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丘、佐罗、茜茜公主、卡西莫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记住了一批会说中国话的外国经典影片角色。才华横溢的配音演员，站在那些黑白影片的背后，带给我们一抹彩色，给予成千上万中国人关于“外国”的想象。无数人通过上海电影译制厂优秀艺术家们的声音再创作，爱上了译制片，爱上了电影，爱上了艺术，甚至，最终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经典无法复制，远去的回响永远留存记忆。昨天上午，《难忘的声音———经典译制电影展》主题电影论坛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劳动报社副总编王诗富担任主持。著名配音导演、演员苏秀、孙渝烽、曹雷等畅所欲言，讲述了倾城声音铸炼之路的背后故事，生动解读了译制配音鲜为人知而充满艰辛和乐趣的工艺细节。

苏秀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看电影的

“剪成几十个小段，掰开了，揉碎了”

70、80年代的译制片“黄金时代”是怎样一番景象？上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导演苏秀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道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她透露，一部译制片的创作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剧本到演员的手里最短4、5天，最长8、9天，一般来说第4天是最紧张的，那时的录音室没有耳机，更没有多轨录音。如果是三个人对话，前两个人说好了，第三个人说错了，就要重头来一次。”也正因为时间的紧张，录音时每个演员都是分秒必争，以求尽善尽美。苏秀回忆，已故的上译厂著名配音演员尚华配《虎口脱险》中乐队指挥斯坦尼斯拉斯一角时，有一段戏足足录了60遍。

正是高度紧绷的工作压力下，平时一门心思想着戏的配音演员们，生活中常常闹出笑话。“像配《最后一班地铁》的戴学庐，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他一大早用菜篮子领了两斤鸡蛋，一边走一边想着戏，回家一看怎么篮子在滴水，翻过来一看，鸡蛋一颗不剩都碎了。还有李梓，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录《罗马之战》是在万航渡路的一个宅子里，这部戏特别长，一部相当于两部，因为剧本不可以带回家，大家只能住在办公室里，一间男宿舍一间女宿舍。

那天李梓戏不多就抓紧时间去洗澡了，她人特别利索，三下五除二衣服先洗好了，洗好了一看，干的衣服没带，只好湿的穿上了。”对曾经老同事们一番调侃后，苏秀也不忘自嘲，“我自己也是，有一次自行车钥匙怎么也找不到，拿着钥匙推着车走出了大门，还在想‘钥匙呢’？”

如今回想起当年的点点滴滴，虽然辛苦但苏秀仍觉得意犹未尽，“与配音结缘的日子是幸运的。”在她看来，上译厂是个艺术圣殿更是个“超级电影学院”，庞大的片库中，不仅有各种流派的电影，更有艺术大师对人生领悟了几十年后的感悟。“世界上没有哪个看电影的人是像我们这样看电影的，剪成几十个小段，反反复复地看。我喜欢说，这把电影掰开了，揉碎了。”五味杂陈尽在其中。

孙渝烽

吟诗一首纪念配音岁月

“小小录音棚，是我们驰骋的疆场”

时代变了，很多观众都觉得译制片也变味了。研讨会上，另一上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导演孙渝烽对此却仍保持乐观。在他看来，译制片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少人总是悲观地问我，译制片将来还有生存的可能吗？”孙渝烽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一直是译制片大国，今后还是会有译制片的需要。虽然很多大学生现在都喜欢看原版，但即使是精通外文的人，也不可能百分百的理解外文影片的全部。更何况中国人口众多，在部分农村地区，人们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有配音的影片，译制片为中国观众更好地了解外文影片打开了窗口。”

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一些进口大片在翻译中频频出现的网络语、潮语却也让他有所隐忧。“我去年写了一篇小文章，谈到过这个观点，例如《马达加斯加》中有台词‘我们可以组成夫妻档，就像小沈阳那样’。《黑衣人3》里面有句‘地沟油还是瘦肉精’。我觉得这样的翻译是很不合适的，甚至有点过分。”他认为，译制片的生命力是建立在质量与艺术性之上的。“思想性文学性被搞笑代替了，泛娱乐的倾向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大众，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亵渎。”

“中国的文字有很深的底蕴，文化含量很高。一个人的高兴可以用很多词汇来表达，译制片的艺术创作则是从辞藻中选择最恰当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古稀之年的孙渝烽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电影译制的队伍中。“我以前是学表演的，1971年从演员剧团借调到上译厂，一段时间里，还一直心有不甘，特别想去演戏。当时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没阻止我，他笑着说，让我出去走一走也好，以后不想走了。”事实果真如此，“就排话剧来说，一年两个大角色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做译制片的话，一年可以有几十部，很过瘾。”

兴之所至，孙渝烽在论坛现场站立起来，吟一首小诗，献给他所钟爱的译制配音事业———每当走进录音棚，我就会无比的喜悦。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我耕耘着一个偌大的世界。这里天地虽小，可它是世界电影的窗口。这里虽然阴暗，可永远有我们闪光的创造。小小录音棚，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小小录音棚，是我们驰骋的疆场。在这里，有我的喜悦和欢乐。在这里，有我的痛苦和沉思。在这里，有我的希望和期待。在这里，有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录音棚，我深深地爱着你，我愿用毕生的精力，耕耘一个大千世界。

曹雷

苦苦追寻“远去的回响”

“也许五年或十年后，观众再也看不到原汁原味的译制片了……”

曹雷，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兼导演。这位充满艺术光彩、精神矍铄的美丽长者，以她自然清新、独具特色的魅力嗓音感染了无数听众与观众。从《非凡的爱玛》到《爱德华大夫》，从《莆田进行曲》到《茜茜公主》，或是亲切可人的女孩儿，或是阴险毒辣的女巫，或是至高无上的皇族，或是凄惨悲切的少妇，曹雷凭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艺术的灵性，征服了大家的耳朵。

挑战世界顶级大师创作角色已达上千

昨天的电影展安排在上午进行，一时间让年逾七旬的曹雷有些迟疑。“昨天晚上，话剧《万尼亚舅舅》的演出已经很晚了，俄罗斯导演又出来给我们讲戏，12点多才睡下。”但早上出现在记者面前时，曹雷已经收拾得干净利落，爱戏很深的她一再给记者强调，能够重返舞台，多年的配音工作对自己帮助很大，“这部话剧，我饰演的角色很小，但导演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有经验，大大小小的角色，我配过上千个，我向什么样的世界顶级演员都学习过，能不好吗？”

“人活一辈子，我活两辈子。”触景生情，昨天的电影论坛上，曹雷声音略带哽咽，当年，癌症病魔的袭击，让她不得不退出舞台，“到译制片厂，是我的人生转折，我一边努力地把我之前学到的表演技能发挥到我的配音工作中，一边跟着原片的演员一起在塑造人物。”曹雷说，她并不在乎别人说她的声音有多漂亮，而是在乎观众是否承认她配出来的人物与原片契合，“是配音，让我拥有了两次不同的职业生命。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很多的角色，无论是老太太还是狂野的女人，我都愿意尝试。我可以向世界顶级演员学习，一平方米的配音空间，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天地。”

当年九昼夜抢一部片如今却流行“速配”

“当年，我在上译厂工作，多少年都是骑着自行车在衡山路上来来回回。”让曹雷刻骨铭心的，还是自己第一次的配音经历，“一部上下两集、片长180分钟的巨片，整个译制时间是9昼夜。从大家看见片子开始，到翻译出来、做好口型本、配好音、做好素材、合成好、送到北京，一共就给9天。作为译制导演的陈叙一，那些天里只睡了几个小时，最后累得完全失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如今，除了很多观众开始喜欢看原声版的影片外，译制片品牌质量下降、制作良莠不齐，也是观众流失的原因之一。曹雷告诉记者，上海电影译制厂译片时，有一整套的流程，一般的译制片也要半个月。而现在一些很多所谓的译制片，半天时间就完成配音了，“现在一些译制片商的做法是，先找个翻译把外文翻译过来，就以几千元钱的价格把配音承包出去。承包者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找几个人就开始配音。”

曹雷在论坛上发言时不止一次地感叹，“这可是艺术啊！”现在的配音工作却沦为一个纯技术工种。“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配音，他一来录音棚就开始念台词，我就问他，你看过片子吗？可是原片什么语气、人物什么特征他都不知道，他就敢进棚。甚至，片中人物说了十几个字，稿件上就5个字，年轻的配音演员就瞎编，就只能紧着说、抻着说，怎么表达人物、怎么表达人物内在的心情，都没有了。”

想看自己配音的大片居然不能如愿

曹雷认为，正是因为鱼目混珠的译制片存在，让很多观众对配音片失去了兴趣，情愿听原声。“实际上，现在的很多电影，不用你来配音也能看懂。因为3D、特效越来越多，都是打打杀杀的场面，不是以声音来描绘人物的内心了。”曹雷说，“那个年代，我们可以放映四五十个国家的影片，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法国、德国，什么都有。现在，美国大片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片子缺很稀疏，这就使得国内的荧幕变得越发的单调，译制片也就衰亡了。”

更加无奈的是，就算是有不错的译制片出现，在国内院线当中也是市场狭小。“有一次，我想去影院看自己配的《铁甲钢拳》，就是找不到配音版。后来有影迷在网上告诉说，四平路有一家电影院在放，你说我一个老太太，能跑那么远吗？中国的电影观众真的很可怜。如果再不重视，也许五年或十年后，电影观众再也看不到原汁原味的译制片了。”

多年的配音生涯，曹雷著成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远去的回响》，对于译制片的现状和未来，她充满了担忧，“并不是说要写得怎么悲凉，译制片的现状确实不好。电影频道现在放的配音片子质量很差，因为它只有一万元的成本，不仅付棚费，还要给大家稿酬。上次《傲慢与偏见》那么多角色，有位老演员来配音，结果最后我只能给他150元钱，他还是自己打车来的，这让我如何是好。”

来源：腾迅大申网 日期：201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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