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罗马帝国的崛起》、《自由的权利》、《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忽必烈的挑战》……在学术出版日渐凋零的当下，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些书？人们似乎已默认，它们都是小众图书，远离日常生活。
当甲骨文出版交出一份靓丽、时尚的答卷时，争议随之而来——学术书籍的装帧是否应更庄重一些？花里胡哨是不是太掉价了？这么做，真会被市场认可吗？
早有传闻，甲骨文出版是三位“很厉害”的年轻人打造的新品牌，他们的眼光、胆色和专业，正为学术出版领域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甲骨文的书，好看，深入，精彩，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经大典，也非媚俗跟风，而是专业中有通俗，简单中有方法。
段其刚，36岁；董风云，36岁；冯立君，29岁。共同的趣味与爱好将他们聚合在一起，他们正全力开垦着一片新的领地，即学术翻译的中间地带。
这个中间地带究竟意味着什么？将给阅读带来怎样的改变？为此，《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团队成员之一董风云。
学术出版会逐渐繁荣
北京晨报：甲骨文团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董风云：其实很偶然，我2010年9月加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段其刚和冯立君是2009年入社的，我们一起从事外国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对此都很感兴趣，且都比较年轻，对市场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今年年初，在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新的团队。
北京晨报：为什么叫甲骨文？
董风云：我们想过很多名字，最后定下了这个，因为甲骨文的英文Oracle有“神谕”的意思，体现着道义与法则，我们也希望通过持续的学术出版，在市场中树立起一个新的法则，我们的英文名称用了Oracode，赋予了新的含义。
北京晨报：你们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呢？
董风云：从整体趋势看，学术出版会逐步繁荣，因为读者水平在不断上升，高校扩招后，本科生、研究生越来越多，关键是以往出版者低估了学术书的读者群数量，一开始就把它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装帧上总想严肃一点、雅致一点。其实，随着读者数量增加，不仅要在内容上满足大家，还要在装帧上满足大家。这就是为什么甲骨文图书特别重视封面设计的原因。
如何设计出好封面
北京晨报：学术书籍搞这么漂亮，有必要吗？
董风云：当然有必要。我们每本书都是按“最美的书”的标准进行设计的，装帧好，才能体现出书的个性，才能吸引读者，才能告诉大家，甲骨文出版的不是简单的学术书。
北京晨报：其实今天各出版社都很重视装帧，可就是做不好，甲骨文有什么经验？
董风云：我们的经验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放手让设计师发挥，不过多干预，基本是一稿定方案。现在各出版社的装帧都是编辑一锤定音，而编辑并非专业的美术工作者，素养有限，导致设计师总是揣摩编辑的意思来设计，而不是从市场需要的角度来设计。
为了加强设计师对内容的理解，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事前沟通，讲细讲透，而不是事后改来改去。我们的设计师工作量非常大，但彼此合作很愉快，因为我们不怎么限制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设计师自己也感到满意。好设计需要更多的投入，对此，社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
北京晨报：在装帧设计上花这么大工夫，值得吗？
董风云：值得。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书看成书，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产品，既然要卖给顾客，就要各方面都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能将最好的形态呈现出来。
中国学术翻译中间地带薄弱
北京晨报：甲骨文专门译介外国学术书籍，可这么多家出版单位都在抢，你们有什么优势呢？
董风云：目前中国学术翻译是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大经大典，翻译出版得差不多了，除了个别质量不太好的，有重新翻译出版的必要，其他做了也是无用功；另一头是跟风书，比如《奥巴马传》《朴槿惠传》《阿桑奇自传》等，它们时效性特别强，过三五年，再读的价值不大，占领华尔街行动后，美国出了很多讨论经济危机的书，有的还是名家写的，可随着经济转暖，它们同样会落伍。
在这两种出版物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即学术翻译的中间地带。
北京晨报：这个中间地带的价值在哪里？
董风云：所谓经典，至少已出版了20年以上，与时代存有落差，其实，今天我们真正缺的是当下的、有一定深度的、知名度正在不断扩大的学术著作，它们会传递国外学界最新的成果和方法，对中国学术发展尤其有价值。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以小说为例，今天我们读到的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人家5年至10年前的作品了，当下作家在写什么、关心什么，中国读者完全不知道，长此以往，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外国人写历史为什么好看
北京晨报：从甲骨文已推出的几本历史书来看，写得都特别有趣，却又非常严谨，而中国学者的专业书往往枯燥，有很多陌生的新名词，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到人家那个水准？
董风云：这与思想方法有关。一般来说，国外学者更注重创造性，而国内学者往往人云亦云。比如写同一段历史，以中美早期交往史为例，中国学者起的标题必然是《中美关系史（1784年—1840年）》，而外国学者起的标题很可能是《当龙遭遇白头海雕》，从切入角度上，人家也会有很大不同。
北京晨报：也许我们更关注严谨和专业吧？
董风云：一本历史书，总是要给人看的，不能为了显示作者高深而存在。阎学通先生曾说过，不要以为别人看不懂，你就是大师。他批评说，现在年轻学者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故意使用拗口的语言。其实，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写东西比较晦涩，可当他们写一本普及性的书时，也能写得很好看，贴近生活，这一点国内学者往往做不到。
这也许与市场化有关，这些年来，随着近代史热度上升，国内也涌现出许多能把专业文章写得通俗易懂的学者，比如张鸣、马勇等等。在国外，许多历史书是专业作家写的，他们靠写书为生，必须通俗易懂，否则没法生活。
历史写作为何演义化
北京晨报：虽然图书市场的“历史热”确实成就了一些好作者，但更多的还是质量低劣、讲故事的伪史书，甚至越市场化越粗制滥造，这是为什么？
董风云：首先，这与作者有关，以日本为例，只有功成名就的大家才有权力去写文库本通俗说史的小书，而我们的许多流行历史学家是业余写手，功底不足。
其次，许多出版单位粗制滥造，只会用“造星”的方法推出所谓明星写手，不知道怎样严格把关。
再有，与中国读者整体素质有关，太喜欢听故事，不追求严谨，在他们的追捧下，历史写作演义化愈演愈烈。
方法论训练至关重要
北京晨报：历史写作演义化，是否也有文化与思维方面的原因？
董风云：确实如此。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作者杉山正明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带领探险队深入大漠腹地，寻找成吉思汗陵寝，但没有成功。他的这本书并没有细数忽必烈的一生，而是通过分析世界大势，深入揭示了这位40岁前没有画像、被高级贵族所轻视的一代雄主一旦登基，必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不论你是否赞成作者的观点，都能品味到本书带给你的历史讨论的快感。
如果是中国通俗历史作家写这个题材，肯定是按时间顺序，一二三去讲故事，根本不可能写得像本书这样薄，既不能由大见小，又不能由小见大，可以看到，我们通俗说史的书每章都是独立的，与其他章没有关系，都在拼命地讲故事，读者看完后没有收获，只记住了一大堆事情。这说明，中国历史作家在方法论上有巨大缺失，没有受过相应的训练。
方法论犹如古代的八股文，要通过反复练习，打好基础，掌握好结构，以后有内容时随时可以补充进来，如果一开始没打好基础，将来再培训就很难了。
为中国读者展示方法论的力量
北京晨报：从甲骨文目前出的几本书来看，都是非常注重方法论的作品，你们是刻意如此的吗？
董风云：是的。方法论缺失，因为当下基础教育存在缺陷，所以我们在选书时，不在乎作者立场左右、学术争议如何，关键看它是否能提供一种方法论，是否具有理论洞见，是否有自己的思想观念。
出版一本书，首先是我们自己喜欢，并不刻意追求新，但我们推出的历史书与国内的历史书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看历史的视角，相比之下，我们原来在这方面太缺乏了，这些书有启发意义，促使人们去反思，而不是读完就拉倒。
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关注学术翻译的中间地带，比如《忽必烈的挑战》，由于国外读者很少关心这一话题，使其几乎不可能成为经典，再比如我们即将推出的《太平天国之秋》，在国外也是小众书籍，但它获得了坎迪尔奖一等奖，这是全球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奖金高达7.5万美元。把这些书介绍进来，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极有借鉴意义，其现实价值堪比古罗马史、古希腊史的大经大典。
读者越批评，出版人越幸福
北京晨报：甲骨文成立已经半年多了，推出了这么多书，在每本书上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可市场反响又如何呢？
董风云：从目前的反馈看，比我们原来预计得要好，基本实现了目标，现在一本学术书能卖到一两万册就很不错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奢望。我们选的这些书尽管努力在靠近大众，但仍然偏重学术，仍属于相对小众的领域，目前的市场环境决定了，这样的专家写作不可能太畅销。此外，打造一本畅销书，还需要营销、推广等方面的配合，目前我们也仍在学习过程中，再好的东西，你也要会吆喝。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群能不断扩大，如果学术类读者群扩大了，说明劣质读物的市场份额在减小。从我的角度看，国人的阅读理念确实在提高，正在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很多统计数字说，阅读人口正在减少，可我们的感觉是学术书的读者群正在扩大。
北京晨报：甲骨文的书也遭遇了很多批评，不少人认为太花哨，不像学术书，您怎么看？
董风云：确实有许多批评声，这说明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只有读者们的水平达到了一定层次，才能提出这么专业的批评意见，我希望这样的声音越多越好，读者越批评，出版人越幸福，这可以督促我们不断进步。
来源：北京晨报 日期：2013年7月28日 作者：陈辉
心译翻译工作室
网址：http://www.xinyifany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