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铮（穆旦）
【查良铮译著】
《波尔塔瓦》[俄]普希金著，1954，新文艺出版社。
《青铜骑士》[俄]普希金著，1957，新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抒情一集》[俄]普希金著，1957，新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抒情诗二集》[俄]普希金著，1957，新文艺出版社。
《欧根·奥涅金》[俄]普希金著，1957，新文艺出版社。
《布莱克诗选》[英]威廉·布莱克著，1957，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加索的俘虏》[俄]普希金著，1958，新文艺出版社。
《加甫利颂》[俄]普希金著，1958，新文艺出版社。
《云雀》[英]雪莱著，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
《雪莱抒情诗选》[英]雪莱著，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
《拜伦抒情诗选》[英] 拜伦著，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
《济慈诗选》[英] 济慈著，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拜伦诗选》[英] 拜伦著，1982，上海译文出版社。
《唐璜》[英]拜伦著，1985，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概论》（《文学原理》第一部） [前苏联]季摩菲耶夫
《文学原理（文学的科学基础）》 [前苏联]季摩菲耶夫
《文学发展过程》 [前苏联]季摩菲耶夫
《怎样分析文学作品》 [前苏联]季摩菲耶夫
《别林斯基论文学》 [前苏联]季摩菲耶夫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生于天津，祖上为浙江海宁望族，1932年入南开高中后开始写新诗，1935年9月考入清华外文系，1937年10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除主修英语文学，还选修了俄语），1940年毕业后留校，1942年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赴缅甸对日作战。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探险队》（昆明文聚），1947年自印诗集《穆旦诗集》，1948年出版诗集《旗》（上海文化生活）。1949年初随联合国粮农组织赴泰国，同年8月赴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及俄罗斯文学。
穆旦生性敏感、多思，在中学时即显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1934—1935年间曾以本名和笔名“穆旦”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诗文，1936—1937年间以“慕旦”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诗作。1937年末到1948年这十余年间，是“穆旦”作为一个新锐诗人崭露头角，充分展现其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的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可见穆旦在那时所受到的高度推举。
文革结束后，在经历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和排斥后，作为诗人的穆旦重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在今天，穆旦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被视为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旦代表了一个时代。
“穆旦”和“慕旦”都来自于穆旦的姓“查”。他最终选定以“穆旦”为诗名，或许正因为其色调更为凝重、肃穆。的确，虽然穆旦的诗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但他却不同于那些徒具先锋姿态的诗人。他更具有底蕴，具有一个大诗人的综合素质和艺术整合力。他的《五月》、《赞美》、《诗八首》等杰作，不仅令人惊异，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质的突破。如同“穆旦”这个诗名所暗示，他给他那个时代带来了一次更为肃穆、宏伟的诗的破晓。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
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那时起到1958年，除了在1957年间发表少许诗作并给自己惹来麻烦外，[ 1957年5月7日，穆旦在“大鸣大放”氛围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九十九家争鸣记》，很快受到批评，后来他写了一篇自我批评文章《我上了一课》，发于该报。]他全身心投入、或者说“转向”了翻译，在那些年里，他以本名“查良铮”出版了翻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上、下集）和《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等多部叙事长诗，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此外，他还和袁可嘉合译了《布莱克诗选》，以“梁真”为名出版了拜伦抒情诗选，等等。
回顾归国后的这五年，他的夫人周与良说“那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却是以一个诗人的消失（或隐退）为代价的。
回溯中国新诗史，纵然许多诗人都曾从事过翻译或是作为诗人翻译家而存在，但穆旦的这种情况与他们并不相同：卞之琳最初是从译诗开始，然后“写新诗寄感”、译诗与写诗相得益彰，戴望舒成名后也是如此，在创作和翻译上同时推进，而穆旦呢，在其早年全力投入创作，他是在三十多岁正当盛年的阶段转向翻译的，而且不是作为与创作相伴随的翻译，是作为一个职业翻译家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涯。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里有“外因”，也有“内因”。首先，他在美国的那三年多时间大都在结婚成家、求学打工和办理各种手续中度过，尤其是国内“翻天覆地”的巨变给他带来的兴奋和向往，这使他并没有真正沉下来并触到他的言辞之根。因此留美期间，他只写有两首诗（而且是批判美国“资产阶极”和“白人”的诗），他“痛苦于不能写诗”。[ 为穆旦夫人周与良的回忆，见《穆旦诗全集》第388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痛苦、焦虑和创作危机感，我想是他那时简单地把归国作为唯一归宿的重要原因。当然，他的这种选择，和他自早年起在民族危亡氛围中所接受的爱国教育，和三、四十年代以来他本人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左倾”思想倾向也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只不过归国后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天真。归国后所经受的一切，也使他明白了：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过去送葬。他过去的那个自我包括他那种诗的写作已完全与一个新时代不合拍了。这就是他的《葬歌》（1957）一诗。的确，这已完全不是他作为一个诗人而存在的时代了。只不过他的送葬和自我否定并没有何其芳他们当年到延安前那么彻底，[ 对此请参见何其芳《送葬》（1936）一诗，《何其芳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葬歌》的结尾是“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他只能听由那巨大的历史力量的左右了。
我想，这就是“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的主要原因。他转向一个职业翻译家（好在这样的转向对他来说并不难），就是他为过去的那个诗人“送葬”的一种方式。
至于为什么穆旦在那时会主要选择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来译，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在当时只能接受这样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外国诗人。他的这种选择，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是他“为获得出版权利，为赢得主流诗学、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所做的努力”。[ 商瑞芹《诗魂的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第20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出自他本人的爱好和认同。虽然穆旦被视为最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人，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并非是那样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实际上，置身于五十年代国内的那种环境中，普希金的诗很可能会比艾略特的诗使他感到更为亲切。普希金诗中的那种人情味，那种流放的命运和对自由的渴望，那种诗人与权力的对立，也都暗合了他内心中更深处的东西。
就这样，诗人自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后《九叶集》出版（1981），主要作为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等人的译者出现并为广大读者所知。除了朋友圈子，无人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穆旦作为中国四十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已被彻底遗忘——在这一点上，他的命运甚至还不如李金发，后者在那时的文学史上还有所提及，虽然是“供批判”提及。
在回顾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时，王佐良这样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就是命运的造就。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他们的创作受到冲击的艰难时期，都曾转向翻译。对穆旦而言，他还必须转得更为彻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渐渐没有了别的选择。对他来说，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的确，这种“翻译作为幸存”的意味，对穆旦来说愈到后来愈显然，也愈深刻。“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这是《葬歌》中的诗句。纵然他也希望融入历史的洪流，但历史的洪流却容不了他这样的“孤岛”。历史的洪流只需要它的牺牲品，而曾加入过“国军”组织的抗日远征军的穆旦正是“很合适”的一个。1958年12月，诗人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那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痛苦和沉默的三年。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日期：2012年8月9日 作者：王家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