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境更进苍凉悲怆——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

1953年巴尔扎克《禁治产》初译稿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一九五四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一九五七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三月翻译了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八年二月翻译了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同时翻译了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另外还撰写了《萧邦的少年时代》、《萧邦的壮年时代》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八月二十二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

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戈宝权：关于傅雷

傅雷（1908—1966），文学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市南汇县人。

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

“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

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

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

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

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含冤而死。

来源：中国网 日期：201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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