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居日本、现年87岁的高龄老人——巴顿·华兹生，作为美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的他，翻译了《诗经》、《论语》、《老子》和80 余卷《史记》，以及杜甫、李白、陆游的大量诗歌。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从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直到1983 年才第一次来到中国，并于1985年在日本出版了《中国纪行》一书。而在阔别28 年之后，他于2011年秋再次来到中国，来到古都西安，继续着他的“中国纪行”……
一个人、两个国家、三种文化
——汉学家、翻译家巴顿·华兹生教授的汉学情结
■ 秦泉安
有些时候，有些事总会让人感到“巧合”。
刚好那期《译苑》要刊登一篇介绍一位美国汉学家、资深翻译家巴顿·华兹生教授的文章，主编让我写一篇推荐，自感担当不起，但想起几件有趣的事，觉得还是可以写点儿文字的。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华兹生教授，对于他的认识和了解，除过网上林林总总的消息和别人书中散散落落的文字外，大部分都来自我最近有幸翻译的华兹生教授的一本书——《China At Last》（《我梦中的国度——1983年中国纪行》）。说起我得到这本书以及后来有幸翻译它，其中的故事还蛮曲折的。我这几年在西安，接触到陕西省作协的陕西文学海外推广计划，开始参与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或英译汉或汉译英，觉得很有意思。前不久巧遇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画家，无意中聊起此事，他就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日本朋友手头有一本书需要翻译，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后来我就得到了一本日语版的《中国纪行》（《China At Last》），1985年出版的。于是，我请一位日语翻译（我不懂日语）帮我翻译了书签，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翻译家写的他1983年在中国旅行的游记，即中国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的原稿肯定是英文的，但一直只是手稿，没有出版。因为华兹生教授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日本居住，他1983年的中国旅行得到了他的日本好友，即日本创价学会的总裁池田大作先生的资助才得以成行，也算完成了他30多年的梦想。他从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直到1983年才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其间或许有很多机会，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成行。后来，他的《中国纪行》日语版在日本出版，因为只有日语版，或许有一些日本的读者，但他的美国（英语语种）朋友看到的很少，而他的中国读者也没有机会看到。又过了这么多年，当年他来中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几乎已经远去，他书中所记录的“纪行”本身也已是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了，如今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我们觉得应该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因为1983年的中国见闻本身就蛮有意义的。
我是在翻译他的书时才看到了他的故事，在此向各位作以介绍。
巴顿·华兹生教授的中文名字在网上查到的有华兹生、华特生、华生或沃森，可能用“华兹生”比较多，应该是更准确的。他1925年生于美国纽约，因为家庭原因，在他的各种文章或书籍中很少介绍到他的家庭（父母、姐弟）。也或许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曾在美国不同的地方上学，高中毕业即去服兵役。二战期间曾作为海军驻扎在美国停泊于日本附近的军舰上，可能因为日本离中国比较近，那时起，他就开始对中国文化、亚洲文化感兴趣了。后来退役后就在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本来期望可以有机会到中国工作或学习，但因为二战的结束、中国的内战和新中国的成立，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于是，他就选择了离中国（或心理上）很近的日本，又开始学习日语。他是一个美国人，美国是他的祖国；但据说他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且后来的30多年里又多居住在日本，他就有了第二祖国。他曾经把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传统文化书籍、资料翻译成英文，包括《史记》（共计120多卷，他翻译了其中的80多卷），《杜甫诗选》、《苏东坡诗集》、《寒山诗选》、《李白诗选》、《陆游晚期的诗》、《后汉书》、《诗经》、《论语》、《庄子》、《老子》等；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在日本还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译英）有关中国佛教的著作，如《妙法莲华经》、《我的佛教观》等。他是一座连接和传播英语（美国）、日语（日本）和汉语（中国）三种语言文化的桥梁。1956年自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华兹生教授曾以福特基金会海外学人的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并先后在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日本语文。1979年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金牌奖章，1981年荣获“笔”（PEN）翻译奖项，目前旅居日本。华兹生教授是译丛顾问团创始成员之一，1989至1990年荣任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学人。据说（他的书中写道），他能看懂汉语的文言文，但对于汉语普通话，却几乎不会说，是一位不会说汉语的汉学家。
旅居日本 钟情汉学
一位86岁的美国老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西安，因为28年前，他来到这里时曾说过：“西安是个好地方，希望还能来到这里。”28年后，当年曾陪他来西安的日本朋友山口弘务实现诺言，于2011年10月再次陪他来到西安。他们走在太白立交旁的街道上，走进面馆吃酸汤面和家常豆腐，顾客好奇地看着他们用中文菜单点菜。这位老先生是巴顿·华兹生，美国汉学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用浅白而优雅的文字翻译了太多中国古代典籍，为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巴顿·华兹生，这位已经有些驼背的老人在中国北方秋天的中午，走在西安的街边，寻找1983年西安的影子。有很多陕西翻译界的人士得知他的到来，纷纷邀约，老人有点儿抱怨，因为这些约见让他几乎没有时间走走西安的城区、看看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座谈、讲座。此次他来西安，是因为受到西安培华学院的邀请。西安培华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秦泉安曾在媒体上介绍过华兹生教授，也翻译了他的作品，也就是1983年华兹生教授离开中国后写的一本游记——《China At Last》（《我梦中的国度——1983年中国纪行》）。秦泉安说：“华兹生教授不被中国人所熟知，很可惜；他的这本书不被中国人所熟知，也很可惜。”他认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可以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一个美国汉学家眼中的1983年的中国。目前，这本书已经翻译完毕，尚未出版。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资深翻译家安危先生在看了样书时就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本少见的、与众不同的旅行日记，也是一本历史、文化和文学含金量很高、很厚重的旅行日记，很值得翻译、出版。”可惜的是，华兹生教授只能阅读和翻译中文，用汉语交流尚有困难，在秦泉安主任的帮助下，我有幸专访了巴顿·华兹生先生，他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但又不乏幽默。
二战结束后退役，开始学习中国语言
记者（以下简称“记”）：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您在那个时候选择学习中文，我想一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巴顿·华兹生（以下简称“巴”）：1946年二战结束，我在美国当海军时，驻扎地离日本很近，所以非常有兴趣了解日本，当我知道日本文化背后有很多中国文化时，我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而且，日本当时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处于发展的边缘，我认为中国更值得研究。二战结束后，我就退役了，并拿到了一笔钱，而且当时作为退役军人可以选择一所好的大学去就读，我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中国语言。记：这个学习的过程一定很辛苦，您翻译的这些中国古代典籍，有很多中国人都没有读明白，需要很长时间去学习。《史记》、《庄子》里的很多知识，您是怎么学习的？巴：开始学习时，我先学的是中国白话文，学了一年之后，开始接触中国古文，也就是二年级，我觉得古文更有趣、更丰富，后来就选择了学古文。翻译《史记》的时候，我参考了三种书：第一种是《史记》原本，第二种是简体华文版，第三种是日本学者研究的日文版，以及很多日本学者研究《史记》的资料。
敬慕鲁迅，读过《骆驼祥子》
记：中国古诗因为韵律而优美，您在翻译的时候，是否考虑韵律，如何来保持诗歌语言的优美？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韵律，我翻译的时候，强调的是字对字的意思表达、实意表达，没有考虑平仄。
记：您觉得失去韵律是否影响中国古诗词的优美？
巴：开始我非常担心会影响中国古诗的优美，但当时在英语世界已经不考虑诗歌的韵律了，所以我一直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现在英语诗歌里面，很少有人侧重韵律，这是现实情况。所以，翻译中国古诗变得很容易，读者也容易理解。在19世纪的英语诗歌中有很多还在采用韵律，韵律在20世纪的美国英语诗歌中几近舍去。大家似乎也同情那些故作炫弄的学者们为了刻意紧扣韵律，而去分解甚至破坏诗作原来的含义或表达。
记：对中国的白话文作品，您从来没有翻译过，您对当代的中国作品感兴趣吗？
巴：大学第一年我学的是白话文，老师让我们看过一些白话中国小说，比如鲁迅、老舍的，我对鲁迅非常敬慕。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是古文的内容更有内涵。但自己当时也有一个懒惰心理，心想总有一天，我要来中国学中文，要学说汉语，但遗憾的是，1983年我来到中国时，已经很老了。我读过《骆驼祥子》，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老师的时候，也让学生读中国小说，其中就有《骆驼祥子》。
去了大雁塔，带来中国古典译作
记：在这些诗人中，您最喜欢谁？为什么喜欢？
巴：最喜欢白居易。他的诗歌写得很简单，容易阅读，而且很多时候他在表现穷人受苦受难的生活，为穷人说话，所以我喜欢他。我翻译了白居易的一本诗集，但这次没带到中国来，只带了《左传》、《陆游诗集》、《墨子》、《荀子》、《韩非子》和《庄子》。
记：在您翻译的中国哲学典籍中，您最喜欢哪位哲学家？
巴：我最喜欢庄子，喜欢他的哲理。墨子是我最不喜欢的，也最不感兴趣的，但是也翻译了。
记：为什么喜欢庄子？
巴：庄子的文本非常难，但书里的内容和道理很不一般，而且《庄子》是我翻译的最畅销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文采很好，不管是原文，还是我翻译的英文，都非常受人喜欢。
记：这个翻译起来应该也很难。那您也喜欢佛教经典吗？
巴：首先，我是佛教徒，我对佛教感兴趣，包括佛教经典。
记：您为什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巴：我也不知道。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但是我对基督教不感兴趣，慢慢的，后来家里没人在意了，我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
记：此次到西安您感受到了哪些变化？
巴：这次来西安已经4天了，这几天我不是在酒店，就是一直在坐车，去大雁塔，去会见翻译界的朋友，会见陕西的作家，甚至到大学给学生作讲座，还有各种会议，一直忙于工作。现在我住的这家酒店，据说当时是个村庄，我还没去过西安城区，还没到过我印象中的西安。这次和上次相比，当年我是个旅游者，和真正中国人谈得很少，这次见了非常多的中国人，交流的内容也多了。
《我梦中的国度——1983年中国纪行》前言
■ 巴顿·华兹生 秦泉安 译
2011年10月26日，巴顿·华兹生教授在日本池田大作研究会研究员林泽夫、日本NPO文化艺术国际协会理事长马树茂等的陪同下，赴“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进行参观交流。首先他们一行人到访韩城参观司马迁祠墓，拜谒了史圣司马迁，并参观“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沙盘。同日，巴顿·华兹生教授被“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管委会聘为高级顾问并接受了管委会聘书。
当我们还在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时，同行的日本创价学会国际出版部部长山口弘务先生就建议说，我应该撰写这本大家看到的书《我梦中的国度——1983年中国纪行》，当时的英文书名就叫做《China At Last》。后来在日本被译成日语并出版时，选择的书名叫《中国纪行》。我曾在日文版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学习、了解甚至研究这个国家37年，而只花了三周时间来这里访问，难道我会有资格来撰写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的书吗？”我的怀疑是对的。这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这本书无疑是一本不寻常的特色书，它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本书的英文稿写完后，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先以游记的形式在位于东京的创价学会出版的《创价学会新闻报》连续刊登，断断续续的。同时，我也把此书的英文稿打印成清样寄送给日本或美国不同的出版社，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但很少得到有可能出版的正面回应，我收到的差不多都是简单的退信，一词“拒绝”，没有任何说明。看来，要以英文的形式出版这样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籍，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可能大家因为当时都忙着感触、揭露或曝光有关江青，批判所谓的“四人帮”罪恶和阴谋等热潮核心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人或出版社会感兴趣于这本单调乏味的、朴素的旅行所记。到了1985年时，由日本翻译家大岛康正先生完成了此书的日译，日文版的书稿先刊登于日本的《精工时报》。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环树先生也应邀为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多亏了他们，否则这本书永远不会正式出版、不会被人予以重视，只会被束之高阁。时间到了2011年，到底是什么机缘会在这个收获的秋天给予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而带来好运呢？1983年夏天，我有幸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近三周的旅游参观，并有幸把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作了粗略的记录。但这期间的所感所思又会在今天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何种反响和共鸣呢？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产生反响。或许西安培华学院国际交流中心秦泉安主任给我写的电邮和中国翻译者对此书的翻译，能对此问题有所说明。我想，各位读者或许应该看看秦先生对关于此书的翻译、出版所作的介绍，他肯定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会以他们对当今中国整体发展的更广泛的意义的认识，给各位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假如允许我凭空猜想的话，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书中所记录的当时中国的状况。1983年夏天，中国正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阔步前进，这后来证实了就是中国取得显著成就的开端之时。这不是依此时的中国与当时刚结束不久的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四人帮集团的混乱来进行明显比较的。尽管中国绝大多数市民可能还很难想象出，中国从那会儿到今天所取得的明显的进步和巨大成就，或许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或许当时已经感觉到了中国正要起步，即将走上伟大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而我当时在书中的所言所议，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了他们所表现的那种乐观的面貌。果真如此，至少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而已。
注：中文版《我梦中的国度——1983年中国纪行》一书的出版发行正在筹备当中。
来源：文化艺术报 日期：2013年9月2日 作者：秦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