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粉碎的花瓶
法国文豪雨果对中国文化由景仰而情有独钟，其追求之热切，之执着，不仅超出了法国人的想象，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想象。他在其作品《趣味》中断言：“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为‘太阳神’，彼为‘中国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 而在其名著《笑面人》中，也曾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在发明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印刷术，大炮，气球，麻醉药，都是他们先有的。”
事实上，作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画家。在长达60多年的文艺生涯中，他的如椽巨笔，已经使他成为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为穷人、为弱者、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说话，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说话，他在一个多世纪前写就的亲笔信《致巴特勒上尉》一文中，他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我们常说：希腊有帕台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大家也梦见过它。这曾是某种令人惊骇的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如同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显出亚洲文明的剪影。然而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强盗（英法）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中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注定又会使人想起帕台农神庙。从前对帕台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而且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致荡然无存。如果把我们所有大教堂的所有财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园中不仅有艺术珍品，还有成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则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法兰西帝国吞下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帝国竟然带着某种物主的天真，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陈列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雨果在巴黎的故居内有一个“中国沙龙”，里面陈列着雨果多年用稿费陆续购买来的中国艺术品，墙上则挂满了雨果的“中国题材画”。这个被誉为“一首真正的中国诗”的沙龙，也给了雨果不少诗的灵感。1877年的一天，雨果的女仆不小心把他心爱的一只中国花瓶打碎了，雨果立刻写了《粉碎的花瓶》这首诗。诗的起兴惊心动魄：“老天呐！整个中国在地上被打得粉碎！”这是他“绝无仅有的花瓶”，是“难得一见的奇迹”。中国花瓶是瓷器，在法文里“瓷器”和“中国”是同音词，雨果是不是在感叹中国在列强欺凌下的山河破碎？中国花瓶碎了，雨果的心也碎了。
伏尔泰：以中国为例
伏尔泰曾说：尽管我不愿意，我还是崇拜他们，却又为他们带上了桎梏，我发现其著作教育了全天下。我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手艺精巧和人数众多的民族。其国王以智慧为其势力的基础，以其已归附邻居为幸运的立法者，不用征服而统治和由风俗习惯行使政权。……我的心在暗中嫉妒他们的道德，作为胜利者，我想与失败者齐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你把大宋朝的法律、风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宣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王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摘自《中国孤儿》）
在伏尔泰眼里，中国近乎完美，在其著作《哲学通信》和《风俗论》里，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写作朴实无华，没有虚幻的人为想象，而是一部没有玄虚的理性的历史。他说：“让我们首先注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典籍所以值得重视，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话、寓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当然，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里所说的那样：“伏尔泰和自然神论者勇敢地把天主教传教士所培植起来的对中国的赞美转用于反击教会，他们以中国为例证明法国可以有道德而治理良好，无须一个教士阶层掌握着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中国禅宗所说“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相比之下，伏尔泰的浅薄难以掩饰，最明显的例证是他那副横批为“万有真元”的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托尔斯泰：不准杀害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托尔斯泰对东方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儒道墨思想十分推崇，并尽力译介到俄国。他和中国的著名学者辜鸿铭以及张庆桐先生有过通信联系，编选出版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撰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论文，在文章中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认同，以及他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动因，促使他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表示过深厚的同情。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和镇压义和团的英勇反帝斗争时，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写出了有名的政论文章《不准杀害》，对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托尔斯泰平生追求真善美，致力于把爱奉献给世界，让世界更美好。因而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从上世纪开始，托尔斯泰的作品不断被介绍到中国。五四以后，我国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盛极一时。鲁迅、茅盾、瞿秋白、耿济之、张闻天、巴金、夏衍、胡愈之等优秀作家和学者都先后介绍过托尔斯泰。翻译家草婴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译成中文，结集出版，更有力地推动了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艾米与杜生：中国女作家
生硬地翻译，这两个人可以称为艾米·杜丽与克里斯蒂提那·杜生。她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两人合编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收录了秋瑾、陈撷芬、陈衡哲、冯沅君、石评梅、庐隐、陆晶清、陈学昭、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谢冰莹、丁玲、沉樱、林徽因、冰心、罗淑、萧红等18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此书长达38页的点评，或可令人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不是文字，而是胆略。
沃尔夫冈·顾彬：我的目的不是让作家出丑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当时我经常和他们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但从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很多作家都下海挣钱，那些80年代非常红的作家们到90年代就很少看到他们的作品了。如果一个作家只有几年的创作历史，那么他就不具备什么代表性。现在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无法去研究国外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在唐代就开始了，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非常频繁。西方有很多研究中国的资料，而中国也有很多西方人留下的资料，但很长的时间里，双方都没有办法从对方那里获取有用的资料。这就给研究留下了遗憾。
顾彬现在正在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他在序言里公开说，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19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
这个直率的德国人还说：中国文人互相看不起，胆子小，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他们的意识很有问题，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为什么19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19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女作家作品是垃圾……
对此我们无法评论。
茱莉亚·勒维儿：共同的质疑
她的中文名叫蓝诗玲，英文Julia Lovell。其新著《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在英国出版后影响巨大。中文翻译为《鸦片战争》。她的观点很另类：历史书写需要恶棍，就鸦片战争而言，此人便是查理·义律。“我很惊讶地看到，围绕着我国是否应该投入鸦片战争，争论曾是何等的广泛。”她说，“在当时，有许多公共舆论认为，英国不该开战，因为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关于此事有极其激烈的公开辩论。我很吃惊，因为做出开战决定的过程比我原来认为的更加复杂。”
令人质疑的是，蓝诗玲认为，如今英国衰落，中国崛起，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得到的香港亦重归中国。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摩擦仍然存在，并且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与冲突。“我认为许多人对鸦片战争并无足够了解。”她说，“我认为，如果你现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对鸦片战争和其他类似事件刻骨铭心，那就很难理解中国和欧洲、美国之间一次又一次爆发的紧张态势。” 真如此吗？
结语：欲说还羞
比如艾米丽·哈恩的《宋氏三姐妹》和《镜里看中国》、比如米多斯1890年出版于上海的《中国人的性格》再比如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以及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此文是不便提及的。有个小故事，某老外说：“人的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的痛苦。” 听者问：“那么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呢？”讲述者满有把握地说：“不会。因为欢乐的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那么本文，就只好以查尔斯·里德的一本小说中的一句话收尾了：“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他们的头脑有毛病——头脑含混！”面对这样的言语，置身其中的我们，的确满怀羞愧。本报文化主笔 姚霏
来源：春城晚报 日期：2013年5月12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
网址：http://www.xinyifany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