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宋奇，亦名宋悌芬，现名宋淇，为老一辈戏剧家宋春舫之子，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

第四通1951.9.14

悌芬：

〔上略〕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下略〕

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推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一些搞不出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你译音乐书，我更劝你“力求流畅”。此类书近来好销，但现有译本都是天书。〔下略〕

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傅雷译《贝姨》

第五通1951.10.9

悌芬：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揉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至于破碎，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多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应用机会，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各各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司，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我仍是忙，这一年余几乎无日不忙。匆匆，即问

双安

雷叩

十月九日

第九通1954.4.26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钟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钟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下略〕

第十通1954.7.8

〔上略〕

我近在翻译服尔德的Gandide，将与Ing’enu合成一本（译作《老实人》――附《天真汉》），交人民文学社出。此书文笔简洁古朴，我犹豫了半年不敢动手。我在试试看，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服尔德译完后仍要续译巴尔扎克。下一册是ursule Mirouet，再下一册是Cesar Birotteau（这一本真是好书，几年来一直不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连留法研究法律有成绩的老同学也弄不甚清，明年动手以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书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译巴尔扎克同时，也许插一二别的作家的，――也不会多，除了服尔德，恐怕莫泊桑还能胜任――也让我精神上调剂调剂，松一口气，老是巴尔扎克也太紧张了。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艺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简直有些讨厌。将来还是译他短篇，可恨我也没有他的全集，挑选起来不方便。

前信提到吴兄的事，想已转知希弟了罢。余再谈，匆此，即候

合家均好

安

七月八日夜

第十一通1954.10.10

〔上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委屈，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外。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 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的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 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作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创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稿”，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褊，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做《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的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

〔下略〕

来源：傅雷文集(书信卷上)——傅雷致宋奇 日期：201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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