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生于江西九江，祖籍广东番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新月派代表人物。转入政坛后，官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要著作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因为他们两位一文一武，都曾经差一点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而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则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风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
叶公超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曾祖叶衍兰乃咸丰朝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诗词丹青双秀，精于书画典藏。因不擅官场逢迎，得罪权贵，后辞官归乡，在广州开办著名的越华书院，讲学长达40年，桃李满天下。祖父是光绪朝的举人，三品衔的江西候补知府。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4岁丧母，父亦早逝，自幼依叔父叶恭绰膝下。叶恭绰官至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嗜好收藏古物，雅好藏书，“惟与俗不同，专收山水记、书院名胜志，为藏家队伍中别树一帜。他还精研佛典，校印碛沙佛典全部，尤为大观”，能诗擅画，饮誉一时。叶恭绰视叶公超如同己出，精心抚育教诲。
叶公超5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兼学英文。13岁时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16岁的叶公超参加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游行、演讲，十分活跃，家人担心其学业荒废，未等叶公超毕业即安排他赴美留学。到美后，叶公超先入中学，又辗转美、英、法几间大学，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又获英国剑桥大学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剑桥期间，叶公超结识了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两人过从甚密。归国后，叶公超最早向国内介绍了艾略特。叶公超的学生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后来留学时听过艾略特的演讲，并描述说：“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一看到他，我就立刻想到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绅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
由于少年时期就负笈留学，叶公超的英文非常之好。梁实秋对此曾有记述：
“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诟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现，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g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 ’”(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头上)
那位家长漫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学会，才算彻底。”
20世纪50年代，有人问朱光潜，中国人里面谁的英文最好？朱光潜沉吟良久，说：“可能是叶公超。”
1926年秋，23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入北大还要年轻4岁。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是废名(冯文炳)和梁遇春，前者大他4岁，后者小他2岁。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相径庭。季羡林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秦贤次则说叶：“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不过，今天能够看到的照片上的叶公超，和秦贤次的描述非常一致。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到15分钟之多。有的学生以为他不来了，于是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走，叶公超见怪不怪，还常常自嘲地调侃：“我上堂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
据季羡林回忆，叶公超教课几乎从不讲解，一上来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便大喝一声：“stop(停)！”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如果没人回答，就让学生继续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们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就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叶公超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有学生问叶有的单词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叶公超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艾山说：“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
赵萝蕤说：“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在课堂上，叶公超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他对音律平仄并不苛求，只讲究意会神通。如学生死板地“中英对照”，叶公超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凑来的字句”。一次叶公超让学生翻译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并启发学生说：“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一次叶公超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直呼叶公超的英文名字说：“喂，George(乔治)！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谁啊？”全场先是愕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 (等一下)”叶公超似笑非笑，半眯着眼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看大家笑得更加开心，叶公超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
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很多人认为叶公超的课很有魅力，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西南联大时期受教于叶的许渊冲在回忆文章中说：“杨振宁认为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对此我很有同感，叶先生讲课之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嘲笑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你读那么快干吗？要赶到哪里去吗？’结果学生只得到批评，得不到表扬。有人偶尔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大喝一声：‘查字典去！’”
而且对于流传广泛的那句据说是钱钟书所说的西南联大“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虽然杨绛后来公开撰文否认，但叶和钱的学生许渊冲，却认为：“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对于叶公超的懒，许渊冲举了两个例子：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叶公超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中，许渊冲说：“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则说：“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叶公超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叶公超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赵捷民说：“他(叶公超)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叶公超因此也很注重学生的发音，温梓川回忆说：“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那被骂的女同学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泪不可抑者。”
不仅在发音方面对学生要求严苛，在考试方面，叶公超也是当时教师中少有的严格。王之珍回忆说：“他(叶公超)的考试方法很独特，打分很严……他的评分标准与众不同，多凭平时课堂印象，并不全照试题答案。因此，每逢考试，令人提心吊胆。”
在西南联大时，一次杨振宁英文考试得第一，才得80分。许渊冲第二，得79分。
温梓川回忆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叶公超说：“他在暨南，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他上课时讲英文，真教人听出耳油，不情愿下课。他头发梳得服帖，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点也不像那些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大概在英国住久了的缘故，他说话坦率，有风趣。”
依照叶公超个人的观点，“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就这一点来说，叶公超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
一次话题说到服饰，叶公超说：“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
归国初期除执教外，叶公超当时还兼任北京《英文日报》、《远东英文时报》主笔。适逢新月社和中国戏剧社兴办，叶公超与徐志摩、陈源、胡适、余上沅、闻一多等同好结盟，为《现代评论》、《剧刊》撰稿，介绍当代英美文学，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以英文写作的十四行诗。1927年，叶公超赴上海就任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这期间与胡适、徐志摩等人开设新月书店，继之合编《新月》杂志。《新月》停刊后，叶公超又与闻一多、林徽因等原《新月》的同人，创办《学文》月刊，自任主编，但好景不长，刊物因叶公超要出国休假而停办。
梁实秋记述这一时期的叶公超说：“《新月》杂志这时候在上海刊行，公超是最初创办者之一。虽然写稿不多，但是都很有分量。本来他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先生尝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公超虽不以为忤，但是我冷眼观察，他却受了刺激，于英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1931年末，徐志摩因飞机失事殒命，《新月》休刊半年，叶公超受命于危难之时，主持了最后六期的编务。叶公超晚年在《我与〈学文〉》中回忆说：“最有趣的是，《新月》停刊前最后三四期，除了少数几位朋友投稿外，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由我一个执笔。在一本刊物里发表好几篇文章，自然不便全用叶公超一个名字，因此，用了很多笔名。时隔四十多年，那时究竟用过哪些笔名，现在已想不起来了。”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叶公超脾气之大。
叶公超到暨南大学后，先住在图书馆里，后来搬出，在离暨南大学不远的真茹乡下租了几间平房，小桥流水，阡陌纵横，非常雅静，房内布置也舒适整洁。叶公超论诗，与徐志摩、闻一多常不同，而与新月诗人饶孟侃却颇相契合，因此饶孟侃经常来此小住。有一天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此人的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饶读过之后再讨论。偏巧饶孟侃那天很疲倦，读着读着就抛卷而眠，叶公超见状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饶虽未受伤，却也大惊，两人因此生隙，再没有往日的亲密了。
1929年秋季，叶公超离开暨南大学，返回北平就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31年6月，叶公超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喜结良缘。袁永熹又名淑惠，比叶公超小两岁，父亲袁祚廙清末曾入袁世凯幕府，做过营口道台，后亦官亦商。1929年，袁父死于脑溢血，从此家道中落，袁家将自家居住的大宅院转让给胡适，兄弟姐妹几个靠变卖古董字画上了大学。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时，袁永熹曾被誉为燕京大学的“校花”。但她又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物理学家，性情爽朗，待人热忱，生活俭朴。叶公超和袁永熹的结合是师生恋的典型例子。当年叶公超在清华任教的同时，也在燕京、北大等高校兼课。
叶公超婚后不久，学生常风去清华北院的家中拜访他，“看见一位女子坐在书桌旁椅子上看书。经叶先生介绍，才知道是他新婚的夫人袁女士，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可是房里没有新添像是新婚家庭的家具和摆设。新婚夫人也是一般穿戴，不像一个新嫁娘。坐下谈话时，我看见背后书架上一排十来本红皮脊烫金的字和图案十分耀眼的书，以前在他书架上不曾看见过。叶先生告我，是胡适、温源宁等十位老朋友赠送的结婚礼物，路卡斯编的《兰姆全集》和其写的《兰姆传》。叶先生最喜欢兰姆的文章，朋友们特意买了这套书送给他作为贺礼的。在叶先生家里只有这一套崭新金光闪闪的《兰姆全集》是唯一使人感到叶先生确实已经结了婚了”。
叶公超当时住清华北院11号，他在南窗外种植了毛竹，给寓所取名“竹影婆娑室”，并请著名诗人、文学家黄晦闻题写了横额。新婚燕尔，琴瑟相和，又有诗书相伴，这大概是叶公超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而朋友们也习惯于“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清华园北院旧址，竹影婆娑。北院旧建筑几已无存，仅余朱自清当年住过的北院16号1932年，叶公超的长女出生，取名叶彤；1937年儿子出生，取名叶炜。名字皆来自《诗经》里的《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儿女之名，流露出叶公超对夫人的爱悦。
1934年暑假，叶公超在清华工作满五年，有一年的带薪假期，他与妻子袁永熹从上海出发，先到美国停留约一个月，再到意大利、瑞士，然后在法国住了四个月，第二年初春到英国，1935年暑期末才从欧洲返回北平。
1935年，叶公超应胡适之邀到北大英语系任教。次年7月，他从清华园搬到北平城内西北地安门西大街前铁匠营五号。和清华北院一样，叶公超的书房在西厢房，书房同时也是接待朋友的地方。北房是很高大的三间，里面陈设着从房东那里借用来的满堂硬木家具，显得富丽堂皇。北房的廊檐很宽，通到东面另一个院子。廊檐外有两棵树和花花草草，还堆砌着几块太湖石，十分幽静。如果想散步，出了胡同十分钟就可走到北海的后门，多走几步，就可到地安门外鼓楼一带的古玩铺地摊逛逛。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记述说：“后来他结婚了，夫人是我在燕京时的一个比我班次高的同学。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曾到叶公超家中拜访过的许渊冲在《一代人的爱情》一文中写道：“知道她(袁永熹)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从《吴宓日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为他人之事四处奔走，特别是帮助朋友谋求职位的记载。叶公超归国之初本打算去清华任教，这次他同样是将事情委托给了吴宓，虽然最后没能如愿，二人还是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所以1929年叶公超到清华任教后，最先就住在吴宓的藤声荷影之馆，而叶公超成家后，已经离婚的吴宓也常常在叶家搭伙吃饭。从清华到西南联大，叶、吴二人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单身汉在已婚的朋友家里搭伙，这也是清华当时的一个习俗。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陈寅恪，他因自家与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家是世交，又与赵熟识，所以进入清华后一直在赵家吃住，直到成婚后才离开。
对于叶公超的妻子袁永熹，吴宓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叶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
叶公超的中文著述很少，作为学者，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类人，直至去世前两年才出版了一本《叶公超散文集》。
学生常风回忆说，叶先生指点删改文章时说，千万记住写文章一定要学会舍得割爱；能不用的字一定不用，能用一个字表达的就不用两个字。不论写什么只要是和你所要表达的无关就都删掉。古今中外文章写得好的，都是简洁，不枝不蔓。绝对不要堆砌美丽堂皇的字眼儿。叶先生还说：“这些话并不是我自己的发明，都是我从中国外国作家学来的，我自己体会到这些话确实正确。”
令人特别刮目相看的是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因为深谙文艺心理学的缘故，他的文艺批评见解独到，剖析深刻，下语精当。
叶公超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徐志摩死后，叶公超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而对于新月派的论敌鲁迅，叶公超也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在自由知识分子圈中掀起波澜。叶公超在天津《益世报》增刊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评价了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认为“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又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杂文，“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有点像Swift的文笔)，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虽然他是极力的提倡着欧化文字，他自己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的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因为鲁迅死后不到三日，北平各书店他的书被抢购一空，所以写作《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时，叶公超手边只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杂感集》等少数几本书。在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都收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一口气读完后，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长文《鲁迅》，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
在文中，叶指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不过，鲁迅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但转眼之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其实，连鲁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常常劝大家不要弄到恨恨而死。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的暴露自己。”并认为“鲁迅其实是一个浪漫气质的人，他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但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同时盛赞鲁迅的杂文，“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叶公超晚年在病榻上写了一篇短文《评论鲁迅》，说一直托朋友找当年的那篇长文想再读一读，并回忆说：“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我说鲁迅虽然没有人格，但是散文却是最好。文章发表之后，胡适之很不高兴，他跟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对于叶公超的性格，叶的朋友陈子和说：“公超有三大缺点，第一是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第二是不管是谁在他面前耍花枪，马上拆穿。第三是个性强，对任何事都有定见。”
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叶公超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叶公超平时讲课很少涉及时事。不过在日本侵华在即的时候，叶公超却对学生说：“日本人要是开始蠢动，就是他们自掘坟墓的日子到了。我们中国，平时虽然破破烂烂四分五裂，可是，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就会抛弃成见，凝聚起来，共同拟订方案，救亡图存。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本领吞得下去。”
卢沟桥事变之后，叶公超与梁实秋等人历尽艰险，逃至南京，向教育部请示分配新的工作。教育部的指令是，政府已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为长沙联合大学，让他们领取旅费与船票，立即去长沙集中待命。两个月之后，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叶公超继续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1939年春天，一件突发事件改变了叶公超的命运。
这件事还得从毛公鼎说起。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出土。鼎身有铭文499个字，是现存铭文中最长的青铜器。它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毛公之事，是货真价实的国宝。民国时，此鼎为交通部长、国学馆长叶恭绰收藏，抗战爆发后，叶恭绰前往香港避难，将此鼎藏于上海的寓所，由其妾潘氏保存。后来潘氏为争家产闹纠纷，为了毛公鼎的安全，叶恭绰写信给叶公超：“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
毛公鼎收到信后，叶公超火速赶往上海。潘氏由于想鲸吞财产未遂，向日本宪兵告了密。叶公超早料到有此一招，事先将毛公鼎妥帖地收藏起来。日本宪兵到叶宅突击检查，搜出大批字画和两把手枪，当即以间谍罪逮捕了叶公超。叶公超被关在大狱中49天，历经七次提审，两次鞭刑、水刑，仍坚决不肯说出毛公鼎的下落。顾毓琇在《回忆叶公超先生》中记述道，他“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由其妹Julia嘱人带到重庆，指定本人请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后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一赝品上缴，其兄叶子刚又重金具结保释，才使得叶公超重获自由，之后他秘密携毛公鼎赴港。此鼎几经周折后，1946年归故宫博物院所有，现存台北。
在西南联大时，对于生活的困顿，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有点受不了，经常发牢骚说：“还不如去从政呢！”同时又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不成想这句戏语竟然因为毛公鼎一事而成真。
历经风波后的叶公超回到重庆，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已无意再回到平静的校园教书，他的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趁机动员他出山，为国家服务，就这样，叶公超决然告别学界，步入仕途。转年奉派出任驻马来西亚专员，负责马来半岛一带的抗战宣传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半岛沦陷，叶公超回国稍事休整，又远赴英国，以驻英大使馆参赞衔，任国民党中宣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职责仍是抗战其间的国际宣传。抗战胜利后，叶公超转入外交界，并凭借其优秀的英语能力和外交能力，很快成为外交部长。
就在叶公超加入海外宣传处之前，1938年9月，叶的好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晚年有人曾问胡，你说你从不做官，大使不是官吗？胡回答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对于叶公超的弃文从政，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
叶公超暮年回忆时说：“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倒有些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叶公超在学校是一副名士派头，到了官场上也还是一样豁达、开朗，不拘小节。
叶公超任外交部长时，放手让副手和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部长当到如此潇洒，大概也无出其右了。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外国专家学者纷纷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丘吉尔相媲美。
1949年到台湾后，叶公超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去台之前，曾有朋友劝叶公超在香港另谋发展，说：“你赌马下注，选错了马，一定输。”叶公超回答说：“不，我不是赌马，我就是一匹马。”
任“驻美大使”时，叶公超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叶公超最烦文山会海，平时会议都让人顶替他去，回来汇报。一次，蒋介石对屡不赴会的“部长”提出批评。叶公超在台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又用英语说：“他可以枪毙我！”这样的性情，在官场上难免碰壁受气。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回到“外交部”里必定训斥“司长”。他的副手政务次长胡庆育曾这样描述叶公超的脾气：他的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见他时会遇上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时还好，下午就被骂了出来。
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两人互有芥蒂，叶公超对他多有不屑。1950年，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之后，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对于这个研究院，叶公超颇有微词。一次在饭桌上，叶公超当着陈诚的面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哈哈。
一次，某“立委”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质问：“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公超平时很烦此人，而且知道他有羊癫疯，于是回答说：“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还冲其弯腰鞠躬九十度。
叶公超讨厌记者的穷追不舍，一次，他对盯梢的记者下逐客令说：“叶某人也做过报纸编辑，做过夜猫子，且从不把‘高官大吏’看在眼里，也不做洋人的‘买办’，但我也看不起像蚊子似的紧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你就是那个蚊子！”一次，被熟悉的朋友“叮”得无法，他说：“我说，我说，只要你不写，我什么都说。”
1955年，记者乐恕人采访叶公超时，叶公超说：“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的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某某”指的当然是蒋介石。乐恕人问他这句话可否引用，叶公超满不在乎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何世礼谈起孙立人和叶公超时说：“这两位朋友都是头等人才，就是脾气太坏，劝了不知多少次，他们都不听！”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也有人说叶公超面冷心热。符兆祥在《叶公超传》中说：叶公超为人爽直，有时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堪，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却十分善良。
虽然对上司桀骜不驯，但对于下属，叶公超却很尊重，又很幽默：“×公是我的秘书，安排见客的秘书，也是我的上司，我的拐杖。”
一次，叶公超打电话找《中国邮报》发行人余梦燕。接电话的工友说：“她不在，请问您是那一位啊？”他说：“我是叶公超。”工友以为他在胡闹，于是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爸爸。”叶公超停了一会，幽默地说：“爸爸！请你告诉我余梦燕在哪里好吗？”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叶公超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一次，下属某公在一次社交酒会上喝多了，跟叶公超干杯时，出于善意劝他不要“恃才傲物”。此话一出，四座皆惊。叶公超马上对其夫人说：“××喝多了，等主客走后，你好好招呼他回去休息。”张群知道此事后，批评某公：“你的话太重了，人家受不了的。”某公也觉得自己实在唐突，于是找个机会向叶道歉，叶说：“我早就忘记了。”后来叶还委其以重任。叶死后，此公撰文大赞叶公超“一骨子豪迈坦荡，能容人”。
叶公超颇为自豪地说：“我在‘外交部’当过九年部长，从未下条子用过一个私人，一个亲戚，这是我平生引为快慰的事。”
叶公超厌恶假话，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自题勉志联句曰：“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叶公超和蒋介石意见相左，叶公然骂蒋：“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蒋急召叶回台“述职”，叶公超行色匆匆，只带一件雨衣，指望“三日即归”。回台后，蒋并没有立刻见叶，“只是到第三天才传谕不必回任所”。有记者问叶公超对被黜免的感想，叶大怒：“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找他！”张放在《叶公超的寂寞晚年》中说：“传说老先生召见他，他跟蒋公顶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
被罢黜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英美现代诗”，台下听者如云。不久，有关方面向校方施压，叶公超的课只教了一个学期，便匆匆收场。
赋闲后不得离台的叶公超只能以书画自遣，“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用他自己的话说：“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自己，是最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手执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更不知凡间有痛苦和烦恼。”叶公超画的《双清图》叶公超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别人向他讨画，叶公超常说：“我的字也不错呀。”写好字后自我欣赏：“还不错吧，至少写得很直，没有歪。”
叶公超喜欢狩猎，却志不在“得”，见到乖巧的野鸭涉水而过，他往往狠不下心扣扳机。他说：“对打猎的人说，猎品是顶重要的，比如行猎时，不可以射杀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池’，意思是说，在充满杀机中，也须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头。”
叶公超偶尔作诗，但其意特别。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举世欢呼，叶公超却认为月亮给科学污染了。“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故国山河常在叶公超的梦里，阮毅成回忆杭州旧事的《三句不离本“杭”》出版后，送给叶公超一本，他连夜读完，并赋诗一首：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尽，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叶公超晚年因为被罢黜幽居，故而画兰的时候少，画竹的时候多。在一副竹画上他题字赞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临死前，叶公超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画上的题字是叶公超最喜欢的一首诗，也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
叶公超的书法20世纪50年代，叶公超与白崇禧在台湾中部山区打猎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我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到台湾当了“外长”，别人向他致贺，他说：“甭提了，赔钱货！”1978年，一个友人到他家造访，他以百般无奈的口吻说：“我这个房子明天就要拍卖了，已经拍卖过一次，无人出价。如果价钱低一点，我儿子说他可以买了送我。”说时一脸的惘然。
叶公超属于那种“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男子，所以一生中有不少红颜知己，其中之一是燕京大学华侨女学生陈仰贤对叶公超无望的苦恋。据《吴宓日记》记载，1930年4月3日，叶公超病，陈仰贤前来探病，对叶“亲密而恭顺”，晚上又给吴宓打电话，担心叶公超晚上无人陪护，托他找名护士，可见其对叶的深情。在知道自己无望后，陈又邀叶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想将其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同学王碧云介绍给叶，而叶仍不喜。在得知叶属意于袁永熹后，陈仰贤在给吴宓的信中说：“你说叶先生是我悲剧中人，并不错。但我自己并不觉悲哀，我可以代他死。我为他牺牲到这步田地，并不算什么；我不但不觉得悲哀，我有时还觉得荣耀。至于他的婚事，是我盼望他那么做的。我爱一切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知道我的。我并不是故做好人，我不承认我这行为是好人的行为，我只是爱他。我无论他与别人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对于他，并没有所期待。总而言之，我是无条件(回报我爱的条件)的爱他。”
叶公超“自承近于大男人沙文主义者，特别喜欢meek(柔顺)的女子”，而他心仪的袁永熹偏偏是一个清绝而有个性的女子。吴宓一度在叶公超家蹭饭，据他记述：一次，因饭菜味道不合胃口，叶公超大发脾气。袁永熹一言不发，等叶公超发泄完毕，她才一字一顿地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叶公超的坏脾气让曾经幸福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最让袁永熹难以忍受的，恐怕还是他不断的风流韵事。在叶公超与堂妹的一段情曝出后，袁永熹始终无法原谅叶，两人的关系越闹越僵。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
虽然在西南联大期间，袁永熹曾一度返回国内陪伴在叶公超身边，但在丈夫踏入仕途，最后去台后，袁永熹却因为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最终选择了偕子女定居在美国。她在美国加州大学任研究员近30年，退休后，过着波澜不惊的隐居生活。
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在他生命的后40年，婚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袁永熹会在双十节回台一天，陪叶公超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叶公超赴美公干，非出面不可时，袁永熹也会迁就出席一些外交所需的社交场合，但应酬结束随即离去。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中叹道：“我是有家难归！”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叶公超病重手术后独自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护士们很同情他，出于自尊，他说：“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当然，那是自欺。叶公超笔下的竹子在临终前的文章《病中琐记》中，叶公超感慨万端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因心脏病复发去世，袁永熹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副挽联：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
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获知叶公超离世的消息后，幼年时即称叶为“乔治叔叔”的陈香梅在短短几天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
在文中，陈香梅写道：“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并说：“英豪有女人的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而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基于此，她多少有点打抱不平地发问：“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
对于叶公超，陈香梅说：“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
那么多爱他的，他不爱；他唯一真正爱的，得到了却没能守住。曾有人说：“如果叶公超肯收束自己，将散发给‘红颜知己’的爱集于妻子一身，成全她水木清华式的流年，何至于如此悲凄？”
1995年，袁永熹在美国加州离世。地下相逢，不知她是否还会手持一柄彤管，俟君于城隅？《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来源：民国的底气 作者：落尘
心译翻译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