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喜爱济慈，翻译济慈
我爱济慈（1795－1821）与他的生平遭际有关。他22岁得肺病，我也在22岁得肺病。他25岁去世，我当时也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于是把他引为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已。济慈的“诗龄”仅仅五年，却写出了那么些辉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创造的不朽的诗美，使我的灵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虏。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三十多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我感到异乎寻常的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便暗自背诵济慈的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上世纪90年代初，任吉生同志（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邀我译《济慈诗选》，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一种列入出版计划，我非常愉快地应允了，因为这本来是我早就想做的。
但要真正有系统地翻译介绍济慈，仅凭喜爱不行，还必须凭认识。一本《济慈诗选》，应该包括济慈所有重要的作品。我的考虑是：首先，六首《颂》诗，必须全收，这是济慈塑造的诗美的高峰，也是他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否定和对民主精神的崇奉在诗艺中的最高体现。如《夜莺颂》就浸透了一种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反叛精神；《秋颂》体现出对自然的向往，从而纯化为一种人文精神。因此，这六首《颂》作为第一辑。济慈一生写了61首十四行诗，绝大多数是艺术精品，特别是早期所作，常常表现出向往自由的精神和反压迫的政治态度，我把其中55首列为第二辑。济慈写过不少抒情诗，爱情诗，四百多行的抒情长诗《睡与诗》值得格外重视，我将它作为第三辑。济慈还写过三首叙事长诗，作为第四辑。济慈的诗艺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事才能成功。就如济慈在诗中所说，他在“花神和牧神之国”里找到种种欢乐，现在他抛开这些，去追寻更崇高的生活，达到更深层次的人类同情心和对自然奥秘和人生奥秘的更加热切的探索。
在90年代初，我花了三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8月至10月，我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讲题是《诗歌与诗歌翻译》）的机会，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我把我的《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一位女士热情地接受这本书，并说将把它妥善地保存在济慈故居书库中。我想：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但是济慈是不朽的。于是，我笑了。
叶渭渠：译《雪国》的甘苦
我萌生翻译川端康成的《雪国》是结束闭关自守、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接触到姓“资”的东西。
记得当时我读了《伊豆的舞女》、《雪国》以后，我深深地被作家笔下人物的悲哀与心灵之美所打动，更被那种自然与人契合的自觉达到“忘我之境”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我很快将《伊豆的舞女》翻译出来。但动笔翻译《雪国》前，要把握作为艺妓的女主人公驹子的双重性格，并将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完美地传达出来，则需要对日本的艺妓制度有个基本的了解。所以作为翻译的准备工作之一，我一方面翻阅有关艺妓制度的书，一方面趁访日之机，专程到《雪国》的舞台新泻县越后汤泽了解艺妓包括驹子的原型的实际情况。
当一家国家级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制定一套“日本文学丛书”时，我自然地将包括《雪国》在内的《川端康成小说选》作为一卷列入计划中。当时计划审批者担心这卷会引起非议，有一定风险。果然，我和唐月梅分别翻译川端的《雪国》和《古都》交稿后，在一出版社足足拖了年余，最后告诉我们撤出《雪国》，只出《古都》。我们坚持两篇合集出版，否则将译稿退回。出版社不愿放弃这个选题，于是请示了该地方出版局，该局负责人很有慧眼，批准出版。接着又发生书名排序问题，无论是从小说发表的时间还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集子的名字都应是《雪国·古都》，可是该出版社为了淡化《雪国》，将书名定为《古都·雪国》，弄得读者不明不白。
我既然选择了我的翻译的对象，我就义无反顾。迄今我或翻译或主编了两套各十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作品集和多套两卷或三卷本小说选集，已将川端康成全集十之七八介绍过来。我只是做出了一个学者应做的事，却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鼓励。读着从名家到不通邮的山区青年读者的一封封来信，让我深受感动。特别是曹禺先生生前读了拙译《雪国》，惠函云：“昨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刘白羽先生更是多次惠函鼓励，盛赞“川端心灵中蕴藏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它们暖融融地温暖着我的心。如今全国收入拙译《雪国》的已有十余种版本。去年民调本世纪百年百种世界经典名著的排行榜，川端的《雪国》排名第17位。
张玉书：我译茨威格
我生也晚，1949年前茨威格在中国翻译介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在以日丹诺夫、卢卡契为代表的国际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里尔克、卡夫卡都成为颓废作家，茨威格也不清不楚地受到冷遇，在以冯至先生主编，我也参加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中便只字不提茨威格。因此，上世纪50年代末，看到《世界文学》上发表的纪琨先生翻译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真是惊喜交加。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茨威格的小说。它使人耳目一新，给了我极大的艺术享受，我立刻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了莫斯科版的《茨威格小说集》，这是当时能够买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本原文的茨威格的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神州大地便已沉入严冬之中。
十年噩梦终于过去，中国文坛又现春色，茨威格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接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它独特的魅力使众多读者为之风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选》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于是出现了茨威格热。80年代初，为了纪念茨威格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刊印的是我的译本，书名译作《爱与同情》，初版时便印七万册。这个译本以后又分别以《心灵的焦灼》和《爱与同情》的书名再版多次。1987年我把我译的《斯·茨威格小说集》送给老作家刘白羽先生。刘老读后，赞不绝口，在《文艺报》上撰文，称赞茨威格精湛的写作艺术，称其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坛的大师。
支撑茨威格作品宏伟大厦的另一柱石是人物传记。“文革”开始后，变色龙林彪平步青云，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谭玛丽先生偷偷地把茨威格写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谢》借给我读，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不断变节，出卖战友，背叛信仰，历经动乱，始终位居要津的权术家、风派人物的事迹竟有这样大的现实性，令人震惊。我当时就萌生翻译此书，以警世人的强烈冲动。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付诸实现。1993年我从德国讲学回来，发现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有增无减，于是我翻译了《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让广大读者看看80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著名变色龙的故事为其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勾画脸谱。我相信，茨威格的读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为此我深感欣慰。
文洁若：译《尤利西斯》始末
萧乾是19岁时进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的，这一年旁听了从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听杨先生说乔伊斯写了这么一部意识流作品，他就对《尤利西斯》发生了兴趣。10年后，萧乾应邀赴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购买的第一部书就是《尤利西斯》。1954年我与萧乾结婚后，他对我谈起《尤利西斯》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1979年12月29日，他在香港接受《开卷》编辑部访问，再度表示应该介绍《尤利西斯》。
可是，我和萧乾合译《尤利西斯》，则纯粹出于偶然。1990年8月里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社长忽然找上门来，问我们可不可以翻译这部“天书”。我立即想：这正是目前情况下最适宜萧乾做的工作了。如果我能协助萧乾将这部意识流天书译好，填补中国翻译史的一个空白，那就是我们的共同生活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了。“文革”中，萧乾最大的损失就是珍藏多年的书简、笔记、卡片、日记统统化为灰烬，新时期到来之后，只能写些回忆录和短文章。我们两个人自1954年起就在翻译方面一直切磋琢磨，我相信能够把这部意识流开山之作译好。
我1988年办理退休手续后，又回聘了两年半，到这时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每天24小时。第二天我就到建国门外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去，将萧乾50年代初赠送给该所的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版的《尤利西斯》（上下卷）借来，着手翻译。萧乾则连日打电话，写信，求救兵。承蒙英国文化委员会赠送了我们理查德·艾尔曼所写的传记《詹姆斯·乔伊斯》，伦敦伯德里·海德出版社所出的1989年版《尤利西斯》，及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赠送的海德1984年版、英籍专家卢贝斯赠送的海德1947年版，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今天看来，我们一道去搬《尤利西斯》这座大山，绝对是做对了。当初稿译完2/3的时候，萧乾写信告诉了剑桥大学他昔日的导师瑞兰兹，1993年7月28日瑞兰兹在回信中写道：“我亲爱的乾……你们在翻译《尤利西斯》，使我大为吃惊，钦佩得话都说不出来。多大的挑战！衷心祝愿你们取得全面的成功。”我们的译本最初是分三卷（平装）于1994年4月、6月、10月出版的。1995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精装）。1995年1月16日，瑞兰兹收到我们签名题赠的译本后，又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亲爱的了不起的乾……你们的《尤利西斯》，是本世纪的翻译中最出众的业绩。”
这部译本出版后反应之强烈，超乎出版社和译者的想象。当时的《尤利西斯》热，充分反映了广大读者对这一旷世名作的好奇心与渴望。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05年7月26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
网址：http://www.xinyifany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