罗新璋、施康强、袁筱一，《译林》，1998年1期，页204。
35. 双语法例咨询委员会的职责由1987年法定语文（修订）条例第4C（1）条加以规定。
36. 参阅1988年12月8日，双语法例咨询委员会记者招待会所发布之新闻稿。
37. 同注15，页153。
38. 傅雷对自己的翻译，曾以此为指标，论者亦多以此称扬傅雷的译品。
39. 见《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43。
40. 同注34，页205。
41. 金圣华，〈「活水」还是「泥淖」—─译文体对现代中文的影响〉，《明报月刊》，第35卷，第3期，页57。
42. 余光中，〈翻译之教育与反教育〉，见刘靖之、林戊荪、金圣华合编《翻译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翻译学会，2000，页51。
43. 见蔡思果，《功夫在诗外—─翻译偶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BW Book Worm
金圣华
香港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中文大学校董，香港翻译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及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
1990至1992年任香港翻译学会时，曾筹办十项大型活动，筹募翻译基金，并创设香港首项翻译奖学金。1998年至2000年为香港大学筹办“第一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2001年至2003年则推出第二届文学奖。
金教授曾编撰多本著作，如《桥畔闲眺》、《打开一扇门》、《英译中：英汉翻译概论》、《英译新辞辞汇》、《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傅雷与他的世界》、《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春来第一燕》、《认识翻译真面目》、《译道行》等；并翻译出版多部文学作品，如麦克勒斯的《小酒馆的悲歌》、康拉德的《海隅逐客》、厄戴克的《约翰·厄戴克小说选集》、布迈恪的《石与影》和《黑娃的故事》以及傅雷英法文书信译等，并为《翻译学报》创刊主编，《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及《翻译教学研究会论文集》主编。
1997年6月因对推动香港翻译工作贡献良多而获OBE（英帝国官佐）勋衔。
来源：网络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