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像是掉进了摇篮里，”黄友义回忆起1975年，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现隶属于外文局的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情景时说。
与新中国同一天成立的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主体。其前身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后即开始以外文出版社的名称出版外文版图书。1952年7月1日国际新闻局撤销后，正式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版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那时的外文出版社聚集着一大批归侨，其第一语言是所在国的语言，“他们的外文比中文要好”黄友义说，即使在早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他们也用外语交流。“有时一句话，就能点醒自己。”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翻译过《红楼梦》的杨宪益在一次闲聊时告诉他，“要想翻译好中国的古典文学，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这让黄友义明白，做好翻译必须下苦功，仅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青涩地在外文局“摇篮”里汲取营养的黄友义，现在已经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副局长，60年来，在他的前辈及同事孜孜不倦地努力下，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学习世界的窗口，也把中国文化呈现给世界。
成长在外文局沃土的翻译大家
“当时是师傅制，每一篇稿子翻译好后不是直接提交，而是先交给自己的师傅修改， 然后才提交。”黄友义回忆说。这种严谨的导师制的让黄友义在工作之初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领导搞了很多“动作”：培养尖子人才。尽管在批判“白专”道路，但黄友义清楚地记得一个口号“学习刘德友，追赶梁良兴”，这两个人一个是日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是外文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树立的业务标兵。而梁良兴，正是黄友义的“师傅”。
正如黄友义所言，外文局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辉煌业绩，正是得益于那时拥有一大批外语力量强大的海归和五六十年代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这支具有国际视野和精湛业务能力的人才队伍，积极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架起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桥梁。《红楼梦》的译者、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就是其中的一员。
1953年杨宪益携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进入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工作。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在这里，夫妇俩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和戴乃迭开始了翻译《红楼梦》的巨大工程。据杨的妹妹回忆，当年杨宪益夫妇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杨先生在打字机上把中文译成英文初稿，取下交给夫人执笔修改，两人忙于工作、思考，没有过多闲谈。
英文版《红楼梦》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除了古典文学外，他们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在杨宪益建议下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该丛书出版了近百种，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杨宪益夫妇最初就职的外文出版社，今天已经扩大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承担对外传播工作的新闻出版机构之一。它集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拥有25个语种，数百名专业翻译人才。每年出版的外文图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门类。
在出版外文图书的同时，中国外文局还出版22个文种的《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周刊和月刊杂志，这些出版物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孙子兵法》等多部著作的译者林戊荪，曾就任《北京周报》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局长。他40年代留美，50年代初归国参加抗美援朝，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全国翻译资格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林戊荪现在依然记得他1950年7月回国，在姐姐家偶遇当时在《人民中国》工作的著名的诗人徐迟，徐迟热情邀请他到外文局工作。林戊荪就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传播工作。
黄友义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图书对外翻译经历过三次高潮。“最早开始进行的以传统名著为代表的对外翻译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外文局有一个中国传统著作的对外翻译计划，”正是由于这个计划，中国的四大名著、鲁迅、巴金等大家的作品，唐诗、元剧选等等都被翻译成外文，“那时只是外文出版社一家在承担这个任务。”黄友义回忆说，第二个高潮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各个出版社都在对外开放，由外文局和新闻出版署两家作为核心单位组织的“大中华文库”有17家出版社参与。第三个高潮，是在21世纪，特别是奥运会之后，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需要大步走出去，要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相适应，因此更强调中国文化作品的对外宣传，“这次是规模最大、呼声最高的一次，也应该是最持久的一次。”
在这过程中，外文局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大家，萧乾、杨宪益、叶君健、林戊荪、梁良兴、刘德友、李士俊……黄友义一口气能列举出很多个。而王复、王刚毅、江宛棣等现在供职于外文局的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在业界也大名鼎鼎。
随着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需要，与上一代纯粹专注于翻译业务的大家相比，新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黄友义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翻译活动家之一。他2002年起担任国际译联理事，2005年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被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位当选国际译联理事会高层领导的翻译家。正是这位翻译活动家把中国翻译协会带进了国际译联大舞台，也是他及其团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国际译联专家、学者们的喝彩，使中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世界翻译大会。
培养沟通多元世界的人才
“无论是对中国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来说，还是对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言，翻译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说，翻译工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环境下，翻译工作更被赋予了时代意义。
正是因为这样，翻译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尤为重要。资料显示，全国目前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合格人才缺口高达90%，市场上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占总数的5%。翻译能力的薄弱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几个急需解决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特别是真正合格的高级中译英定稿人才不足百人，严重缺少中译英高级人才，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如何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据黄友义介绍，现在翻译人才的培养当然主要还是通过院校培养的渠道，但是直到2005年我国高校中并未设立翻译专业。
“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黄友义介绍说。2006年教育部正式在大学本科设立翻译专业，2007年15所高校设立翻译专业研究生。总体来说，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主流院校培养，黄友义认为，目前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采取学校培养和社会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法。中国翻译协会这几年利用每年暑假开设针对青年教师和社会翻译人员以及一些研究生的适用能力培训课程，从国内外聘请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翻译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授课；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也为全国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国资委旗下国有大型企业的涉外人员举办了多期翻译培训班。
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在外文局有着优良的传统。“那时的学习氛围很好，”黄友义回忆起年轻时学外语的情景，“我谈恋爱两年没有去过公园，没有下过馆子，虽然当时我们俩都出国留过学，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却在夜校学习英语。”黄友义的同事、70年代归国的张行最早把托福引进外文局，引进了中国。张行每天晚上为黄友义和几个年轻人讲解英文，这个自发学习一直坚持了4年的时间，学习的队伍也扩大到几十人，最后连外交学院的教授都来听课了，“张行带回的只是一本托福书，我们就自己刻腊版、印篇子，自发地在外文局进行考试，看谁考得好，后来好多老华侨都考不过我们。”
此外，还有被派往对象国的学习机会。幸运的是，黄友义在参加工作的前十年，就有机会前往英国和美国分别学习了2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这种机会曾一度中断，近些年才得以恢复。2004年开始，外文局每年派出20多个人去美国和欧洲最好的翻译学院培训学习。比如今年就挑选了一些翻译骨干到美国蒙特雷翻译学院、瑞士的日内瓦翻译学院学习。
除了长短期培训，黄友义还看重翻译实践，他说：“用人单位要大胆启用会外语的人，不要因为他们的翻译水平没有达到标准，就不让他们做。翻译是一个熟练工种，最好最快的提高方式还是要通过实践。要让他们在实践中去积累经验。这几年有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图书面市，老翻译工作者的经验有利于青年翻译通过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办法来做到快速提高。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每年在海外组织多次大型书展和其他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向海内外广泛传播中国的悠久文明和当代发展。而青年翻译也在此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外语专业出身不一定就能当好翻译”，在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上，黄友义这样表示，一个优秀的翻译人才还需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转换。”
黄友义表示，国外的翻译行业实行细分化、类别化，例如法律翻译，“在法庭上多翻了一个YES，可能就会影响审判结果。”还有医学翻译，“如果医生问病人哪里不舒服，而你翻译时变成你是头疼吗，还是哪里不舒服，就会误导病人。”他认为，专业化非常重要，目前国内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将通过大量培训、宣传推动。
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也是国家为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所做的一项制度建设，是为推动翻译队伍专业化所做的一件大事。2003年10月9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的协调服务工作；承担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各语种、各级别考试命题、阅卷和题库建设工作；负责对持证者进行继续教育或业务培训工作。而此前，各级翻译人员的评审按地域或行业组织，因此，其评价水平也体现了地域性标准。实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制度，将有助于翻译标准的社会化。
促进中外翻译界的合作与交流
在中外翻译交流中培养人才，是外文局的人才战略之一。中国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启动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编纂项目，是中外翻译成功合作的具体典范，也是中美两国之间最大的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合作出版项目。
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助理黄长奇介绍，该项目计划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70多部介绍中国文化、艺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图书，200多位世界著名专家参与了编纂。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的有《中国绘画三千年》、《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文明的形成》等，近期还将出版《中国雕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该项目获得了美国休战基金会颁发的拓展奖；此外，双方合作的“环球汉语”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导航片和部分教学片的摄制工作，先期国际推介收到积极反响，展现了良好的市场前景。黄长奇说，以前，外国专家参与翻译合作，只从文字上润色，并不参加选题和内容的讨论，而该项目从选题到出版的各个步骤都由中外双方共同合作完成。
与韩方合作在首尔创办了《中国》韩文杂志，成为外文局第一个用本土化方式创办的财经类外宣期刊。与英国外交部合作成立了中英联合翻译工作委员会，双方将围绕中国政治和文化对外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定期开展交流研讨，对提高我国翻译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与德国有关方面召开中德交流研讨会，共同研究开发针对德国市场的汉语教材和中国系列读物。与德国贝塔斯曼、巴西四月出版集团、麦克米伦出版集团、阿根廷出版协会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多个领域展示了良好的合作前景。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姜加林认为，中国的期刊本地化战略也是中外翻译合作的有益尝试。2004年10月，《今日中国》先后在埃及开罗设立了中东分社，在墨西哥设立了拉美分社。从2004年第10期开始，《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的策划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从国内移至墨西哥当地进行。
而与国际译协的合作，让外文局的翻译们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外文局主管的中国翻译协会（简称中国译协）成立于1982年，是翻译行业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目前共有54个团体会员，下设9个专业委员会。1987年8月，中国翻译协会第一次组团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11届世界翻译大会，中国译协被吸收为正式会员。而在中国加入国际译协之前，国际译协对中国的翻译事业状况还一无所知。
“在国际译协担任职务之后，我会尽量利用一些机会介绍中国。比如在国际研讨会上，我会积极争取发言的机会，即使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也会尽量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提问。”黄友义回忆起，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些专家认为国际惯例翻译应该是将外国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而将本国语言翻译成外国语言是别国翻译的事情。他发言表示了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对于欧洲国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解中文的人较少，中国的翻译如果不把本国语言翻译成外国语言，就不会有多少人了解中国文化了。”这个意见当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国际译协也逐渐了解到中国对翻译的重视。
黄友义表示，国外翻译教育市场发达，如何联手促进中国翻译市场的发展也将成为中国译协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通过与国际译联、各国翻译协会的交往，把他们先进的教材、成熟的经验引进来，加速中国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等等，都将在今后中国译协的工作中得到逐步的落实。
来源：中国网 日期：2009年8月26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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