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益舅舅离世已经17个月，与他永诀的情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陪伴老人的生活变成了写追忆文章，2009年至2010年，我不断写、不断流泪，直到身心交瘁。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回忆的，是宪益舅舅和舅母的翻译人生。——杨宪益的外甥女赵蘅

宪益舅舅看报（2002年6月26日） 赵蘅 绘

 

西行东归

1933年，19岁的宪益舅舅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立志出国专攻古典文学。次年夏天，一艘加拿大皇后号油轮在外婆泪眼婆娑的注视下，把宪益舅舅一行人载向天水尽头。“到英国时是秋天，路上经过美国”，长达两个月的颠簸有趣的旅程，曾被他用英文写成一组散文《陆与海》（Terra Marique）。他把原稿寄给了大妹妹，只可惜没能保存下来。但这一次西行，改变了他一生的走向，我相信是他原先没有预料到的。

1936年，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向这个年轻人展现了更广阔的天地。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说：“剑桥比牛津开通些。牛津重文采，剑桥重科学工程，不一样。我在时，中国人去剑桥多，因为重视工程科学。留学牛津不过三四个人，剑桥一百人。我常去剑桥，乘火车，三角区，要换车。两地都不错，都很熟。我去，华罗庚也去。我在莫顿第一名。（莫顿学院）最早成立，是13世纪成立，资格最老最早，占地盘不少。”“学古代史，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文史方面，分荣誉学位、普通学位，四年是荣誉学位。先考一年拉丁希腊文过关，包括英国人在内，念过可考，普通学位先念半年，上本科。”

假期是游历的好时光。舅舅说：“在牛津上学时，假期去了法国。还有一次去游了地中海，去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都是自己一人。出国都是住旅馆，也有住朋友家的。有一个挪威朋友还请我去过挪威，也一起去了丹麦、瑞典和芬兰。去过挪威两次。那时没有坐飞机，有时坐火车有时坐船。和乃迭一起去过一次法国，其他是自己一人去的。什么都看，听过歌剧。”

“她英文名字GL，格莱缩成乃，递就是迭，戴是她父亲的中国姓，泰勒翻成戴。”她当时是牛津大学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学生会派她来给新当选的中国学会主席杨宪益做秘书，不久，他们相爱了。

“我见了她母亲，给她买了白金戒指，找同学喝酒就算订婚了。我没认识中国女孩。她喜欢中国，愿意做中国人，她说她有两个祖国。她知道中国在打仗。西南联大约我们去教书。那时日本侵略，我没钱了，钱不够用，他们家帮我买的船票。她母亲反对，说你们结婚将来孩子要倒霉，后来我们的儿子死了。”

事隔多年后，舅母在一次电视台采访时坦率地说：“我来中国，不像别的外国人是为革命或为了学习中国经验。我来中国是出于对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回忆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乱世坚守

杨宪益和戴乃迭

早在1938年，两个年轻人一起翻译了长诗《离骚》。尽管舅舅始终认为它不是屈原写的，是一首伪作，但它毕竟是舅舅舅母翻译合作的第一个结晶。他也认为，他为这部译作所作的努力，奠定了“后来我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著名”的基础。那么，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则决定了他们未来事业辉煌的格局。舅舅回忆过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卢冀野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他是编译馆的馆长，后来他去了北京，我接替他的职务。他建议我翻译《资治通鉴》，我同意了。”

记者问过舅舅，你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他毫不犹豫地把编译馆这一段算进去。我想这是因为他能够自由地选择翻译书目，又是自己喜爱的典籍，他将这些当作研究科目来做，他多年积累的丰厚的中西文化底蕴派上了用场。虽是战时，日子艰难，但没有干扰，在大西南的内地工作，犹如世外桃源。即使日本飞机来了，跑跑警报回来再接着翻译，所以他开心。可惜的是“解放后，编译馆解散”了。

乃迭舅母曾写过一部自传，她去世后才被发现，只写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可她还是记录下了1968年到1972年她和舅舅双方入狱的生活。

舅舅说：“1968年我和乃迭翻译了八十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就被关进监狱了，出狱后又翻译了后四十回。旧小说里，我承认《红楼梦》是写得最好的，但是可能是和个人性格有关，我并不是最喜欢这部小说，对《儒林外史》反而更感兴趣。但是我们与《红楼梦》还是有点缘的，刚回中国时，我们在四川的学校里，别人都叫乃迭‘外国林黛玉’，可能是因为她年轻、瘦弱、美丽的缘故吧，那时她只有21岁。我们翻译的时候，一般都是我说（口述），乃迭打字，再由她润色加工。乃迭比我勤奋用功，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她功课好。”

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红楼梦》

在我母亲的张罗下，题为《我有两个祖国》的长文后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舅舅看了，说舅母的翻译作品名单占了报纸三个中缝还只是一部分，我听了很吃惊，问舅舅那些原书是否还在。他说在是在，她翻得很多，有的和别人的掺一起，已不好分了。我又问为什么不能把他和舅母翻的东西再版或编成全集。他笑着问：“谁给你编？”

这是一份长长的令人惊叹的书目单，古典文学20篇，现代文学39篇，戏曲片6篇，其他4篇。列表里标出其中17本是由舅母独立翻译的，这对翻译伉俪对翻译中国经典的贡献又岂止这么多，他们一生的翻译成果远远不止于此！

《我有两个祖国》纪念文集后来出版，徐坚忠动情地写了后记。舅舅本来更有兴趣去做一个罗马希腊古典文学研究者，这从他的《译余偶拾》中丰厚的历史知识到收集在《去日苦多》里的妙趣横生的散篇，包括被他戏称为打油诗集的《银翘集》中都不难看出。假如他有更多的精力，少些运动的干扰，舅舅一定会给世人留下大量高水准的研究和原创著作。一定意义上说，舅母选对了喜欢又适合自己的事业，宪益舅舅放弃了自己事业之最爱，陪她翻译了一辈子。后来她病了，翻不动了，再后来，她走了，他也停止了翻译。

人的一生会留下许多遗憾，萧乾曾推荐舅舅去文史馆担任研究员。他当之无愧。最终却不知上面出于何种顾虑，没能批准，老人不会去埋怨，失望总会有。

《熊猫丛书》的创刊，是舅舅晚年常被问及的事。他说：“解放初，1952年到北京，洪深找几个人印了这本书，给外文社印一些书。1952年后有我们翻译的书，60年代创办Panda Books，当代有，古典也有。后来印得乱七八糟。外文社换了很多社长，现在叫外文出版局。从前翻沈从文的。”

舅舅几次提《熊猫丛书》停刊的事，又听说单位毁了很多历史资料，很痛心。前几年，他在和来访同事的交谈中提到：“最近编了我和乃迭翻的东西。没有秦始皇本纪，只有项羽本纪。《离骚》只选了《天问》。”他对外行编书种种，感到荒唐。

我现在很后悔，有那么多的机会和盛年时期的舅舅相处，却从未想到去看看他和舅母是怎样工作的，合作翻译是怎样一种生动高效率的情景。我的记忆里只有1960年至1964年之间的点滴模糊印象。1958年，杨宪益一家被神秘地安排到北京东城区居住。两年后我从南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每逢周末，除了去外婆家，也常常会去舅舅家住上一晚。那是个幽静的四合院，有枣树和青砖地。常会听见舅母从东厢房里发出“嗒嗒嗒……”的打字声。她高耸的鼻梁、淡黄短短的卷发、瘦高俯身的侧影映在古色古香的窗棂里。

晚晴比翼

“文革”结束，舅舅舅母虽然老多了，但是终于过上一段不短的舒心日子。两人的对饮从每天傍晚开始，这意味着书房里的打字机为主人服务了一天，可以暂时歇歇了。聚会中常会加入好酒好文的朋友们，男主人越喝越幽默，女主人越喝越直率，直率得令人汗颜。甘家口公寓那不大的客厅里笑声迭起，舅舅更是妙语连珠。有一次他讲起在日本学茶道的经历，说着说着竟跪到地毯上模仿起来。作为晚辈的我只会在一旁傻乐。

他们先后出版了英译中的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卖花女》、《英国现代诗抄》等多种。

今年，他们翻译的鲁迅的三本著作——《呐喊》、《朝花夕拾》、《鲁迅杂文选》，沈从文的两本著作——《边城》和《湘行散记》，都以双语形式出版。

关于英翻中，舅舅有一肚子的经验。我也后悔没有主动要求去听听舅舅的演讲，他的讲话风格一定是独特的。他对我说是去讲翻译，去外文局讲了，北大请他去讲过。我猜想远不止这么几次。比如“去印度，好像和尼赫鲁大学有关，是他们请的”。我问：“是国际翻译会吧？”因为那次我父亲赵瑞霟也同行。舅舅说：“好像是的。”我又问：“你发了言吗？”“说了点”，舅舅总是轻描淡写说自己。

除了翻译上高不可攀的卓越贡献，舅舅舅母个人的超凡魅力也影响了许多人，包括外国友人。有人问：杨戴以后，中国就没有文学了吗？有的深情回忆：“那时宪益、乃迭准备糖果好酒，我们经常聚会，这情景就在眼前。”

2004年，我有幸参加一次文化老人的聚会，是为欢迎英国女士白霞来京。那天她的发言很长、很动情。她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6年，宪益和乃迭叫我到中国工作，我1977年来的，在《中国文学》。我1987年离开，先到剑桥，后来我妈妈病了。25年了，大家都没有太老，还和那时一样。我不太有钱，但我有你们，我有这么多朋友，所以我很富有。”

2009年11月20日，在伦敦召开了杨宪益周年祭纪念会。白霞和许多接触过杨宪益的外国朋友、汉学家都到会或是书面发言。我虽没有参加，亦能感受到会场溢满崇敬和深深的思念之情。

然而舅舅回顾一生却这样表示：“我觉得自己很平常。我爱人很不错，英国小姐跑到中国吃了苦，没有牢骚，还是工作，做了不少事。”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期：2012年08月09日 作者：赵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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