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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你越过几座野人山
穆旦,你越过几座野人山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3-6-28
 
    一个时代,愧对一位杰出的诗人;一帧背影,无愧一个复活的世界。他是穆旦,是查良铮,是诗人,是诗人翻译家。他用语言的炼金术,锻炼了金子般的诗作,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滋养了现代汉诗的一代诗心诗性。今天,《穆旦传》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诗人,从“查良铮”到“穆旦”,从生生死死到死死生生,如何一次次穿越了“森林之魅”。

  穆旦有着玫瑰花般的童年。他的祖籍浙江海宁,原本就是人杰地灵;查姓是一个世家望族,而“良”字辈不仅有查良镛(金庸)这样的武侠小说大师,还出了教育家、法学家、实业家……1918年出生在天津的查良铮,童年旱慧,天资聪颖;他在小学二年级所写的作文《不是这样的讲》(见《穆旦传》第11页),短短百余字,刊登于当时的报章,不仅让今天八股教学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汗颜,而且会让一些以“小说大师”自居的名家羞愧。

  青少年时期的查良铮,接受了那个时代最为良好的教育:他12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因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抗战全面爆发,查良铮随校大迁徙,长途跋涉到长沙,又步行3000里远赴昆明,进入了著名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并且绝后的杰出大学,1940年23岁的查良铮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那个时候的昆明,云集了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一大批著名诗人,而穆旦的诗歌创作也已卓有成果,如果他当好老师写好诗,人生生活将是多么的自在惬意。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是因为“查”字上为“木”下为“旦”,“穆”是“木”的谐音,这样拆字取笔名,就像金庸先生的“金庸”来自“镛”。

  “位卑未敢忘忧国”,年轻的爱国的穆旦,在1942年,在25岁上,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书生报国的武器不是枪而是“翻译”。在异国他乡,穆旦曾在杜聿明将军那里担任随军翻译。后来,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写下了极其悲怆的一页,不是“大败而归”而是“大败难归”:在滇缅大撤退中,杜聿明和戴安澜将军率领的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穆旦所在的部队殿后,他们于是进入了原始森林的地狱。

  若干年前,我在本地政协主办的一张报纸的副刊上,第一次得知穆旦在野人山九死一生侥幸生还的经历,就曾被深深震撼。现今我们都知道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卓绝,而中国远征军穿越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其艰难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密林不透阳光,蛇蝎遍地,蚂蝗叮咬,蚂蚁在瞬间可以把一个人啃咬成一具白骨。累累白骨就成了“指路牌”。更为可怕的是,在野人山中,队伍失散了,长时间没有吃的东西,充饥的有毒野生植物,成了夺命“食品”。第五军1.5万人越过野人山而抵达印度的,只剩下三四千人,零头都不到;随军撤退的40多名妇女,生还的只有4人;而整个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10万总兵力当中,战斗减员约1万多人,却有5万人死在了野人山。穆旦,我们的穆旦,我们的年轻时那么英俊帅气、英气逼人的穆旦,可是就进入了这样的“人间地狱”!

  穆旦得了疟疾,马匹早已倒毙,支撑生还希望的双腿被叮咬而肿痛,更要命的是没有吃的,他最长断粮达8天!或许年轻的穆旦有着异样的生命力,或者天意不灭非凡的俊才,在失踪5个月之后,穆旦竟然死里逃生,最终抵达了印度集合地。不承想,“饿死鬼”在穆旦生还之后还捉弄了他有一回:极度饥饿之后,差点又让他死在过饱上!穆旦后来对谁也不再详细回首那不堪回首的日子,但是他的杰出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见《穆旦诗文集》第146页),抒写了那死亡森林与人的对话,其中最让我震颤的是“森林”的一声召唤:“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森林之魅》,是令人极度震惊的诗。在我看来,这是穆旦诗歌的顶峰之作,因为它来自最让人惊骇的炼狱经历。森林与人的交替宣叙咏叹,让外部世界瞠目结舌。那热带雨林的原始繁茂,那欣欣向荣的绿色,正是外来人类的森森地狱。连繁茂的野花都令人惊悸,穆旦留给我们的是这样的诗句:“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野人山,就这样嵌入了穆旦的诗歌、嵌入了穆旦的生命。今日在空调房里早已被“调空”的诗人们,谁能写得出这样的诗句?

  后来穆旦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后来穆旦结识了美丽少女周与良。周与良是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的女儿,周家也是家学渊源深厚的家族;与查良铮一样,周与良也是“良”字辈,一个“良”字嵌入他们各自的名字,“良”字就是他们品性的象征;或许也可以看成是“千里因缘一字牵”,这大约是冥冥中的安排。周家这“良”字辈中大学教授之多,被称为“足能办一所大学”,著名的就有周一良、周绍良、周珏良、周杲良,以及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的周与良。1948年3月和1949年8月,周与良和穆旦先后赴美国留学,最后穆旦成了硕士周与良成了博士。1949年12月,他们在美国结为伉俪,情深深雨濛濛。再后来,在1953年,他们夫妇辗转香港回到了祖国——爱国,对于穆旦来说,是一种深入到血液深入到骨髓的情愫。

  来到上海,巴金夫妇成了穆旦的最好朋友,而巴金的妻子萧珊原本就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萧珊鼓励穆旦多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1953年5月,穆旦就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然而,谁能想到,那“欣欣向荣”的“红色”,很快变成了穆旦又一座森森的人间炼狱。1954年,穆旦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被列为“审查对象”,成了“反党小集团”的成员;1958年南开大学放出“一颗卫星”:穆旦是“历史反革命”,降职降薪,逐出课堂,他的主要工作变成拿一把扫帚扫厕所;1959年,穆旦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管制3年”,剥夺公民权利,进行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开始,被抄家、挨批斗;1967年,被赶到劳改队;1968年,被请进“牛棚”,妻子周与良也成了“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一关就是半年,以致要年幼的孩子轮流给父母送饭,11岁的长女查瑗劳累过度,这位像父母一样长得美丽可爱的少女,有一次竟晕倒在公用厕所里,不省人事,幸亏被好心的邻居发现……

  这是发生在人世间的真正的“悲惨世界”。穆旦和他的妻子,就这样再一次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野人山”。这个“野人山”是人间的“野人山”,时间更长,境遇更为惨无人道——不仅摧残人的生命,而且剥夺人的尊严。1969年,穆旦和妻子都成了“牛鬼蛇神”,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春节前夕,穆旦跑几十里地去看一看一直杳无音讯的爱妻,周与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记录了那一情景:

  “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五十二岁。回村后,我立即被批斗……”(见《穆旦诗文集》代序《永恒的思念》,第9页)

  这是一个让我潸然泪下的细节与情景。这么一位一个世纪才出一个的天才诗人,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回到了新的中国,不久就遭遇了这样的“非凡待遇”;在春节前夕只能拿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几颗水果糖送给患难妻子,而那个环境还迫使妻子不能接受这样的“情谊”,否则“不知要批斗多少次”。这一篇《永恒的思念》,用非常宁静而质朴的笔调写出,却感人至深,不知道那个年度随笔精选本会想到将其收入,让更多的读者读到。

  那个年代,诗歌界的穆旦与思想界的顾准一样,有着惊人相似的磨难,且有着惊人相似的境界与情怀,他们都是真正的人间大爱者。这里不是“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的艰涩问题,因为一个时代里一些掌控国家命运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国家”,更不能代表“祖国”。

  长夜孤灯。在无法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穆旦改为诗歌翻译,由一位著名诗人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诗歌翻译家。不愿停下译笔的穆旦,与不曾停止思考的顾准一样,他们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脏,他们坚守了人类的良心,他们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品格决定命运”。

  穆旦穆旦,你的一生越过了几座“野人山”!在身心备受摧残之后,在迎来了东方既白的1977年,在抵达60岁的时候,身体未老先衰的穆旦因心脏病发而不幸逝世。这回不再是“奈何桥断桥,鬼门关关门”。逝世前的一些时光,穆旦曾偷偷地重新执笔写下了若干诗作,绝笔诗是《冬》,首章四节最后一句在初稿里反复吟诵的是“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是多么真实的人生写照。

  后来,穆旦终于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文学意义上的穆旦,“平反”却来得更迟一点。北大教授谢冕说:“在长长的岁月里,穆旦是一个被忽略的题目。他曾经闪光,但偏见和积习遮蔽了他的光芒。其实他是热情的晨光的礼赞者,而粗暴的力量却把他视为黑夜的同谋。”但是,真理从来不会被黑暗与谬误长久地湮没。时光抵达1994年,北大的一批文学博士,重新给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排“座位”,在“诗歌大师”排行榜上,穆旦被列为榜首(见张同道、戴定南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其评判穆旦的措辞里说到:“穆旦并不广为人知——这正是中国的悲哀……穆旦潜入现代人类灵与肉的搏斗的内部,他诗的力度、深度与强度抵达了空前的水准,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心灵史。”(见该书第3页)

  重新把穆旦拉回到大师的行列,是社会良心和文学良心的一次回归。穆旦被称为“九叶派诗人”中最为耀眼的一片“叶子”;世纪末之际,《穆旦诗集(1939-1945)》入选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到了2005年10月和200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穆旦译文集》8卷本和《穆旦诗文集》2卷本,这是装帧非常精美的版本,放在我的书柜里,是那么的出类拔萃。穆旦诗文译文十卷本的出版,表明今日世界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两套文集都只有印刷了区区一千本,偌大的中国,认识穆旦的人一定还是太少太少了,这个喧嚣的时代,依然距离真正的文化文明还很远很远。

  2002年,穆旦夫人、著名的生物学家、令人尊敬的周与良教授,在赴美探亲时不幸病逝,享年80岁。穆旦和周与良的伉俪情深、患难与共,让世人景仰。2003年9月,他们的骨灰合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坎坷一生由此可以在相拥相依中安息了。

  当我读到周与良《永恒的思念》一文,我的心弦再一次被这一段话拨动:“良铮最喜欢荷兰画家梵高的画。这一位画家一生坎坷,他活着时想用他的画换一杯啤酒,都没有人肯换……”是啊,记得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学生的我,在大学校园里,最让我震颤与感动的书就是欧文"斯通《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今天,我们读了《穆旦传》,终于明白穆旦与梵高为何息息相通。穆旦一生经历的苦难与梵高一生的苦难经历,是多么的相似!穆旦,就是东方的诗歌界的梵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赞美人生家国的苦难,但对苦难中依然执著挺拔的灵魂,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敬意。今天,终于到了为穆旦立传的时光了,这部感人的《穆旦传》,作者陈伯良是穆旦老家海宁的文史工作者;已八秩高龄的陈先生披阅十余载,倾力著就《穆旦传》,这是一本严谨的、以“信”取信的著作;我多么希望通过传记、通过诗文译作,让穆旦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成为无形却高耸的“口碑”。

  梵高至死卖不出他的画。穆旦从1959年之后,至死也没有看到自己译作的出版,但他相信未来,所以在那非人间的浓黑的悲惨岁月里,穆旦白天扫厕所夜晚译诗作,像苦难的梵高一样坚持了下来。在画家梵高自杀后多年,他的天才的画作,在拍卖时冲上了千万美金的天价;在诗人穆旦辞世后的今天,作为“中国现代诗的开拓者”,穆旦的天才诗作尽管不会出现什么天价,但一样是无价的瑰宝。

  毕竟,穆旦是一个世纪才出现这么一位的天才。我凝视穆旦留给我们的诗歌笔迹,它多么端庄、多么沉着、多么宁静……

    来源:红网 日期:2007年2月4日 作者: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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