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他是被遗忘的大师。他将《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他将《论语》翻译成英文。
禾子 尾尾/缩写
《寻找·苏慧廉》
沈迦著
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他竟然只用了半年就能用温州话讲道
1883年年初，英国循道公会派驻温州传教士苏慧廉来到温州时，这座小城已开埠，但城里的西方人还是很少，连英国领事、法国海关专员在内，只有十二个外国人。
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碧眼赤须者是怪物。中国人那时很骄傲，自称天朝，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眼中白人的肤色，可用的比喻是“白得像死人一样”。很不幸，苏慧廉就是这样的肤色。最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期待他和他的福音的到来，苏慧廉自己也一声叹息。
好在当时有一位姓顾的信徒，是个商人，早年游历过美国与澳大利亚，会说流利的英语。苏慧廉初抵温州第一年，受他帮助不少。不过顾先生是永嘉剩庄人，不常来温州城里，大多数时候苏慧廉仍是孤独的。
苏慧廉决定，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在一起做温州人。
做温州人，他碰见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外地人今天到温州，都会觉得温州话像鸟语，更何况是外国人，还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清代。苏慧廉向周边的人拼命学习温州话。厨子、抽鸦片者都曾是他的语言老师。极有语言天赋的他竟然只用了半年就能用温州话传教。
苏慧廉初抵温州的岁月里，住在嘉会里巷的寓所。那里除居所外，还有个小教堂。虽称之为教堂，其实仅是一间店铺，狭小而黑暗。苏慧廉后来对它做了简单装修，并配置桌椅，成为他在温州的第一个工作站。这个小教堂临街，因此亦可称之为街头教堂。
亲历甲申教案
1884年10月4日，这天是星期六，晚上，二三十名中国基督徒如期集中在毗邻嘉会里巷的小教堂做礼拜。开头的赞美诗还未唱完，门外就出现了异常情况：一群民众在外面汇聚，当他们发觉前门紧闭不能闯入时，便转到屋后，在那里他们如愿以偿。瞬间，无数石头“嗖嗖”地向门窗飞来。过了一会儿，木制的后门支撑不住，轰然倒下，乱哄哄的人群如潮水般地涌入院内。这时，苏慧廉正急匆匆地赶往前门，他看到一阵可怕的火光从仆人的住处升起，于是他即转身返回后门。他看到院子里已聚集了一大群男子，由于天气炎热，许多人光着上身。这些人手持棍棒，乱扔石头，欣赏着被“洋油”点燃的地板在滚滚浓烟中燃烧。
苏慧廉叫人一起扑火。那群男子看到苏慧廉朝自己过来，便落荒而逃。苏慧廉跟在后面，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但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一块呼啸而来的石头。石头打偏了，击中苏慧廉身边一位教徒的头。
苏慧廉派了一个又一个人去见知县，请求援助。他既没有向知县提出保护财产的要求，也没有提及自己可以享受的治外法权。在遭到攻击时，他仅呼吁人们要保持冷静。事态已变得越来越严重，官员还是没有来。苏慧廉于是手持用以自卫的马鞭，亲自到官府求助。
这是温州近代史上继1876年“施鸿螯事件”后又一起震惊中外的民众暴动，史称甲申教案。甲申教案的起因是中法战争。1883年中法因越南主权问题交恶，法国海军少将孤拔带领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北圻的清军并占领了该地，中法战争自此爆发。次年8月，法舰进攻台湾。同时，进驻福州马尾的法舰主力击沉中国兵船9艘。10月法军攻占基隆，并向台北进犯。东南沿海战云密布。
温州地接福建，又是重要港口，并且城内还有法属天主教教堂，一时民间有法国人将打到温州的传言。
温州官府发布告示，要求每个家庭在门口放一堆大石头。木匠日夜辛劳工作，制造巨大的木箱子。这些箱子会被拖到岸边，望风的渔民一发现敌人的信号，就在瓯江口把装了大石头的箱子沉到中流，这样六十里外的瓯江口就会形成一道屏障，拦住敌人的舰队。
在那个时代，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时的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些石头因法军没有如期到来而未派上用场。但是，在甲申教案中，它被参与闹事的民众当作手榴弹扔给他们认为与法国军队一伙的洋人身上。
甲申教案是温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因事过一百多年，中间又经历很多的动荡，地方文献中关于此案的史料不多，对于事件前后经过，亦说法各异。
“她太想来了，暴乱也阻止不了她”
甲申教案发生那晚，苏慧廉逃离火光冲天的家，这时他的脖子上挂着他最贵重的财产——一枚由未婚妻赠送的手绘胸牌。二十三岁的苏慧廉当时已有了心上人。
苏慧廉当初刚抵中国时，就向英国差会提出结婚的申请。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因为英国方面也希望苏慧廉能在温州安家落户。
苏慧廉的心上人路熙·法勒是英格兰约克郡南奥威勒人。坐落于奔宁山脉一个小山坡顶上的南奥威勒隶属哈利法克斯市，是一个充满英格兰荒原风情的小镇。英国天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据说年轻时曾在这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任教，也就是在这里，她开始构思后来享誉世界的《呼啸山庄》。
从广义上讲，苏慧廉与路熙都是哈利法克斯人。虽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如何相识，但很明确的一点是，在苏慧廉赴华前两人就相爱了。苏慧廉离开英国后牵挂着路熙，并给她写了不少信。
“也许是那些一封接一封华丽而别有图谋的信件让我下定决心，这些信足够把鸭子诱惑上岸。当我到了宁波港的时候，有人开玩笑地问我有没有把这些信件带到身边。”
“带了一些。”
“那么每天都对他大声朗读——提醒他对你的承诺。这是他的忠告。”
“我曾经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并尝试了一次。但那个“姓苏的”曾是学法律的，并不容易掉入圈套。”
“爱？我一直爱你，但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他当即反驳，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
1884年10月，路熙打理好行囊，即将出发时她收到了电报：“欧洲人在温州的房子都被烧掉了，没有人死亡。” 电报虽然很简明，但还是差点给路熙的行程画上休止符。“最后慈悲的圣灵觉得让一个年轻人同时失去房子和妻子的话，未免太令人沮丧了。” 路熙决定继续前行。苏慧廉后来揶揄她：“她太想来了，暴乱也阻止不了她。”
路熙在垂暮之年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与爱情时说，“我在中国的岁月，从暴乱开始。”
这是我父亲的教堂
嘉会里巷的街头小教堂毁于甲申教案。苏慧廉1885年回到温州后便着手重建。重建的构想避居上海时就有，在这封1884年12月17日致母国教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首先，在原地重建一座可容纳两百人的教堂，当然这个方案还得适应以后不断的扩建。新教堂必须与街道分隔开来，以便晚上礼拜时唱诗的声音不影响别人。另外，还需要一个与原来差不多大的街头教堂，面向大街，以作传教及卖书之用。”
“我们高价买回了暴乱中被毁的地产，钱来自中国政府的赔偿、国内的捐赠和我们自己的积蓄。”路熙说。
二十四岁的苏慧廉狂热幻想能在城市买个新地皮盖新教堂，比原先的大。他不懂建筑，不懂生意，但他懂汉语。一天，本来声音柔和的苏慧廉大声和几个人谈生意，像个泼妇，真是无法想象。不过他谈成功了。
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1936年12月重返温州时，在时任教区长孙光德的带领下，前往城西教堂礼拜。在她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对教堂周边街景的描述：
道路还算宽敞，我们肩并肩而行，并听孙牧师讲话。不过当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子的时候，就得一前一后走了。巷子里，铁匠正在打铁，家具店里的伙计正把上了漆的家具拿出来晒，而卖肉的屠夫正吆喝着吸引客源。河边的小径还是泥地，泥泞得很。我们走进一扇大门，一处略显衰败的建筑出现在面前，拾级而上：这是我父亲的教堂。
到农村去
苏慧廉很快就发现，另一种传播福音的途径是去乡村。苏慧廉甚至认为，这是更有效的途径，因为城里人的心都忙于生计。
说这是苏慧廉的办法，不如说这是循道会的方法，当年约翰·卫斯理就是这样传教的。说这是卫斯理的办法，不如说这是耶稣的方法。耶稣当年，也是这样一个镇一个村地去传播福音。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 但对于外国传教士而言，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苏慧廉看来，“因为无论是中国大道的道路，还是通往中国人心里的道路，都是曲折蜿蜒、崎岖不平的。”
苏慧廉第一次去乡村传教是去离城九里远的江北岸。这条江就是瓯江，温州的母亲河。温州城里人至今还把瓯江对岸今属永嘉县的那片土地叫江北岸。
据路熙回忆，去乡村传教时，仆人会为苏慧廉挑着担子，一头是三层餐盒，一头是被铺。饭菜只能保存一个星期，而他可能会在外面逗留十天、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于是有两罐东西他常常带着——牛津的香肠和沙丁鱼。“我们不知道，这两样分别象征英国和法国的食品跟着他走了几千里的路程。”
乡人听完传道，告诉他，这里已有番人来过，讲的是差不多的内容。苏慧廉既惊喜又诧异，没想到第一次出行，就去了别人的“地盘”。那时温州，基督教外国传教士除苏外，只有内地会瘸腿的曹雅直。后来苏慧廉与曹雅直商量划分传教区，瓯江西北的归苏，城区以南归曹。后来温州教会的发展，基本就按照这样划界。北面永嘉、乐清的基督徒多是偕我公会的，南边平阳、苍南，一问渊源，多与内地会有关。瓯江与飞云江之间的温州城区及瑞安，则是两会共建区。
这是宗教史上的农村包围城市。余英时说，一种文化传播，总是从最边缘、最浅薄处开始。
神医苏慧廉
曾是仆人、厨师、卖书人，后成为偕我公会第一位本地传道人的金先生去西溪桥下传教时，一位被外甥叫来听道的妇人大受感动。“你说得真好，如果我丈夫能够接受你讲的道，该有多好。”这个高个子的女人之所以眼含泪水，是因为她的家快被吸食鸦片的丈夫给毁了。她丈夫姓丁，是个秀才，很有才华。那时信基督教的多是没有文化的底层百姓，被丁先生这样的读书人鄙视。
丁是个风水先生，这个职业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也由此染上了毒瘾。
幸运的是，丁先生头脑还清醒，他知道自己的堕落，只是无力自拔。终于有一天，他衣衫褴褛地站到苏慧廉的面前，几乎是央求着说：“你能帮我戒毒吗？”
苏慧廉很惊讶，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帮你戒毒，我不想试验。这责任太大了。”
“我不想这么活着。我求你拿我做试验，我相信我能好转。”
苏慧廉在准备做传教士时，曾接受简单的医学训练。这是传教士必修的功课，因为当时东西方气候、水土差异大，西来传教士得病的概率很高。学点医学知识，最起码可以自救。他们还会随身带点奎宁、阿司匹林等常用药物。苏慧廉刚到温州时，就靠这些药物及微薄的医学知识，为来听道的人治疗疟疾。
面对“神医”，丁先生再三恳求。苏慧廉终为所动，决定为他治疗。但苏慧廉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他所能用的药物也就是奎宁、补药，当然还有祷告。于是他要求丁先生自己祷告上帝，并让他意识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洗心革面。
奇迹出现了。经过三个礼拜的治疗，丁先生在忍受了各种痛苦折磨后，竟然戒断了二十年的毒瘾。丁先生的毒瘾后来没有复发，他也成了基督徒，不再从事原来的风水职业。后来他还受聘到苏慧廉开办的男童学校担任教师，再后来又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传道人。
谢福芸和夏正邦的女儿
路熙体弱，回到英国养病。而忙完盛大的艺文新校落成典礼，苏慧廉边急着赶回英国。丈夫的归来让路熙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第二年春季，他俩一起踏上了重返温州的路程。现在可查到的记录是，他们一行于1904年5月回到中国，6月19日抵达温州。同行的还有已十九岁的谢福芸。
谢福芸在给《传教士回声》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抵达的时候，基督徒蜂拥而来，当他们看到原先被叫做Mai-mai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得这么大时，惊讶得辫子都竖了起来。Mai-mai是温州方言俗字，写作“女每女每”，为“妹妹”的变音，是温州人对小孩子的昵称。
“我应该是我们教会重返故地的第一个传教士后代吧，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中国的人与事，但当踏上这片土地，它们都在记忆中复活了。比如看见中国的蜜饯或水果，我马上就能想起以前品尝时的味道。”谢福芸继续写道。
谢福芸小时便显出了文学上的才能。那几年的《传教士回声》常有她的作品发表。她的文章多为游记，记录随同父母走访温州各地的见闻。这些文章在百年以后，成为了解温州近代史的第一手材料。
在《碧莲》一文中，她写了与夏正邦的女儿见面的一幕。当时夏正邦女儿十九岁，正做着出嫁的准备。
“她穿着一件绿色的外套，红的裤子，黄的鞋子，头上戴着紫色与绿色的蝴蝶结。她新年就要出嫁了，但对未来的生活并不憧憬，这也不奇怪。她将坐上一顶精致但并不舒服的花轿，被抬往大山间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不通火车，离她熟悉的亲人与朋友很远。她要嫁的男人没有见过，除了知道是个基督徒外，其他一无所知。”
谢福芸与夏正邦的女儿差不多的年龄，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教育方式，两个女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来源：杭州日报 日期：201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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