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这篇论文是在六十年代为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年而写的，后因故纪念活动停止举行。写成后不久在中央民族学院曾就此论文作了一次学术讲演，当时打印了若干份，发与听讲者并曾寄与海内专家请求指正。那时收到了若干份意见，但还没来得及修改，国内首先是学习紧张，以后又进入动乱状态，意见书也在动乱中遗失，实可惋惜。尤其是陆志韦先生曾就此文中讲音译的部分提出很详尽而可宝贵的意见，但现在也无从吸收了。这次付印基本上未曾改动，一来是我的学问在这一方面并无长进，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相同，有七八年我未曾读专业的书。致我苗而不秀，可慨也夫！二者是我现在健康情况欠佳，发表此文谨请读者指教。此文中讲音译的部分只是谈几个琐碎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俞敏教授所指导的研究生刘广和、聂鸿音、施向东分别研究玄奘、不空和慧琳著作中的音译。去年夏季他们取得硕士学位的答辩系由我主持，因此有机会子细地阅读他们的论文(每篇阅读六次)。感觉他们的文章虽有一些不成熟之处，但比我在这里所讲的要详尽、深入得多。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文的音译部分原打算删去，因其中考据部分也许多少有一些用处，所以发表出来，尚希读者指正。
此稿系郑立新先生1973年在佛协储藏室发现，因而得以保存至今。特此志谢。
翻译经论是玄奘法师一生中的主要事业。他是一位旅行家，但他所以甘愿经受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到印度去，主要目的是想学通佛教经典，并把经典取回来翻译流通。他回国以后，与当时的朝廷有过一些来往。但这决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禄，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想搞一些比较艰巨的事业，没有皇家的支持是搞不起来的。因此，他与宫廷的那些应酬，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搞好翻译。如果我们打算知人论世，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条件、地点的概念，如果我们放眼于现有的全面史料，对于这一层是不难理解的。
关于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可谈的很多，现在仅就个人的读书所得，分作下列几点来讨论。
一、玄奘译场之蠡测
关于玄奘译场的组织情况，我个人没看到过全面的、详尽的记载。现在就一些散见的材料略述如下：
玄奘接受了旧译时代的经验，深知组织译场的必要。他回国以后不久在洛阳晤见唐太宗时，就请求搜擢贤明，协助翻译。唐太宗以为法师唐梵具赡、词理通敏，人手多了恐怕反而不好。但经玄奘的再度请求，终于允诺(《续高僧传》)。开始译第一部经的时候，就动员了很多人力。《慈恩传》卷六说，“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为时辈所推者十二人至，即京师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善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璿，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师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师大兴善寺沙门玄谟。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
玄奘所以这样迫切地希望组织译场，一方面固然是吸取了前代的翻译经验，一方面恐怕也是由于他在回国以前曾试作过一些翻译，从而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玄奘的翻译工作并不是从回国后才开始，关于这一点，有关玄奘的史传没有提供什么材料，然而其他文献却透露出一些消息。如《广百论释论》后面所附译者玄奘的自作颂文中有“欣遇随闻随译讫”这么一句话。颂文前并有叙述翻译因缘的几句散文，“三藏法师于鹫岭北得闻此论，随听随翻。自庆成功，而说颂曰。”玄奘之出游灵鹫山是在初到中印度，定居于那烂陀以后不久(《慈恩传》卷三)。可见他在留学的初期就已经开始了翻译工作。据《开元释教录》的记载，《广百论释论》是永徽元年(650)六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出。这可能是玄奘回国时带回这部论的汉译草稿，到永徽年间又通过集体的力量予以加工。
如果上面的推测还正确的话，那么更可以看出集体翻译之被重视，因为虽然有了玄奘的底稿，加工的时间又用了半年之久。从一些史传的记载中看出当时译场中的助译人员也的确不仅仅是挂名而已，玄奘自己说所译的第一批经论五十八卷，就是与这些人合作而译出来的。如贞观二十年(646)玄奘在进新译经论的表中说，“比与义学诸僧等专精夙夜，无堕寸阴。”(《慈恩传》卷六)又《宋高僧传》卷二《道因传》说，“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这些助译人员都是一时之彦。由地域上来看，助译人员的来源并不限于京师一带，而是远及现在的山西、河南、河北、甘肃、四川等省。玄奘组织译场时，正当中国统一之后，人力可以由国家这样调动，因而首先在这方面比起旧译时期的真谛甚至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具备了优越的条件。
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助译的分工也就更加细密。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到二十二年译《瑜伽师地论》时，其分工情况如下：“三藏法师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弘福寺沙门灵会、灵隽、智开、知仁，会昌寺沙门玄度，瑶台寺沙门道卓，大总持寺沙门道观，清禅寺沙门明觉承义笔受。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玄应正字。大总持寺沙门道洪、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罗汉寺沙门惠贵，弘福寺沙门文备，蒲州栖岩寺沙门神泰，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详证大义。本地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凡十七卷，普光寺沙门道智受旨缀文。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凡十卷，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受旨缀文。声闻地初瑜伽种姓地尽第二瑜伽处，凡九卷，玄法寺沙门玄赜受旨缀文。声闻地第三瑜伽处尽独觉地，凡五卷，汴州真谛寺沙门玄忠受旨缀文。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凡十六卷，简州福众寺沙门靖迈受旨缀文。摄抉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缀文。摄异门分、摄释分，凡四卷，普光寺沙门处衡受旨缀文。摄事分十六卷，弘福寺沙门明濬受旨缀文。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奉诏监阅。”(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序)
不但象《瑜伽师地论》这样的煌煌巨著，即使小到仅有一卷的《因明人正理论》也仍旧是集体翻译。如该书的后序说，“粤以贞观二十一年秋八月六日于弘福寺承诏译讫。弘福寺沙门明濬笔受证文，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德寺沙门玄应正字，大总持寺沙门道洪、实际寺沙门明琰、罗汉寺沙门慧贵、宝昌寺沙门法祥、弘福寺沙门文备、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蒲州栖岩寺沙门神泰详证大义。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奉诏监译。”
在玄奘译场中比较常出现的职务名称，除译主(玄奘)以外，计有笔受、正字、证义(详证大义)、缀文、证文、证梵语等等。这些名称基本上沿袭前代，如笔受一职最早期译经时就有了这个职务。后汉竺佛朔光和二年(179)译《般舟三昧经》，孟福、张莲笔受；安玄译《法镜经》，严佛调笔受(并见《高僧传》卷一)。《出三藏记集》记叙诸经的翻译经过，其助手往往只有笔受，而无另外人员。因为笔受的任务有两种，一是把译主诵出的外国文记录下来，二是转录为汉文。有时由不同的人员分担这两种职务，如《出三藏记集》卷十道安的《鞞婆沙序》，“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敏智笔受为此秦言。”这类工作，尤其是笔受汉文的工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后世经录也仍然特别重视笔受，如《开元释教录》记载助译人员名氏，一般只出作笔受工作的人。缀文一职可能起源相当晚，但也是在玄奘以前就出现了。如《续高僧传》卷三记载唐初武德年间波颇译经，沙门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监译、监护这类人员，玄奘以前也有，如《续高僧传》卷二，“义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末。”《慈恩传》卷八也提到玄奘曾向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陈述贞观初年波颇罗那译经时，曾有大员房玄龄、李孝芬、杜正伦、萧璟等奉敕监阅。至于所谓证梵语或证梵义等职务，玄奘以前可能没有这些名称，但实际工作可能包括在复校手续之中。如《大唐内典录》卷五记叙阇那崛多译经时说，“沙门笈多、高天奴兄弟等助，沙门明穆、沙门彦琮重对梵本，再更复勘，整理文义。”
这些职务的具体工作如何，我个人没见到过与玄奘同一时期的记载。谈到这里，我们可以参看一些时代较后的记叙。宋初赞宁《宋高僧传·译经篇》的后论说：“此务所司先宗译主，即赍叶书之三藏、明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则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又谓为笔文也(笔者案：由一些材料看来，笔受并不即等于缀文。但新译时期的缀文工作在前代似乎包括在笔受之中。由于分工越到后来越细密，笔受的重要性到新译时期似乎是转移到缀文。赞宁把两者混为一谈并非无因)。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次则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会梵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沙门大通充之。次则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倘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次则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次则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次则校勘，雠对已译之文。……次则监护大使。又置正字，字学玄应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又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叙宋太宗时代天息灾译场的情况说：“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hrdaya初翻为纥里第野，sutram为素怛览)(以上括号内系原注，下文同。本条原文悉昙字改写为拉丁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纥哩第野再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如笔受云“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此，”今云“照见五蕴皆空”。大率梵音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为佛念，打钟为钟打，故须回缀字句以顺此土之文)。第七参译，参考两上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如无无明无明，剩两字。如上正遍知，上阙一无字)。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如《心经》“度一切苦厄”一句，元无梵本。义是故空中一句，“是故”两字元无梵本)。
依据志磐的记叙，缀文一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一个环节即是改变原文的汉语的语法。梵语是典型的印欧系语言，注重词的屈折变化，语法关系不决定于词序。晋朝道安已有“胡语尽倒而使从秦”的说法(《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在《比丘大戒序》(同书卷十一)他又说：“于是按梵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这就是说一般尽量保存经典原来面目，只有词序不同时才予以改动。梵语汉语既然语法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一步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看到《瑜伽师地论》的助译人员，惟有缀文一职是把全书分成几部分由不同的人手分头进行。原因显然是工作太繁重，一个人无法综揽全局。但这部论的缀文大德似乎不见得都精通梵文。恐怕是听过玄奘讲述论义之后，依照玄奘的意旨使译文尽量合乎汉语的规律，所以缀文上面特加“承旨”两个字。《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此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尚贤吴魏所译诸文。但为西梵所重贵于文句钩锁，连类重沓。布在唐文，颇居繁複，故使缀工专司此位，所以贯通词义，加节度之。”这段话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到后来义净译《宝生论》时就由译主自兼这个职务了。至于玄奘译场中的“证文”可能即是缀文的别称。奘译经论有证文就没有缀文，如上引《因明入正理论》后序所列，又见《地藏十轮经》卷一后附助译人员名单。《瑜伽师地论》有的本子书后附有助译人员的名单，其中证文人员即是许敬宗序文中所记的缀文者。证义必须是精通教理的学者，如本章开端所引《慈恩传》卷六所说的第一个证义大德灵润，早年即从道奘法师学习旧译《摄大乘论》，前后讲《摄论》三十多遍，并造有义疏，(《续高僧传》卷十五)。这样的人才在以翻译法相唯识典籍为主的玄奘译场中，当然是很有用的。玄奘译场中证梵语一职可能大致相当《宋高僧传》所述的证梵本、证梵义和《统纪》所述的证文，玄奘虽然精通梵文，但为了慎重，还需要一位负责检查印证的人员。担任这个职务的玄谟是个老手，他在波颇译场中就作过译语(《续高僧传》)卷三及李百药《庄严经论序》)。正字可能是对汉字的选择，考虑所用汉字的恰当与否。隋代彦琼在《辩正论》中所举的译师条件之一“薄阅仓雅，粗谙篆隶”，似乎即指这方面的工作而言。玄奘译场中这个职务由专人负责，搞这项工作的玄应就很够条件。道宣说他“以字学之富，皂白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续高僧传》卷三十《智果传》)。他曾著有《众经音义》(或称《一切经音义》)。监译或监阅之职《慈恩传》卷八说是显庆元年由于玄奘的请求，才由朝廷派去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但前此所译《瑜伽师地论》和《因明入正理论》的序文中已有监译或监阅的职务名。可能以前是临时委派，这时才固定下来，作为制度。玄奘当时所请求的是“监阅详缉”，而委派这几个监译人员的敕文中说“，……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由现有的材料看，这些监译人员的作用，还不仅是加入几个政府大员，给译场增加声势，也还多少作过一些具体工作，如于志宁、许敬宗等就曾润色过《成唯识论》的译文(见沈玄明《成唯识论后序》)。
玄奘的译场组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因为我们可以籍此总结一下古代翻译组织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后翻译工作的借镜。但限于我所能掌握的材料，目前只能谈这么多。
至于玄奘译场中的具体工作情况，更苦于缺乏直接材料可资参考。唐代灵泰的《成唯识论疏钞》卷一有一处片段的记载如下：“如翻经院里亦有木简子，长三四尺。如欲译经之时，汉僧手中执着木简子，若闻婆罗门僧翻出梵语已，汉僧即书着木简子之上，既是得字已，众共商量此语。此语道理若正，即写出来经论。若语不真正，即拭却简上字，更遣婆罗门僧译出梵语，书着简上，众还商量。”这一段话是由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的序文中自称参加过玄奘的译场(“忝倍译以操觚”)而引起来的。虽然玄奘不是“婆罗门僧”，工作情况可能有近似之处。这段文字的作者目击过唐代译场工作，似乎可以信据，因此录出供大家参考。
二、玄奘法师如何对待他的翻译工作
关于玄奘法师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和精神，我所注意到的有下列几点：
1.志向坚定 玄奘西行途中所经历的艰险和一些人事上的留难，都不能动摇他求法的决心，这在史传上记载得相当详细。因不在本题目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此处不谈。当他学成以后，向那烂陀寺的僧众表示回国之意时，那烂陀的一些大法师劝他留在印度。他说“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为求大法广利群生，愿以所闻归还翻译。”曲女城大会以后，戒日王和鸠摩罗王都坚决挽留他，鸠摩罗王并且说，“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当为师造一百寺。”玄奘也以同样理由谢绝了(以上并见《慈恩传》卷五)。当他回国不久在贞观十九年二月间在洛阳与唐太宗第一次晤而时，唐太宗希望他罢道从政，他谢绝了。皇帝又请他陪驾东征，他也没有从命。而在这一次与皇帝的对话之中，就申述了译经的志愿。在这年的三月间，玄奘由洛阳回到长安，就在弘福寺开始了震烁古今的翻译工作。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唐太宗再度劝他归俗，并且希望他“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玄奘申述很多道理力辞(同书卷六)。由此我们知道他并不因为功名利禄而动摇其志。他从事翻译事业将近二十年，所译经典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不但数量空前，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他所以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固然由于不少主观客观的有利条件，但他那种坚定不移的志愿，是决定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2.计划性强 玄奘译经不是想到什么就译什么。由他所译的重要经论翻译的前后次第上，可以看出他在翻译之先有个相当周密的计划。除了极少数经典的翻译是由于临时的原因，如《能断金刚般若经》系应唐太宗之请而翻译，一般的经论的翻译都是有重点按步骤进行的。吕秋逸先生说：“最初在贞观末，约五年间，他译出了‘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各论；其次，永徽、显庆中间约十年，又译出《俱舍》、《婆沙》和一身六足等毗昙；最后四年译成全部《般若》；这些都整然自成统系。”(《现代佛学》一九五六年三月号，昌澂《玄奘法师略传》)以后游侠先生本着吕先生这段话的大意，在《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一文(《现代佛学》一九六四年第三期)中，结合着奘译主要经论的性质，加以详尽的推阐。读者对这个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参看。
3.勤劳认真 玄奘在唐太宗逝世以后回到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似指事先在书上所作的记号，成解作“乙夜”，即二更)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慈恩传》卷七)。在凝阴殿西阁译经时，“或经二旬、三旬方乃一出”(同书卷九)。据一些史传的记载，这位大德虽然在遇到危难时很能沉得住气；但在工作时并非从容不迫，而是紧张得要命。冥详《玄奘行状》说：“每翻一经，急急然恐不终讫。一部了已，欢喜称庆。”刘轲的《人遍觉塔铭》叙述他译《大般若经》时的情况说：“法师汲汲然常恐不得卒业。每历译徒必当人百其心。”他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是非常认真的。《慈恩传》卷十叙述他翻译《大般若经》的经过时说：“然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复，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有很多经论，他在翻译时都参看了几个不同的梵本，如《异部宗轮论》译本后面附着一个玄奘自作的颂文说，“备详众梵本，再译宗轮论。”一直到他去世以前一个月零几天，除了中间一些短暂的间断以外，都是这样地为翻译事业而努力。
不但对他自己所信奉的的佛教经典这样认真译传，他偶尔也作过一些所谓“外典”的翻译工作。贞观二十一年，皇帝命他会同一些道士翻《老子》为梵文。“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在翻译过程中“诸道士等并引用佛经《中》《百》等论，以通玄极。”玄奘表示佛道二教截然有别，名相义理不得混为一谈。旧日用老庄比附佛法，并不正确。后来又为一个具体问题引起纷争，玄奘把《老子》中的“道”字译成了“末伽”(marga义即道)。道士们提出严重抗议，他们说“道”自古就认为相当“菩提”，没听说过啥子“末伽”。玄奘详述理由，坚持以“末伽”译“道”字。玄奘对《老子》本文是佩服的，认为“《道德》两卷，词旨沈深。”但他瞧不起河上公注的序文。因此，有的道士虽然力争同时翻这篇序文，但他认为翻了传到国外会被人耻笑，结果还是坚持不翻(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由这些事例可看出他对学术工作是如何的不苟且。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日期：2013年12月7日 作者：张建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