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继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译者朱生豪、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译者傅雷之后，草婴是公认潜心翻译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作品的又一位译坛泰斗，特别是他1978年后,花了整整20年，凭一己之力翻译了托翁的全部小说。这在全世界，迄今为止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从俄文直接翻译成他国语言的仅他一人。记得草婴先生曾说过：“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宽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得累。”这位“造桥师”为何架桥，又如何架桥？在草婴先生90周岁到来之际，我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病房访问了他。

草婴先生住院已经3年多。与他风雨兼程60多年的老伴盛天民老师，天天不辞辛劳来到医院陪伴。有人称她是解读草婴翻译艺术的“活字典”，一点不假，那天访谈有她在侧，给了我莫大裨益。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3月生，浙江镇海人。1941年起，先后为《时代》、《苏联文艺》杂志及《时代日报》译稿。1945年至1951年任时代出版社编译。1952年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翻译俄国和苏联文艺作品。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1987年获苏联“高尔基文学奖”；2002年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06年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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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苏联的进步思想始学俄语

作者：“草婴”应该是你的笔名吧，为什么起这样的笔名？

草婴：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自己的性格、个性。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比草更小，草的婴儿。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我的笔名。

作者：你的翻译事业集中于俄罗斯文学。当年你怎么会热衷选学俄语而放弃了盛行的英语？

草婴：是啊，那时学英语是潮流。不过当时我的想法有点不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14岁,我随家人避难上海。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很气愤。开始阅读各类进步书籍。当时苏联是进步的象征，从一些文学作品、新闻通讯看，那真是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国家。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学好俄语，要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我们也一样地发展。

作者：早就听说过，你学俄语是自学成才。一位俄国太太是你的启蒙老师，是这样的吗？

草婴：不错。那是1938年，我根据报上读到的一则教俄语的广告找上门去，开门的是一个俄国的太太。我问怎么学，她说很简单，一元钱一个小时。那时我每月有5元零花钱，于是就采取一周学一次的方式。这样我用4元钱学俄语，剩下1元买参考书。俄国女老师让我到书店买本教科书《俄文津梁》。我每次去她家，她就根据那本书教我。

作者：我记得你的另一位俄语老师是姜椿芳先生，他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草婴：是啊，不久，我为学习进步文艺作品，参加了由地下党的组织的《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在那里我认识了姜椿芳。姜椿芳知道我学俄语有困难，他说愿意帮助我，并且约定两三个星期见面一次，帮我解答疑难问题。他的耐心解释不仅使我明白课文，更重要的是使我增强了学习的信心，我的俄语水平大大提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创办中文《时代》周刊，我被邀请参加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稿等。到了1942年，塔斯社又创办了《苏联文艺》杂志。不久，我翻译了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这是我的翻译处女作。就这样，我在姜椿芳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开始在翻译道路上蹒跚学步，以至于后来翻译工作成了我的终生事业。所以，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更是我的引路人。

2

从肖洛霍夫作品开始翻译事业

作者：你厚爱俄罗斯文学，据说是肖洛霍夫先于托尔斯泰进入你的翻译视野。

草婴：对，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是继承列夫·托尔斯泰之后创作思想最成功的作家，他的很多写作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的。他17岁开始写作，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用了15年时间。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年开始创作至1960年完成，一共用了28年才写完。《静静的顿河》获得1941年斯大林文学奖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

1953年开始，前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世界文学》编辑部看到后便约请我及时地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同步翻译的工作一直进行到1959年其作品全部发表完毕。同时，我还应约翻译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作品。当我正准备着手翻译肖洛霍夫的长篇巨作《静静的顿河》时，文革开始了，一切计划由此打乱，应该说，这成为我终身一大遗憾。

作者：据说你翻译肖洛霍夫作品，为此吃足了苦头，给你带来了灾难？

草婴：是啊，“文革”开始，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遂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因此成为“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那时，我不能翻译任何作品，被关押一年后，我成了监管劳教对象。1975年，我被责令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包，当时我体重90余斤，却要扛100斤的水泥包，结果水泥包不幸压在我身上，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差点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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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译完

托尔斯泰全部小说

作者：你后来用了20年的时间，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部翻译完，从而成为世界第一人。能不能告诉读者，你为什么如此钟爱托翁的作品？

草婴：对文学拥有“狂恋式爱情”的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所以他的作品至今还在全世界文学类书籍中占据着印数第一位、出版次数第一位和翻译语种最多的桂冠。

其实，我在“文革”前就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文革”中我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这是我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呼吁人性的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这更使我把目光投向了托尔斯泰这位伟大人物。

记者：听说你把托尔斯泰的原著都翻烂了，托翁的书你读了多少遍？

草婴：十来遍吧，有的更多，不看不行啊！因为每个翻译家都有他的局限性，要使被翻译的文学作品尽可能达到完美，尽可能与原著接近，那就要对原著十分熟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人物有559个，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楚，还得把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习惯等搞明白，这是翻译前必做的案头工作。

作者：2007年7月，12卷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完整出版。你当时一定很高兴？

草婴：那当然。1997年，我翻译完成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共12卷，其中包括托翁的3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4部中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一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巴金当年精心收藏的托翁文集珍本中的200多幅精美原创插图，也第一次被收录在这套全集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每次见到巴金，都向他报告翻译进展。每出版一本，我都会将书送给巴金，而巴金也时常关心着我的翻译，给我鼓励。所以，这套书的出版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

作者：不过我知道，上海文艺版的“全集”插图是黑白印刷。这成了“美中不足”。

草婴：是。巴金先生珍藏的全套10卷1916年俄文原版的《托尔斯泰选集》，十分稀有，烫金的书名、银色的浮雕加在黑羊皮封面上，使此书显得尤为豪华、庄重。书内有200幅精美彩色和黑白插图。这套书即使在俄罗斯也已很难找到。当年，作家冯雪峰为搜集此书，在苏联跑了很多书店也只凑了半部。1999年，我得知巴老即将把此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时，我就向巴老借了此书，请摄影家翻摄了所有插图。但由于彩印成本高，2002年台湾木马文化有限公司出版的繁体字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简体字版虽采用了这些插图，却是黑白印刷。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领导得知此事后，就安排下属现代出版社，请上海图书馆翻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中的插图，出版彩色插图本。此书已于去年3月问世。终于实现了我的最大愿望。

去年3月20日，我夫人盛天民专程到巴金故居，代表我向该馆赠送了这套彩色插图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而成为他们的永久珍藏。

作者手记

在中国翻译界，草婴先生无愧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为把托翁传世小说作品完整带给中国读者，20年青灯黄卷，一丝不苟；为其中的插图还几经奔波、精益求精。去年初，《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彩色插图本正式出版，才了却了他的夙愿。据了解，书中所收的200幅插图中，一半以上为油画、水彩画。其中，《复活》译本所收的插图由俄罗斯著名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瓦戈医生》作者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受托尔斯泰邀请绘制，这也是最早、最经典的《复活》插图组画。而其他译本的插图从落款看大多绘于1911年和1912年，共由5位画家绘制。彩色插图本所收的这些插图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绘画结合的经典之作，在尘封一个世纪后，终于以“本真”面貌在中国与托尔斯泰的作品“合璧”，这不仅是实现草婴和巴金的愿望，更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自此，托翁小说翻译工程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来源：深圳特区报 日期：2013年3月5日 作者：马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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