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女儿钱瑗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合译，1950。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吉尔•布拉斯》[法]勒萨日，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癞子》，[西]佚名，1978，上海译文出版社。

   《堂吉诃德》[西]塞万提斯，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斐多》[古希腊] 柏拉图，2000，辽宁人民出版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之前，我们的女儿得了指骨节结核症，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医嘱补养休息，尽量减少体力消耗。我们就哄女儿只在大床上玩，不下床。

 

    锺书的工作很忙，但他每天抽空为女儿讲故事。他拿了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对着书和她讲书上的故事。女儿乖乖地听爸爸讲，听得直咽口水。

 

    我业余还兼管全部家务，也很忙，看到锺书讲得眉飞色舞，女儿听得直咽口水，深恨没有工夫旁听。我记得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里曾提到这本书，料想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锺书讲了一程，实在没有工夫讲，就此停下了。女儿是个乖孩子，并不吵闹着要求爸爸讲故事，只把这本书珍惜地放在床头，寄予无限的期待与希望。

 

    我译完《小癞子》，怕荒疏了法文，就决心翻译《吉尔·布拉斯》。我并未从头到尾读一遍，开头读就着手翻译。

 

    我应该研究英国文学，却在翻译法文小说，而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翻译。我很心虚，加把劲将这部长达47万字的小说赶快译完。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分期发表，还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是我自己觉得翻译得很糟，从头译到尾，没有译到能叫读者流口水的段落。

 

    我求锺书为我校对一遍。他答应了。他拿了一支铅笔，使劲在我稿纸上打杠子。我急得求他轻点轻点，划破了纸我得重抄。他不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校仇”，把我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他只说：“我不懂。”我说：“书上这样说的。”他强调说：“我不懂。”这就是说，我没把原文译过来。

 

    我领悟了他的意思，又再译。他看了几页改稿，点头了，我也摸索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我的全部稿子，1955年才交出版社。

 

    这部翻译给我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要我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不论从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都可以。我从手边能找到的译本中，挑了两个最好的法译本：一是咖达雅和拉巴德合译的第一部；拉巴德去世后，咖达雅独译的第二部；二是维亚铎的译本。我又挑了三种英译本：一是奥姆斯贝的译本，二是普德门的译本；三是寇恩的译本。

    我把五个本子对比着读，惊奇地发现：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最可信呢？我要忠于原作，只可以直接从原作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那时候全国都在“大跃进”，研究工作都停顿了。我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我从农村改造回京，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于1960年3月29日读毕；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备翻译之用。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学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文，不进则退。

    我是正研级的研究员，我的任务是研究工作，学西班牙语只能偷工夫自习。我也没有老师。我依靠好的工具书，依靠阅读浅易的西班牙文书籍，渐渐地，我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注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我问锺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

    他的话安了我的心。会说西班牙语，未必能翻译西班牙文。我不是口译者，我是文学作品的译者。我就动笔翻译，并把《堂吉诃德》作为我的研究项目，阅读各图书馆一切有关作者塞万提斯的书籍，也读了他的其他作品。

    我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8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翻到第七册的半中间，我的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但这几年间，我没有荒疏西班牙文。

    稿子发还后我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上，又从头译起。1976年底全部译毕。当时是十年浩劫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掺沙子”，来了一批什么也不懂的小青年。接过我亲手交上的译稿，只惊奇地问我是否译者。《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