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整理旧物，发现了一本1951年7月印制的《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通讯录》。在翻看这本纸质发脆的通讯录时，勾起了我对这个协会的遥远而美好的记忆，因为我也是它的会员之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翻译协会，据通讯录统计，会员有近三百人之多，包括了上海的各界名家，如巴金、姜椿芳、罗稷南、曹未风、李青崖、李健吾、金仲华、陈虞孙、冯雪峰、刘佛年、刘思慕、董秋斯、冯仲足（宾符）、孙大雨、石啸冲、陈西禾、陈伯吹、石奇、施蛰存、蒋孔阳、蒋学模、杨岂深、全增嘏、林举岱、欧阳文彬、任以奇、盛峻峰、包文棣、张逸侯（满涛）、叶水夫、李俍民等等；还吸纳了各地高手如北京的吕叔湘、袁水拍、林淡秋、柳无垢、叶至美、冯亦代、楼适夷、胡仲持、孙家晋（吴岩），长春的穆木天，南京的焦敏之，天津的廖叔辅，广州的王宗炎，等等。这个协会，名义上是“上海”的，但实际上范围已扩大到全国。协会成立于1950年，领导人是董秋斯、姜椿芳、冯宾符等。我参加这个协会的儿童文学组，组长是任以奇（就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我们这个组的活动特别多，经常聚会，地点多半在四川路任以奇父亲的商号里。为了切磋译事，我和以奇兄往来比较多一些，我们常在南京西路上的“凯司令”共饮下午茶，有时吃茶点，有时吃西餐。一客西餐，两万元人民币旧币（合新币两元），有汤，有色拉，有主菜，有咖啡。铁排三样味道不错，我至今记忆犹新。以奇兄是一位大美食家，我也有此同好，只可惜眼下的市场已是美味难觅，徒有花哨而已。

    为了弄清这个协会的情况，我特地请教了以奇兄。他很认真地给我写来了回信。他在信中说：

    您所关心的解放初期译协事，我初步向欧阳文彬同志打听了一下，是这样的：

    大约在1950年，上海成立了译协，会长是董秋斯同志，领导人还有姜（椿芳）先生、冯宾符同志等。秘书长是欧阳文彬，副秘书长是我。我因此在这协会内成立了儿童文学组，也办得最热闹。译协会址在今天作协那个大楼的二楼一个房间（当时作协尚未成立），有两位办事员。有一个协会办的杂志，叫《翻译》，记得我以任以奇的名字译过两期稿子（美国法斯特的小说）。后来董秋斯同志赴京，欧阳文彬同志另有他就，这个译协第一阶段也就结束。

    随后姜（椿芳）先生接手译协的第二阶段，姜先生任会长，刘思慕同志任副会长，秘书长是叶水夫同志，副秘书长仍是我。这时开会都在淮海路逸邨的时代出版社，我去开过几次会。想不起来做过些什么。随后时代出版社迁京，姜先生也去了北京，1952年底我进少儿社，这个译协第二阶段也就结束。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层次很高、成员众多的翻译协会，在后来关于翻译的文献中竟然未提及。连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国翻译词典》也没有记载。《中国翻译词典》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翻译百科全书，收词目三千七百余条，篇幅近二百五十万字。正文以后另有“中国翻译大事记”、“外国翻译大事记”等七个附录。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正是由于这部工具书具有完善的品质，钱锺书特地为它题写了书名，季羡林、叶君健、叶水夫分别撰写了序言。外交前辈、老革命家伍修权也亲笔题词“祝贺中国翻译词典出版”。按说，1950年成立“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理应收入“中国翻译大事记”，但没有收录，是个疏漏。

    倒是“董秋斯”一条写得比较详细：“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常用笔名求思、求实。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1929年在上海结识了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陪同她会见鲁迅先生，并任临时翻译。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主编国际评论月刊《国际》。此时翻译了苏联作家革拉特柯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即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鲁迅先生特地赶译了戈庚教授《伟大的十年间文学》一书的有关部分，作为该书的代序。……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主编《翻译》月刊。……”这一条目算是把“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作了简单的交代。

    真正的全国性的翻译协会是由姜椿芳受命组织的，定名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于1982年6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成立大会。

    2008年8月2日至7日，是上海举行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日子。这是国际翻译界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的大型专业盛会，乘此之机我草此短文，只是想告诉海内外的同行：上海是中国的翻译重镇，上海应该为翻译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选自《文汇报》2008年8月5日第10版 作者：姚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