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周蕴仪是新加坡唯一以北京为基地，当英汉、汉英双向的专业翻译员。对她来说，当翻译最大的满足感是促成双方的沟通。她偶尔也回来新加坡工作，却感觉我国不重视翻译，有能力的人很难把翻译当成专业来做。　　

　　毕业于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周蕴仪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掌握中英双语，对语言从小就有浓厚兴趣。因为兴趣，她报名新加坡管理学院的翻译文凭课程。过后，又在网上看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翻译硕士全职课程招生的信息。她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接受了越洋笔试和电话口试，结果“意外”被录取。　　

　　周蕴仪于是在2005年放下了本地私企的工作去了北京，接受两年严格的翻译训练。现在，她是中国的高级翻译，是我国唯一以北京为基地，当英汉、汉英双向的专业翻译员。　　

　　周蕴仪在北京打拼几年，在中英文两种语言的世界里徜徉，每天都和自己最喜欢的语言打交道。她说语言敞开了一扇门，让她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偶尔依赖翻译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全世界的语言都学完，但如果可以，她希望通过自己对语言文化的认识，去亲身体验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一个中介。　　

　　如果须要通过一个中介，那么这个中介就必须是一个出色的中介，一个称职、传情达意的好翻译。

　　北外课堂上的语无伦次 　　

　　回顾两年的北外时光，周蕴仪说是令她难忘的一段学习经历。除了笔译，学生们也在两年时间里，学习掌握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视译等众多翻译技巧与理论。作为一名新加坡学生，周蕴仪遇到了她事前预想不到的困难。　　

　　“英语译汉语，考的是流利的表达。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以为自己的中文很流利，但是来到一个完全以中文作为工作语言的国家，他们的速度还有流利程度，很多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你说的和他们不一样，他们马上就能捕捉到，所以我的心理压力挺大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播一段，学生即场翻一段，全部录到磁带里。过后，老师会播同学的磁带个别点评。“那对我们来说最恐怖！听到自己说话语无伦次，而且说话的方式和别人差别那么大，简直想转身跳楼！口译其实考的是心理素质。” 　　

　　也不要以为新加坡人的英语占优势，在汉英口译的部分，周蕴仪也碰到了极大的挑战。　　

　　“尤其是翻译他们领导发言的那种八股文。温家宝在十七大或工作会的发言，都是那种四个字、四个字，从头到尾，好几千个字的文章，他们说话的方式很难译成英语，如果翻不好听起来会很Chinglish。” 　　　

　　毕业以后，周蕴仪由教授推荐，参加了很多奥运期间笔译和口译的工作，逐步在北京建立起自己的翻译事业。今天，她主要担任法律和经济会议的翻译，并开始接触人文翻译。她同时也是联合国驻华办事处的签约译员。

　　翻译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很多人以为口译就只是会场上张嘴说了算，其实背后的准备工作之艰辛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周蕴仪从北外毕业以后，曾经为一场国际刑法会议做翻译。当时她对国际刑法一窍不通。接了工作后，周蕴仪在开会前的一个月几乎什么任务都不接，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了一大箩国际刑法的书，每天在家看。　　

　　“世界各地的专家来开会，都会提供论文。但没有背景知识，不可能看得懂，所以得先把基础知识搞好。其实时间是不够的。当时我的报酬几乎一半用来买书。但是这个投入，让我过后再碰到国际刑法的会议就不那么害怕，慢慢积累，越来越好。” 　　

　　周蕴仪回忆自己在第一场公益诉讼会议上，因为碰到一个英语口音很重，幻灯片准备不够清楚的西班牙主讲者，而没能很好的为她通译。“我当时心里慌，不够淡定，结果有一段没翻好。全程监听的主办方便让我的搭档，一个老资格翻译员多翻一点。这是糗事，让我更要谦虚。” 　　

　　在中国做翻译让周蕴仪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她说如果回到新加坡，没有和华语那么流畅的人肩并肩工作，可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当你跟能力很强的人，语言够精准，语速跟得上发言人，翻译节奏稳定，信息齐全，处理信息立体、灵活，句子结构搭得漂亮，你就觉得噢我的天，原来翻译可以做成那样！” 　　

　　中国的笔译市场，程度和收费参差不齐，但优秀的专业翻译收费可高达每千字2500元人民币。周蕴仪说这个收费乍看之下很高，但是只要了解专业译员所须下的时间和苦工，就能明白物有所值。她前不久做了一篇中国法律论文的汉英笔译，要拿到《亚太法律评论》发表，就和翻译教授来回修改了十来次。“重要的翻译都这样做，一个人做初稿，另一个人修，来回改。翻译要做大量研究，尤其文章涉及古文，还要上图书馆找资料。”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甚至可能发现作者的不严谨，参照了有错误的二手或翻译文献。有时候，作者写的内容模棱两可，核心意思不明确，译者却得彻底理解才能译出来，所以在来回与作者讨论内容的过程中，也帮助作者厘清思绪。“最后，译者有可能会比作者更了解文章。” 　　

　　当《亚太法律评论》刊登译文以后，国外专家还以为译者是业内人士。“他们说译者怎么这么了解这个法律专题，而我们其实只是做了该做的功课，一个负责任的译者该做的事罢了。”

　　掏心掏肺才是好翻译 　　

　　对周蕴仪来说，当翻译最大的满足感是促成双方的沟通，把发言人的意愿传递给听者，让听者做出适合的反应。她觉得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必须全情投入才能做好。“因为沟通不只是文字上的，需要掏心掏肺。包括笔译，如果真的放入心血，哪怕是干巴巴的东西，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用心，字里行间散发的信息就是‘请听我说……’” 　　

　　她举自己担任通译的一个会议为例说，当时，几方人马为了一个问题吵得很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译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把大家的意愿相互沟通。“翻译作为中介，你知道双方说的是什么，捕捉到大家的逻辑，放在一起你可以清楚看到问题，看到能够磨合的地方。全程投入的翻译，大家把你视为一分子，你甚至可以做出建议，把分歧弥合。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不光是翻译了。” 　　

　　周蕴仪认为，翻译不只是送信的邮差，而是要保证双方能够过渡到对方那一边的桥梁。“我觉得翻译要有主人翁精神。如果只是叠着手、跷着脚，说“他说这个……他说那个……”，是不足够的。我要做的是牵起这一方的手，再牵起另一方的手，把他们拉到一起。” 　　

　　在中国为培训课程做翻译，周蕴仪更像是一个好老师。“因为老师和学生有语言障碍，所以你要把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循循善诱。翻译要进入角色，把感情传递给听者，让听者和讲员产生联系。” 　　

　　周蕴仪承认，当翻译要投入感情是很累的事，因为发言人已经够累，而翻译被拖着走，感觉会更累。“但如果达到效果，就会觉得自己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本地华文水平低落　不关注翻译重要性

　　‘要做好翻译，两个语言的水平要差不多，否则输出或理解就会出问题。现在新加坡开很多翻译班，首先要考虑的是

　　学员是否真的两种语言都能驾驭，学翻译不是学语言，要有语言的功底才学翻译。’　　　　———周蕴仪　　

　　当上专业翻译以后，周蕴仪偶尔也回来新加坡工作，或者为出访中国的新加坡机构担任翻译。她观察说，新加坡政府和企业普遍上都不关注翻译的重要性，以为大致能说汉语，能说英语就能当翻译。“新加坡的某个部门曾经给我打电话，要我做翻译。我报的价是8000元人民币一天，他就问是不是自己出飞机票和住宿，很难沟通。”

　　本地翻译日薪不及中国一半 　　

　　在中国为大企业做同传（同声传译）和交传（交替传译）的薪金，一天可高达1万6000元人民币（约3200元新币），一般不少于1万元人民币（约2000元新币）。就算是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以天数计算的翻译费用也达到7000元至9000元人民币之间（约1400-1800新元）。高级翻译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国家一级教授。相比之下，新加坡国会通译员的最高月薪约6000元，本地资深翻译员的同步传译日薪是1200元左右，由此可见本地机构、企业对翻译的不重视。　　

　　中国口译涉及的领域也比新加坡广。除了信息科技、公司年会、医学大会，也有很多学术、法律甚至政治会议，翻译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在中国，口译都至少有两个人轮着做，难度大的会议甚至有三个译者轮流。但是在新加坡，周蕴仪发现如果要求三名译者，客户就会不高兴，恨不得一个翻译全程做完。　　

　　周蕴仪认为，有能力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把翻译当成一个专业来做。新加坡有专职翻译员，但待遇不够好，大多数是兼职翻译，但是要做好翻译工作，应该要把它当成事业来经营。“如果政府和企业不重视，以为翻译就是这样的话，翻译就能得过且过，浑水摸鱼。客户也会觉得费用很高，因为他们没见过惊为天人的翻译。恶性循环下，翻译整体水平就没法提高，收入也会受影响，市场就没有办法形成正能量。”

　　学翻译不是学语言 　　

　　另一方面，周蕴仪也不认为我国目前的双语水平，有办法培养出优秀的翻译。本地的高级华文水平要至少接近中国大陆，才能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好的被运用。　　

　　“要做好翻译，两个语言的水平要差不多，否则输出或理解就会出问题。如果中文比英文好，那么听中文没问题，输出英文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现在新加坡开很多翻译班，首先要考虑的是学员是否真的两种语言都能驾驭，学翻译不是学语言，要有语言的功底才学翻译。” 　　

　　她说中国朋友到新加坡谈合同、做生意的时候，由于本地缺乏专业翻译，都得亲自带中国译员过来。“如果新加坡有多几位很好的译者，翻译市场更大，我想就可以在本地找，不需要劳师动众从国外带来了。”

    来源：联合早报网 作者：周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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