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彼得·潘》到《杨柳风》，杨静远的译作给无数读者带来了欢乐和美好，而她自己的生命历程却并不像童话那样。或许苦难中的美好才是最值得珍视的

杨静远 

1923年2月生，湖南省长沙市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硕士。译有《哈丽塔·塔布曼》、《勃朗特姐妹研究》（编选译）、《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彼得·潘》、《杨柳风》、《英国名家童话选》等。著有《炼人学校———五七干校生活一千日》、《写给恋人》、《让庐日记》等。

抓住幸福的手

杨静远最珍视的作品不是她那些影响深远的译著，而是自己与恋人几十年通信的记录《写给恋人》，于是话题也就从她的爱情开始。

“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是我先去找老严的，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他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那么，现在！”我伸出手，他一笑握住。

那个时候，没有女孩主动去找男孩，都是等着男孩来追；女孩都要找比自己班次高的，严的班次比我低；他是个穷得不得了的流亡学生，我是名教授的女儿，在学校非常出名，而且我已经拿到了去美国的奖学金，很快就要离开学校，本来可以不谈这段恋爱的……

我们在不同的学院，都加入了同一个合唱团，但一起唱歌时互相不说话。我跟别的男同学都谈不拢，见到严，却觉得：就是他了！我喜欢他，我就一定要去找他，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事情，我要试一试。后来我们就约会了，果然谈得非常融洽。几次之后，我真正地爱上了他，再也摆脱不了。

我还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的老朋友、原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托与他关系密切的胡适给我写推荐信，胡适和我父母年轻时候一起搞现代评论，互相都是很敬重的。他帮我写了信寄到密歇根大学，那儿有个东方妇女奖学金，是专门给亚洲女学生的。实际上应该递交四年的成绩，而我当时才读了三年，或许主要因为胡适的信起了作用吧，奖学金批下来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我在美国越来越觉得待不住，一来不能忍受与严的互相思念，二来担忧国内政局。两年之后，我拿到硕士学位，心想：我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算再拿个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冲动之下，就上了回国的船。

现在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做对了，因为1948年秋天之后，国外的人就回不了国了，那样的话，我和老严也完了。

破灭的文学梦

杨静远不以文学知名，但她翻译的《杨柳风》和《彼得·潘》，文字美丽得惊人。原来她也曾经是文学青年。

我10岁的时候才有一个弟弟，之前的我，是家里娇宠的独生女。父亲崇拜诸葛亮，我的名字就是取自孔明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父亲是经济学家，但我对经济一点兴趣都没有，直到现在。

我喜欢文科，高中时却报了理科，只因为初中的朋友都在理科班，现今她们都在美国。国文老师孟志荪很欣赏我，说我是我们班最有艺术天分的，并且文学内在力量最丰富。我很崇拜他，听了他的话备受鼓舞，可见老师对人一辈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自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整整有三十年的时间和文学断了关系。我羡慕那些入党的同学，积极争取进步，结果终于在27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青团，做了一名超龄团员。

父亲劝过我：“我没有偏见，但我希望你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但年轻时候的我，怎么听得进去？还为此与家庭闹过矛盾。我说：“我不想搞政治活动，但我想了解中国革命，你们不要阻拦我。”

从革命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在出版总署编译局，做俄文翻译。后来整个出版总署撤消了，大家分到各个出版社，我被分到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组做编辑。如果把我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可以搞文学了。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只能服从分配。

我在人民出版社从1949年做到1979年，心里很苦、很难受，这三十年，我基本看不到任何文学书籍，父母的书都捐献给武汉大学图书馆了，武大外文系也没有了，母亲被调到中文系，也是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教文学。

哪儿劳动都有我

很少人知道杨静远还翻译过《马克思传》，不过正如她所说的，以右派的身份翻译这样的书，有点像历史的戏谑了。

我这个人是很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所以几次运动我都遭难。

因为我工作一贯努力，领导看重我，所以升级升得很快，工资很快就从300斤小米（30块钱）提到100多块钱了。大鸣大放的时候，我作为专案组的成员参加了肃反运动。结果闹了一年，一个也没查出来。我就觉得那几个被审查的同事非常痛苦，而且查来查去他们又不是反革命。再有，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但是，那时候领导觉得我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我给保住了，只让我做了次检讨。但我完全不懂政治，1958年让我下放劳动。我又写了一批大字报，提出农村中的问题，当场就有个人事干部批我。

1958年底我回到北京，1959年编辑部就开我的批斗会，其实出版社的老领导了解我，不想划我，可这个人事干部说：“不把她划成右派，我死不甘心。”那个时候大家就不敢保我了。所以别人都是1957、1958年被划成右派，而我是1959春天被划的右派。

我这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农村劳动，什么农活我都能干，开始不习惯，觉得累，后来干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的胳膊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力气。这辈子最让我痛苦的是失眠，自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失眠得厉害极了，可别人总觉得你是思想问题，是反对劳动、对社会对党不满。

1960年上面有个规定，右派不能做编辑工作，有个别的可以留下来。我们社里大部分被送到边疆，就留下了三个搞外文的右派，因为我们领导特别喜欢搞翻译，舍不得外文人才，我们留下来成立了一个翻译组，再另外派一个党员同志做组长，翻译《马克思传》、《马恩传》，这也是个很笑话的事情，竟然是找几个右派翻译《马恩传》。

三十年后重归翻译

外人看杨静远的译笔，宁静美丽，恐怕很难想到这样的文字是在她患有白内障的情况下，由先生念一句翻译一句出来的吧。

“文革”结束后，我想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施咸荣也想把我调去跟他一起工作，讨论的时候社委会都同意，就一个人反对，所以没去成。后来高中甫告诉我，社科院外文所成立了外国文学资料研究室，正在招人，我就调去了，终于能再次接触文学。

到了外文所，我主要是搞英美文学。我们室很自由，有稿子就编，没有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选了勃朗特姐妹研究，读了几十本有关她们的书，资料卡片装了一柜子。我不喜欢评论，喜欢传记类的文字，作出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和《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直到现在还有销路，卖了10来万册，这一来我竟然成了勃朗特专家。

后来眼睛害了白内障，不能搞研究工作了。那个时候心里很苦。我爱人看我那么苦，就说：“我帮你翻译吧。”我们选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童话《彼得·潘》，因为它比较好读。他念一句，我翻译一句，他记在稿纸上，翻译完之后，他再念，我再修改。

这本书署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顾耕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意思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名利，但做事情非常认真。范用读了《彼得·潘》之后特别欣赏，对沈昌文说：“杨静远的东西，有一本出一本。”后来，我们还这样翻译了一本《勃朗特一家的故事》。

如今老伴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当初勇敢迈出那一步，是走对了。我们几十年同甘共苦，不容易。六十年相濡以沫啊，我划右派，他受牵连，很多夫妇都因此离婚家破人亡，但我们死守在一起。

恋人、父亲、母亲

杨静远的父亲杨端六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科的建立居功至伟，母亲则是当年有名的女作家。但如今，还记得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

翻译了《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之后，我就去给眼睛动手术了。外文所一个喜欢动物童话的编辑介绍我翻译《杨柳风》，我喜欢它那种英国的田园风光似的场景，那些拟人化的小动物是很有趣的，可是文笔难。翻译完它之后我就再不做翻译了。我的眼睛不好，老翻译吃不消，我觉得我应该写些回忆录。

我把我和严分离时候写的信拿了出来，那个时候的信能保留下来真不容易。但是严不想出版，他不愿意出头。我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因为那是情书嘛，但是作为一个文史资料，我有责任把它出版。1945到1948年正是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年轻人的思想意识在里面有很多反映，包括我在美国的想法和生活点滴。我又是冲动又是下决心，才把《写给恋人》交给李辉。后来，我又出了一本日记集《让庐日记》，我本是羞怯的人，但想到它对后人研究历史有用，就自费把它出版了。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老惦记着她，非常痛苦。她差不多被遗忘了，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文学界知道她这个人。

刚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套女作家丛书，选了冰心等人，把我的母亲袁昌英也算在里头。其实她是教授，以教学为主，写东西都是业余的，出了两本散文集，另外写了《孔雀东南飞》等几个戏剧。

她那一辈的人没留下几个，资料很不好找，我就尽量找，结集成《飞回的孔雀》。

我的父亲也完全被人遗忘了。蒋介石看重他，老拉他去做官，但他认为自己是中立的。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接触，当时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大学的毛泽东请他去讲罗素，毛泽东作为特邀记者，把他的发言记录下来，发表在《大公报》上。

他也挨过批，因为他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现在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了，但时代不同了，他的那一套又过时了。我问过他的学生能不能出我父亲的文集，他们说不好办。而我对经济一窍不通，写的那篇纪念他的文章，也是在朋友的推动下写的，我与父亲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他是个很古板的人，我是个浪漫派，虽然他对我很好，但他看不惯我。

如今，他们都走了……

■记者手记

她很大声地笑，笑得几乎弯下腰去，笑声中有羞涩与甜蜜……彼时她正与我诉说她与恋人初识的事。

越过她的肩膀望去，却是几日前离她而去的他的遗照。

自从他病后，这几年，他们很少出门。最后一次，他陪她出去，是去领“资深翻译家”

的奖。他不放心她独自出门，她亦不愿意留他一个人在家，于是相携着，蹒跚而去。

如今，她就要搬离他们共同住了四十年的家，去和儿子一块生活，因为实在难以独自面对他的遗照。

她这一辈子，得到了许多爱，却受了太多的苦。仿佛是上苍给了她蜜糖，却马上把它抢走，是不是倒不如不给来得痛快？

有些人，一辈子没得到过爱，也没爱过人，才是真正可怜的吧。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0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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