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

　　张爱玲

　　钱钟书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张爱玲（左）、钱钟书（中）和沈从文（右）家喻户晓。

　　夏志清作品 《中国现代小说史》

　　2013年岁末，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安详辞世，享年93岁。据说当时夫人王洞还给他吃了点东西，夏志清疲弱地对妻子说：“我很累，我要走了。”这是夏志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夏公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和荣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这本书的问世，我们可能不知道世上还有张爱玲，钱钟书的《围城》不会家喻户晓，沈从文的名字也会湮没在故纸堆里———夏志清用他的才识为我们推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江湖，正是由于他的推崇，我们的学者才开始重新审视意识形态重压下的现代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志清为后人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

　　一个人

　　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夏志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

　　夏志清原籍江苏吴县，192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这是一所教会背景的学校，英语是其强项，在校期间，夏志清阅读了大量东西方文学名著，这为其日后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埋下了伏笔。

　　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的研究。当时一位华侨捐给北大几个留美名额，学校决定通过考试选拔，考题是作文《出洋留学两回事》，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外加一篇英文写的论文。这对于出身教会大学的夏志清来说不是难事，结果他以高分夺魁。事后有人不服，闹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虽然对夏志清的学校背景不是十分满意，但最后还是推荐了他。后来夏志清回忆说：“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他（胡适）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夏志清对此事一直未能释怀，多年以后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引起轰动，也一直没有送给胡适一阅；晚年后他又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中发泄了对老校长的不满：“1951年，我同胡适之先生写封信，想了半天还是觉得打封英文信比较大方，结果他老人家置之不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夏志清是一个率真、本色的人，也是一个爱较真的人。

　　夏志清后来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1961年，夏志清用英文出版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夏志清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

　　夏志清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印象的组合》、《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今年2月，又在台湾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是夏志清的最后一部著作，据说当时他已要用轮椅代步。

    一本书

　　夏志清的名字之所以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文学界如雷贯耳，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缘故。

　　对于当初写这本书的动因，夏志清回忆说：“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

　　夏志清于是开始了他的专业阅读生涯，当时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多，哥大要好一些，于是夏志清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哥大借书。但即使这样，夏志清还是留下了诸多遗憾，他那时到美国时间不长，生活条件也不好，手头资料有限，大都是从图书馆借的，还有些是凭着原来的记忆。正因为这些原因，有很多重要作家在书中都没有涉及，比如萧红，比如李劼人。但让夏志清聊以自慰的是，他的这本小说史与以往的文学史截然不同，颇多真知灼见，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对自己取得的成就还算满意：“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作家都有专章论述，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人更是青睐有加，给予了高度评价。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为“她可能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对钱钟书《围城》的评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称赞沈从文“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在沈从文被两岸文学界遗忘的年代里，夏志清是惟一一个如此评价他的人。

　　夏志清的评价在时人看来不啻于石破天惊，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几乎被人遗忘，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志清的研究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推广，就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热。有人说夏志清的一本书捧红了张、钱、沈，其实并非如此，夏志清只是还原了这些作家的本来面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是“重新发现”了哪位作家，而是提供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

　　《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刘绍铭、夏济安等一流学者翻译，中译繁体本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05年7月，这部著名的中国小说史在问世几十年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三位作家

　　夏志清与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都有过直接交往，但都不多。

　　他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聚会地点是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家，与会者大概有二三十人。夏志清后来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中回忆说：“（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当时张爱玲已经大红大紫，但夏志清还没开始研究中国小说，所以对张印象不深，两人泛泛而谈，也未涉及文艺。

　　1950年代，夏志清开始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从朋友宋淇那里得到张爱玲小说《传奇》和《留言》的香港盗印本，一读之下惊为天人，于是便在自己的著作里开辟专章介绍这位传奇女作家，所用篇幅，超过了许多名家，包括鲁迅，评价之高，也超过了鲁迅。

　　两人一生见面只有六次，平常主要靠通信联系。通信大概始于1961年3月，当时爱玲收到夏志清邮寄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曾把张爱玲给他的信整理统计：1963年—1968年是32件，1970年—1978年是47件，1979年—1995年是27件，共106件———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直至张爱玲去世。

　　夏志清与钱钟书相识与1940年代初，据宋淇之子宋以朗介绍：“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此处夏志清记忆有误，应是1943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夏志清的这篇《追念钱钟书先生》是钱还在世时写的，事情缘于宋淇的误传信息，当时宋淇写信告诉他“钱钟书先生去世了”，后来才知是误会。1979年钱钟书访问哥大，夏志清又写了《重会钱钟书纪实》，记录了久别重逢的欣喜：“我们从会议室走向大门，他们已步入大楼了。钱钟书的相貌我当然记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装的就是他之后，二人就相抱示欢。钱钟书出生于1910年阳历11月21日(根据代表团发的情报)，已69岁，比我大了九岁另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三人中与夏志清接触最晚的当属沈从文，《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近20年后，沈从文才与夏志清会面。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访问美国，在哥大作了《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演讲，主持人由夏志清亲自担任。1983年，沈从文已经患病，夏志清去北京时专门前往探望。

　　两人接触虽少，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夏志清曾在无意中揭示了沈从文在文学上有种“野心”：他要使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不逊色的程度———沈从文晚年曾在私信中透露过这种心愿，夏志清传神地把握住了这点。

　　人生有一知己，真好。

    来源：海南日报 日期：2014年1月23日 撰稿：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