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英译中作者，要求英语专业，本科大三以上即可。”类似的广告，时下里在一些高校校内网站上时常出现。“这批国外经典作品，我们找了一批外语学院的学生来翻译，花费很少。”一位图书出版人这样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们的翻译作品多了，但脍炙人口的佳译的确少了。就此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秘书长、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
好的译作需要千锤百炼
记者：当年，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牛虻》等外国名著被译成中文时，脍炙人口。现在每年出版的翻译书达上万种却佳作不多。
李景端：现在好的译作还是有的，有些名著的更新译本比多年前的旧译，确有明显进步。但总体看，受人称道的佳译的确少见。
与以往相比，首先，现在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深入人心的作品太少了，缺乏影响力的原创作品，即使出现什么佳译名句，往往也被人漠视了。再有，现在懂外文的人多了，而翻译又没有统一标准，对译作的不同诠释与争议也多了，于是要让人们对某个译本的优劣取得共识似乎也更难了。不过，这些当然只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翻译态度不严谨和翻译机制存在缺陷。不少人是为评职称或赚外快搞翻译，还有人不懂瞎猜、偷工减料、随意删节甚至多人凑译等。
记者：冰心曾说，她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之前要把外文先读几遍，弄懂、熟悉之后才动手翻译。以往老一辈翻译家的工作风貌如何在新一代翻译者身上传承？
李景端：要像老一辈翻译家那样，把从事翻译当作一种热爱的事业。杨绛为了能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特意自学西班牙文，历经22年，终于出版了我国笫一部据西文译出的《堂吉诃德》。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剧本》，为使人物对话读来琅琅上口，特意到剧院去听演员对白，以此作为自己修饰译文的参考。他坦言：“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支撑他们这样做的，只能是对翻译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译德的自觉恪守。要传承老翻译家的译德，有必要大力提高翻译家的社会地位，纠正各种歧视翻译的做法（如翻译成果不算科研，翻译稿费要低于原创等），要广泛宣传老翻译家的事迹，营造尊重与支持翻译的社会氛围。
翻译行业需要“集团军”
记者：现在有些书，名字听起来不错，题材也不错，但译者生搬硬译，谈不上“信、达、雅”。这种状况如何改进？
李景端：出版社是翻译作品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建立翻译出版的资格准入制。严格出版社对翻译质量的审定制度，加强对翻译编辑的培训和管理，强化出版社对承担翻译质量的责任制，译稿必须经过校订，必须保证社外校订者的合格资质，并在版权页加署校订者姓名。对多次粗制滥造、翻译侵权、翻译造假的出版社，应取消其翻译书的出版资格。
翻译无统一标准是客观现实，但绝不能成为劣质翻译存在的借口。翻译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对不同的翻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人们通常都强调译文要对应、等值、准确，这没错。但我认为，这些只是针对像法律文书、外交文件、商业合同等这一类文字翻译的要求。文学翻译，应该有比文字翻译更广泛的尺度。文学作品是作家认识客观世界又企图表达主观意愿综合思维的反映。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是为了了解外国作家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信息，体会他观察人生及社会所表现的艺术手法。据此要求，除考察文字转换外，还需要审视与文字相连的语境、伏笔和前后呼应，读出作家在文字以外的文化含义。我以为，评判翻译作品，第一位的当然要看导向，审其内容及倾向；其次看译文的总体把握，包括对主题的诠释，作者风格的理解，明显错漏的多寡，行文表达的能力等。倘若前两项都较好，译笔是认真的，那么，这类翻译即使出现几处误判或少量不当，都不宜过于苛求。尤其是评判文学翻译，为尊重译者不同诠释，只要不离谱瞎造，都应允许各行其道。
记者：如何培养和建立翻译家队伍？
李景端：要把培养和建立翻译家队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规划。要较大提高翻译报酬，鼓励成立翻译家事务所，发展翻译中介和翻译经纪人，建立有公信力的翻译质量鉴定机构，受理翻译打假的质量鉴别，扶持非广告式的翻译评论。同时，我建议设立国家翻译奖，并更广泛地开展翻译的奖优惩劣。
来源：《光明日报》（文/记者 刘 彬 李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