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迄今已有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就中译本而言，最早的当数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魔侠传》。此后，还出版过傅东华、伍实、刘云、常枫等人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书名的译本；不过这些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直到1978年，才由杨绛第一次从西班牙文翻译出版了《堂吉诃德》（上下两卷）。在这之后，又有冰晶、罗其精、陈伯吹、张世春及殷国义、陈建凯及郭先林、董燕生、屠孟超、刘京胜、孙家孟等多人，出版了《堂吉诃德》的全译本或缩写本；粗略统计，该书不同形式的中译本，迄今不下20种之多，足见国人对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重视与喜爱。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在推动这部作品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堂吉诃德》杨绛译本，被我国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1956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杨绛。她先找了英、法、德文五六种译本，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不知选哪种为好。为保证忠实，她决计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由此，她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她有很好的英、法文基础，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几年下来，她自认为，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但翻译成中文还能胜任。就这样，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22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而杨绛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更成为我国文坛的一桩佳话。

对于有人所谓的“误译”，杨先生很平静地说，《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一版，是于1605年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的，因为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以致第二版时改易处多达3928处。后来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些改易未必准确，于是就出现了仍以第一版为蓝本、而对其中许多错漏加以注释的“编注本”。这一来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译者因版本差异而出现的不同译法，有待考证但并非“误译”。她是根据《西班牙古典从书》最权威的“马林编注本”翻译的。马林是西班牙皇家学院有很高威望的塞万提斯专家，对某个词，他强调要按塞万提斯当时当地作何解析来理解，这难免同后来一般词典上的析义会有差异。1984年杨绛在重新校订《堂吉诃德》时，曾找来“阿巴叶―阿塞编注本”（1977）和“穆里留编注本”（1983）进行对比校勘，发现后两种版本的注释，也大多根据马林本，难怪穆里留也评价说，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他考订的精博，没有人赶得上。杨先生的译文看似“死板”，但很注重忠实，对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只把长句拆为短句，再把短句重作安排；如有疑义，还要参阅英、法、德、西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直至自信无误为止。

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一九六○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一九五八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一九七八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