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吴建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畅谈自己的梦想。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吴建民

　　吴建民有多重身份，却总也离不开“魅力外交家”这样的描述。

　　他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同传能够一口气做三四个小时。

　　他在国外做过9年大使，离任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亲自为他授勋。

　　他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儒雅外交官的形象由此为中国大众所熟悉。

　　他在外交学院当院长，2006年就构思“中国梦”，举办过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

　　“我这一辈子，舞台都不是我要的，都是别人给的。给了我舞台，如何做，是我的事情。”今年74岁的吴建民说。

　　说起自己的梦想，吴建民回答很简单：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要做点事情。

　　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在他“追梦”的过程中，甫一毕业即前往外交翻译第一线的忐忑不安，一杯清茶通宵写稿的长夜漫漫，琢磨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殚精竭虑……尽管做的事情各有不同，心中“要做点事情”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受点挫折，也不怕”

　　25年前的那个炎夏，吴建民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忙碌着。他每天都在分析世界形势，“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

　　1989年，吴建民离开联合国，被派到比利时担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

　　那一年，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这里面有很多曲折，比如说想见很多人就是见不着。”吴建民说，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对方只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就这样吴建民屡屡被“放鸽子”。

　　有一次在外交场合遇到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吴建民提出一起吃个饭，对方看了看他，说“不知道再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直接用法文说的。“到现在他都觉得没有脸来见我。”

　　“要走出低谷，我当时花了很多力气。”吴建民去社区讲中国文化，直接用法语讲，不看稿子，反响很好，他发现“工作还是可以开展”。

　　“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他说，1990年底，自己离开比利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要官就不是吴建民了”

　　当1990年离开比利时回国，他有了新的舞台——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

　　“从来没干过，如履薄冰。我有个班子，每次发布会之后都要进行总结哪里说得好、哪里不好。”吴建民说，“通过研究和交谈，我慢慢摸清了记者的特点。”

　　在担任新闻司司长期间，吴建民能够接触到国家领导人。1994年8月，当他即将赴荷兰担任大使之前，领导人找吴建民去家中谈话。

　　“当时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跟领导人要个副部长当当。我心里说，要官，就不是吴建民了。我就是我。”

　　随后，吴建民先后就任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当他就任中国驻法大使的时候，已经59岁了。

　　“人来到世界上，为国家、民族、世界做点事情，我这个大梦想没有变化，但是每一个时期，具体的目标不一样。”他说，自己刚到法国时，当着全馆的人说“大家都有自己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我到法国来，不是来养老的。”

　　吴建民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建立了良好关系，促成江泽民和希拉克互相访问各自的故乡。在即将离任时，希拉克亲自为他授勋。“很开心。”他说，“那个勋章很重的。”

　　“不好干才让你去”

　　从法国回来，吴建民就任外交学院院长，这对他来说很“突然”，毕竟自己当时已经64岁。他跟领导说，这个年岁改行是不是晚了点？而且也不好干啊。领导说“不好干才让你去”。

　　在这里，吴建民的工作有了很大变化，主要就是培养青年人才。在2006年到2008年，外交学院联合其他三所院校，举办了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

　　“为什么要搞？我担任院长期间，经常和学生个别交谈，发现学生缺乏一点追求，缺乏梦想，这很容易被小利所诱惑，这样不行。”吴建民说。

　　2008年，吴建民卸任外交学院院长。如今，74岁的吴建民，仍然在忙碌地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他正在准备资料，“晚上和美国人对话，探讨中美关系。”

　　“回首往事，很踏实”

　　在采访中，吴建民对记者感慨：“我这一辈子，舞台都不是我要的，都是别人给的。给了我舞台，如何做，是我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上研究生班，刚上了一年半，他突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被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当一线翻译。

　　当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抢着要他时，陈毅的一纸调令，让吴建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随后，他两赴联合国工作。在“世界外交官的橱窗”里，做个好翻译的梦想，变成了当个好外交官。烧壶开水、泡点茶、通宵写发言稿的日子也常有。

　　“人来到世界上，不就做点事嘛。能做的时候，社会需要你的时候，就做一点。”他说，“官做得大不大，无所谓，只要真正做了心里想做的事情，无愧于心，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回首往事，就觉得很好，很踏实，不会半夜惊醒啊。”

　　■ 同题问答

　　25年前你在做什么？那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

　　1988年，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做调研组长。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观察判断国际形势。

　　作为一个成功者，你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从1979年到1984年，那时候我40-45岁，精力正好的时候。但是，这时期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用接待几个代表团。

　　有什么话是你深信不疑并且最想教给孩子的？

　　“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我深信不疑并且最想教给孩子的。

　　是否有过放弃或不思进取的时候？如何度过那段艰难时光让自己继续前行？

　　短暂的有。比如1979年回国之后那段人生低谷。我就找点事情干，管家、做点翻译，还是蛮充实。这段时间，家务事我全包了，打扫房间、买菜做饭、带孩子，也蛮有意思，带孩子出去散步，讲故事，有时候还要临时编。孩子听得都有点入迷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经过这一段也好，做事情会更加成熟，有点挫折之后自己会比较冷静，考虑问题会更加深入一点。这几年也没白费，我那时做了不少翻译工作。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13年7月1日 记者：储信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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