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法国名著《红与黑》的译者，也是已故翻译大家傅雷先生的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从上海考到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法语，师从桂裕芳教授。毕业后历经文革，先后在国际书店、外文局、社科院工作。
他担任过新刊物《中国文学》法文版的翻译，也翻译了像《红与黑》这样的巨著，在生活的磨练中逐渐成为我国著名翻译家，专长法国文学及翻译理论，直到退休，他没有离开过社科院的翻译研究岗位。
罗新璋先生的家中藏书颇丰
苦练文学翻译 最爱看《约翰•克里斯多夫》
到达罗新璋先生家的那天，日光如往常一样被冬日层层的霾所掩盖。他开门，笑面迎人，招呼我进去坐。眼前的景象与想象无异：老人家已双鬓花白，独居在简单而整洁的家中。客厅中只摆着他的书桌，上面躺着几本中法文书，还有几大盒CD及一个播放器。卧室的摆设为门所遮，但仍可见书柜一角。对于罗新璋先生来说，从事文学翻译或许是偶然，但文学作品在个人修养和精神成长方面却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罗新璋先生翻译《红与黑》之前，市面上已经有流传广泛的译本，但都不够理想，五个译本各有千秋。机缘巧合，他受傅雷的次子傅敏先生所托，重新开始翻译这本书，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意外的是他本人竟然不太喜欢《红与黑》，他说：“《红与黑》的小说写得不错，但于连这个人我不大喜欢，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能给年轻人带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红与黑》涉及很多政治描写，比如参加密谋保皇党，推翻拿破仑派，整个就是写19世纪30年代，拿破仑王朝结束以后，那些年轻人彷徨无助。因为跟拿破仑打仗的时候是将军、元帅，拿破仑倒了以后是复辟王朝了，完全靠阶级、贵族，罗伯斯庇尔类的人物没有出路。所以也写了《幻灭》，实际上也反映了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在复辟王朝下面年轻一代的幻灭。”在罗新璋眼中看来，主人公于连的形象与经历有点颓废，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当代中国需要这样的作品，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产生。
罗新璋的翻译生涯很大程度上受到傅雷先生影响。在大二期间，他在教材里读到《约翰•克里斯多夫》选段，遂课后找来傅雷译文，发现竟能翻得这么好。其后几十年内，国内文学译者虽有佳作，却难比肩傅雷之作。“傅译的信实，不成问题。”为了练翻译，他曾在几年时间内在原文上抄录傅译，即使在大跃进期间也要保证一星期四十小时纯学习时间，“……即使加班再晚，每晚十到十二点，总可学习两小时；早上五点起床到八点，学习三小时，一天合五小时，三六得三十，星期天则保持十小时学习。严格遵守，刻苦自励，四年不看电影不看戏……抄毕，在书后记有：睡眠较少，日睡五时，体力尚佳，唯视力坏下来。”
这样刻苦自律的精神与文学作品带给他的影响有关。“《约翰.克里斯多夫》最有生命力，对一个人影响很大，是成长小说，让我们从这本书里吸收经验。最打动我的是个性和意志在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很多困难的时候就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别的都不可靠。”他认为基本的人文修养应该从书中获得，只有物欲而没有精神成长的人生是很可怕的，青少年时期看到一本好书，甚至可以改变一生。有些年轻人走上偏路，就是忽略了精神成长的重要性。
罗新璋先生醉心于文学阅读
在土地上立足 但也要能够起飞
罗新璋先生说，不学外文，对文学的理解是比较浅的。从一个人的修养上讲，法国文学修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中国文学修养就是根本了。“法国文学或者西方文学有个特殊的地方，虽然《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法国文学，也有写德国贝多芬人的意志方面，我觉得西方最可贵的一点是进取精神，法国文学里面，《约翰.克里斯朵夫》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就在这个方面。它写的面比较广，写到法国文化、法国环境，法国人的性格，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所以西方比较好的长处都在这本书里展示得到，从人的修养来讲，法国文学讲西方文明、礼貌，对女性的尊重，骑士精神都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来。”
罗新璋觉得自己的大学时代很值得回忆，“我们那时早上7点到下午1点上学，下午是社团活动、体育锻炼，晚上是自学、自习，很有规律。那时年轻，也不觉得辛苦，还学到了一点东西。那时北大的名教授、名家不少，我们西语系主任是冯至，搞德国文学的，英文专业老师是朱光潜。我还听过吴达元的课，本来是清华四大教授之一，写过法国文学史，他讲课不带手表，刚讲完，下课铃响了，这个很厉害，讲课仅仅有条，同学都很佩服他。一年级时他给我们讲语法，他语法很好，要求也很严格，本来是清华有名的教授，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就学出来了。还有郭麟阁，他跟陈毅是同学，他讲四年级的法文精读，本事很大，法国古典喜剧能成段背下来，一字不落。”
“大学四年级时我自己翻了篇东西，就寄给傅雷先生看，他回信帮我改正，就开始有了往来。”大学毕业后，本来要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罗新璋，因为一起去的同学被打成右派，不能进入传媒系统，遂和同学去了国际书店，从文学翻译的世界跌落到跟订单发票打交道的地面。但是对翻译仍有兴趣的他，1963年调至外文局，就开始从事中翻法的工作，把《中国文学》翻译为法文版。“我的志趣是法译中，但是没去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了外文局重新花了6年时间专攻法文。”
到外文所不久，罗新璋有次去拜访钱钟书先生，说搞了17年翻译，结果走时外文局不肯放人，还搞得很不愉快；钱先生说，他也搞了十七年翻译，建议罗新璋就自己喜欢的书，好好翻几本。直到罗新璋进入社科院以后，才开始翻译《红与黑》，“那时57岁，到社科院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了，17年都没有从事法译中，不过中译法有个好处，就是对法文的理解、用语，更考验法文功底，对法文的理解好一些。”
他感慨现在的时代跟以前相比，个人发展的阻力小了很多，但是以前高考更加公平，“那时候就凭分数，也没有加分，北京跟外地的分数线一样，全国同一张试卷，同一天考试，很公平的。现在有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各省自主命题，现在弊端很多，像人大招生办那个主任贪污，你不够条件也可以去读。” 对于中国人阅读习惯淡薄的现象，他说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习惯不一样，法国人从小就看小说、诗歌、戏剧，朋友之间常以书为礼，聚会时也谈论彼此看了什么书。
法国人以浪漫著称，当问及多年研究法国文学，他的性格会不会趋于浪漫时，罗新璋笑着说：“我性格倾向于坚强。我们那时根本不允许浪漫。精神状态上比较浪漫、冒险，法国文学还是有影响的：一是要在土地上，一是也要起飞。”
人物介绍：罗新璋，一九三六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曾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会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选》，校读《傅雷译文集》全十五卷。译有《特利期当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及《栗树下的晚餐》。所译《红与黑》译本被公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优秀之作，并在台湾出版。所编《翻译论集》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钟书的译艺谈》、《释“译作”》等论文，受到业界重视。
来源：光明网 日期：2014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