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张中晓为什么把他局促一隅的斗室，称作无梦楼。他的《无梦楼随笔》中，其实是充溢着各式各样的梦的。18岁至30岁，是梦最多的年龄；新旧交替的年代，是梦最多的年代。在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不做梦的年轻人怕是极少的，特别是知识分子。

　　有一篇回忆王道乾的文章，谈到建国初一群留法学生回国的情况：“我们一群人离开祖国时，本来就抱了献身建设强大繁荣的祖国的愿望，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我们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切都有了可能，在一个起点上。那是一片崭新的土地，扫荡了一切陈旧与腐朽的处女地……”“10月9日巴黎的学生、华工组织、一部分使馆人员共同举行了庆祝会。恰好一部分学生学习结业，大家归心似箭。归，不只是回到母土，祖国，而是皈依一个理想，参与一个大工程……”(熊秉明《我所认识的王道乾》)王道乾就是这时候回国的。他毅然背叛对艺术的追求，在留给友人的信中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现。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很多青年都是带着王道乾那样的虔诚投入新中国的怀抱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与老知识分子不同，也有别于一些随着潮流而来的涌入者。用“皈依”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既曰皈依，就要有所割舍，于是王道乾割舍了他的兰波，割舍了波德莱尔。

　　1958年到1962年，我和王道乾有过一段同一个大门进出，同一座大楼办公的时日。他是《文艺月报》的编辑部主任，我是《萌芽》诗歌组的小编辑。只知他曾留学法国，早年也是写诗的。我对他不免有些“仰视”。当时，他确是一枚合格的“齿轮”，恪尽职守，白天黑夜埋在稿件堆里。编辑之余我也偶尔向《文艺月报》投稿，因此和他有过几次直接接触，是为稿件修改问题。本来编辑部主任对组里送来的稿件，审查认可即行，王道乾却特别认真负责，亲自找作者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在接谈中，我发现他不同于一般编辑，对于诗稿，特别强调艺术性，强调诗的感觉与个人感受。在当时一股风地强调政治第一的气氛中，他大讲艺术品与宣传品的区别，对我的启发颇多。只是在当时环境下，他是无法谈兰波谈波德莱尔的，何况归国之前，他就宣告过对此类艺术的背叛。1962年初，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那座在里边做过许多梦的大楼，就再也不知道王道乾的消息了，只知“文革”后他没有再回那座大楼。

　　从上引那篇文章中得知，他晚年又重行研究和译介法国文学，并且翻译了兰波的散文诗《地狱一季》。从背叛到回归，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他的这一历程，也正是不少知识分子的历程。虽然各人有自己不同的遭际，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梦，但起头和结尾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把这个过程中一个个梦记录下来，串连起来，一定是一首跌宕起伏的极为精彩的长诗，一首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史诗。

　　我终于让孙女为我淘到一本《地狱一季》，不是为了敬仰作者，而是为了怀念译者。

    来源：中国经济网 日期：2011年12月31日 作者：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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