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作家纪伯伦（Kahil Gibran）作为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作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纪伯伦的作品基本都已被译介到中国，纪伯伦成为被中国译坛译介最多的阿拉伯作家。

　　早期的零星翻译

　　20世纪初期，第一位翻译纪伯伦作品的译者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他于1923年6月17日在《努力周报》第57期发表译文《诗人》、《全知与半知》和《追悔》共3篇；同年9月3日在《文学周报》第86期发表译文《圣的愚者》（现译为《圣徒》），接着又在9月17日第88期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了《批评家》、《一张雪白的纸说》、《价值》和《别的海》4篇译文。上述8篇译文均出自纪伯伦用英语创作并于1920出版的散文诗集《先驱者》。

　　同年，正在美国留学的张闻天将他翻译的《波斯新诗人Gibran的散文诗》三首寄回国内，发表在10月28日第25期的《创造周报》上，分别是《狂人》、《我的朋友》和《新年的快乐》，均译自1918年在纽约出版的纪伯伦的英文诗集《疯人》。茅盾的胞弟、张闻天的同窗好友沈泽民也翻译过《先驱者》中的三首散文诗，分别是发表于1923年12月22日、29日《中国青年》的《诗人》和《一知半解》以及1924年1月14日《文学周报》上的《愚虔者》。其后，赵景深于1927年翻译过《吉伯兰寓言选译》，发表于同年8月的《文学周报》上。

　　尽管茅盾等人成为将纪伯伦作品译介到中国的开拓者，但其零星的译介不足以展示纪伯伦诗集的全貌。1925年，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开始译介纪伯伦的诗集《疯人》，其译文题名为《疯人：他的寓言与诗歌》，最早以单篇形式刊载于1928年燕京大学的《真理与生命》月刊上。1929年12月，刘廷芳将发表的所有译文整理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列为“风满楼丛书”之一。《疯人》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伯伦作品的全译本，刘廷芳也成为现代中国译坛上完整翻译纪伯伦诗集的第一位译者。

　　接着，刘廷芳完整地译出了纪伯伦的第二部散文诗集《先驱者》，其译文最早刊载于第五卷第一期的《真理与生命》月刊上，后来又在上海微音月刊社创办的宗教杂志《微音月刊》（不定期）上连载。1933年4月，译者将《先驱者》的译文整理成集，作为“风满楼丛书”之六自费出版，印数100册。

　　刘廷芳翻译的第三部纪伯伦作品是散文诗集《人之子》。该诗集于1928年在纽约出版，是纪伯伦用诗歌体裁写出的一部耶稣传记。诗集最初由刘廷芳一人翻译，后由女儿刘俪恩协同译出。最早的译文刊登在1932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全国协会主办的刊物《女青年月刊》上，其他译文发表在《真理与生命》月刊上。

　　刘廷芳是现代中国译坛译介纪伯伦作品最多的译者。他对纪伯伦作品的译介倾注了其作为基督徒的热忱、翻译家的认真和文学家的诗情，对《圣经》及其文化的理解较同时期的译者也更为深刻，因而他所翻译的《疯人》、《先驱者》和《人之子》都是纪伯伦创作中宗教感较强且与“圣经文体”形式相近的散文诗集。但因发行量少、发行范围有限等缘故，刘廷芳所译介的纪伯伦作品对一般读者或作家产生的影响不是很大。客观地说，纪伯伦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主要还是从现代著名作家冰心译出其代表作《先知》开始。

　　冰心译《先知》使中国读者熟悉纪伯伦

　　《先知》是纪伯伦散文诗的代表作，是诗人在心中酝酿了十几年又几经修改后才发表的一部诗集。诗作于1923年在美国纽约问世，不久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先知》既被称作“纪伯伦福音书”，又有“小圣经”之称，其间不仅融入许多西方文化因素，也有许多东方的和阿拉伯文化的因素。要将这部富有多种文化色彩的英文诗集译成中文，译者既要熟知《圣经》内容，又要英文功底好，还要具有丰厚的汉语底蕴和语言表达能力，而这几个方面恰恰是译者冰心都具备的。且诗人之诗由诗人来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冰心自1927年读到《先知》后，曾于1928年春天请北大习作班的学生分段移译，遗憾的是译稿没有收集起来。一直未能忘怀《先知》的她在1930年卧病床榻时开始独自翻译诗集，其译文最早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副刊上。但这一副刊不久就停止了，《先知》内容的26个部分只发表了11部分。直到1931年夏天，冰心把它译完，译本同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

　　纪伯伦的作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峰期被译介到中国的。作为第一个把纪伯伦介绍到中国的译者，茅盾对纪伯伦及其作品的关注，主要与当时中国现代文坛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和译介有关，尤其与引进散文诗这一新的文学体裁的努力方向相一致。当然，还与当时中国译坛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有关。此后的刘廷芳、冰心等人，虽然其创作倾向不同、风格各异，但在引进散文诗方面都作了各自的努力。

　　作品的传播主要藉印刷媒介完成

　　从茅盾到张闻天，再到刘廷芳、冰心，经过这些译者的努力，纪伯伦作品在中国逐渐由单篇的零散译介转向对整部作品的译介。特别是在1930年代，由于刘廷芳、冰心等人的翻译，纪伯伦作品的译介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当三十年代初冰心先生打开纪伯伦译介和研究的大门时，本该有一批人"跟进"。但奇怪的是，自那时起竟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空白期"，除了《先知》曾经重印过一两次外，几乎没有任何新译出现！应该说，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一大失误。如果当初像介绍泰戈尔那样，也积极介绍纪伯伦，我们的文学家也会早一点得到另一个东方参照系，我们的东方文学研究也会获得一股内驱力。”

　　尽管当时中国译坛对纪伯伦作品的译介处在起始阶段，译介的作品范围也仅集中于纪伯伦由阿拉伯语转向英语创作后的《先驱者》、《疯人》、《人之子》和《先知》等几部英语散文诗集，但这几部译著都是纪伯伦散文诗创作特点较为显著的作品，基本上能够代表诗人创作后期的主要成就。

　　纪伯伦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译介主体经由报刊等印刷媒介来完成的。作为传播主体的译介者几乎都是身兼数职且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作家与翻译家，如茅盾、赵景深曾兼任《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的主编，沈泽民、张闻天是文学家和革命家，刘廷芳、冰心则是教授兼文学翻译家等，他们对纪伯伦作品的译介多是出于一种自发的热爱。从传播媒介来看，他们的译作或是发表于当时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如《文学周报》和宗教刊物如《真理与生命》，或是由当时著名的出版社如北新书局、上海书店印行。在这个时期完整出版的中文译本中，有的（如《疯人》）开创了中国译介纪伯伦作品的先河，也有的（如《先知》）则成为纪伯伦作品在中国译介的经典文本。这一阶段的工作为后来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良好的先导作用，为纪伯伦作品主要是散文诗进入现代中国文坛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纪伯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11BWW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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