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与张佩芬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今年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斩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她近年一直是诺奖热门人选，但直至获奖当日，已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门罗作品独独一本《逃离》。译者为著名翻译家，今年83岁的李文俊先生。

　　对于热爱外国文学的读者来说，李文俊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将威廉·福克纳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他还翻译过卡夫卡、卡森·麦卡勒斯、塞林格等欧美作家的作品。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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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萧乾影响报读新闻

　　大学时出版译作引起骚动

　　羊城晚报：您从小就喜欢外国文学吗？为什么后来念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呢？

　　李文俊：我是从小受在洋行工作的父亲影响，英文基础比较好。1948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当时想，如果能像萧乾那样到英国访问做战地采访记者，多好啊。复旦大学新闻系很有名，我就报考了。虽然读的是新闻系，选修的却是文学和外语。后来我觉得新闻没什么搞头，就把精力都放在外语方面，尽可能上外语系的课，平常也练习翻译，有不懂的地方就向新闻系或者外语系的教授请教。赵敏恒是我们新闻系的老师，我也经常请教他。

　　业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做翻译，一起翻译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那时有很多私营出版社，巴金办了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平明出版社。1952年和1953年，我们这两部书分别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1952年我还在大学没毕业，在同学中也引起小小骚动，“哎哟，同学里有人出书了”。其实主要还是水平高的同学在那撑着呢，我翻译之后他给我改改，就这样喜欢上文学翻译了。毕业时，同学之间说班上有人可以搞搞翻译，英文挺好的，这可能也跟我被分配到作家协会、《译文》杂志有关系。

　　2

　　最早翻译卡夫卡

　　批判介绍和译稿一起发表

　　羊城晚报：所以您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了。

　　李文俊：195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去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杂志当助理编辑。几个月之后，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这是鲁迅在1920年代创办的，也就是现在《世界文学》的前身。于是我被调到《译文》，当初报考复旦新闻系是受了萧乾影响，我考上时他已经离开了复旦，没想到后来他在《译文》做编辑部副主任。茅盾是主编，我记得他来开过会，是和大家见见面的意思。编辑部十个八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4月去《译文》，7月《译文》创刊，我也算是元老，到现在，其他元老都去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羊城晚报：那时候给翻译的稿费是怎么算的呢？

　　李文俊：具体的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比现在是高一点。我们那时候给外面的专家也得一千字几十块钱，现在竟然还是几十块一千字，没有突破一百块的，那时的几十块相当于现在好几百了。所以傅雷他们可以单靠做翻译来维持生活。

　　羊城晚报：您接触到卡夫卡的作品也是在《译文》工作这段时间吧？

　　李文俊：是的，卡夫卡的短篇我就是那个时候翻的。我看西方刊物常常刊登讨论卡夫卡的论文，谈到他的作品，知道他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我很有兴趣，让单位去买卡夫卡的英译本来看，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来编辑部，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们翻译，我说能够公开出的东西不太有，要的话就翻译卡夫卡的东西给你们内部出版。他们同意后，我就翻译了7个中短篇，包括《变形记》。我推荐了一个长篇，由他们的编辑来翻译，后来凑成一本书出版，叫《城堡及其他》。

　　羊城晚报：1979年，“文革”后复刊的第一期《世界文学》刊登了您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是卡夫卡首次在内地读者面前公开亮相？

　　李文俊：是，当时我还请我太太张佩芬根据德文版重新校译了一遍。复刊之后，领导觉得《变形记》这个东西可以公开了，但那时候还是要批判的，组织人写批判性的介绍跟作品一起刊登。

　　3

　　福克纳不是意识流作家

　　而是美国南方作家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福克纳的？

　　李文俊：我是50年代接触到福克纳，外国报刊经常提他，那时他刚拿诺贝尔奖，晚年的几部作品一部部在发表，出版后外国刊物都会写书评介绍，我从中大概知道他的情况，就让社里去买原作。

　　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介绍现代派文学，青年人比较感兴趣。以前都是介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其实20世纪现代派也是很大的潮流，应该推介。80年代初，袁可嘉编了一套20世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很流行的，共四册，里边又分好几个部分，比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等。当然现在看，这个分法有些不切合实际，他把福克纳归到意识流作家，我后来把这个说法一点点扭过来，福克纳不是意识流作家，而是美国南方作家。

　　我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一直到1982年6月才把全书译出，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

　　羊城晚报：听说您在翻译《喧哗与骚动》时曾写信向钱锺书请教，连他也认为福克纳很难翻译。

　　李文俊：钱先生说得没错，福克纳确实很难译，但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翻译福克纳作品的最大难题是，将纠结、繁复、含混不清的原文文体，以简洁、清晰的汉语表达出来，又要保持原文本的美学价值。最难译的是《押沙龙，押沙龙！》，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做修改。大家想知道福克纳还有什么作品，我就一本接一本翻译，先后共译了四本，《喧哗与骚动》、《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译完后我也退休了。

　　羊城晚报：您的身体也因此累垮了。

　　李文俊：是，译《押沙龙，押沙龙！》很辛苦，译完后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几次从鬼门关被救回来，家人都劝我不要再做翻译了。可半年后我才有点精神和力气，又开始做些轻松一点的相关工作了，因为人家总免不了叫你。

　　4

　　翻译是高级脑力劳动

　　出版社对译者太苛刻

　　羊城晚报：您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工作吗？

　　李文俊：最近漓江出版社出版《李文俊译文自选集》，让我也有个机会给自己的东西做个总结，让读者来审判，这也很好。自选集前面有两个序言，后面有资料和年表，这样别人看这本书大致可以了解我，里边也收集了门罗的《熊从山那边来》。

　　羊城晚报：您说希望引起对文学翻译的重视，是因为这一点一直以来都太欠缺吧？

　　李文俊：现在就是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特别是出版社。他们从经济方面考虑，给创作的稿费高，翻译给得低，而且定的合同总是很苛刻。稿费标准也很低，千字70元，基本没有超过100元的。版权年数有的定7年，有的10年，我糊里糊涂签字，现在全在他们手里，就不能给别人再出了。别人要出电子版什么的，他们也说不行，要给他们钱，要分百分之五十。出版社把翻译家当奴隶一样，非常苛刻，这很不公平的。

　　翻译劳动是非常高级的脑力劳动，能做到出色的翻译家不容易。单是外文好，或是中文好，都不行。翻译需要天赋、灵性、悟性，感悟原文内在意思，表达上如何用语，层次也有不同的。你用怎样的文风来展示奥斯丁、门罗、福克纳、卡夫卡的作品，这些都有区别，但这个谈不出什么理论的，要你自己细细体会，要有文艺的才能，又要有对外语的敏感，而且要知道到了读者那会有怎样的体会和反应。这些都是语言说不清楚的，没有几十年翻译搞下来，达不到这个水平。

　　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多年在《译文》与《世界文学》工作，以翻译福克纳等英美文学作家作品见长。　　

　　张佩芬：原籍浙江绍兴，1933 年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历任《译文》、《世界文学》编辑。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日期：2013年10月20日 作者：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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