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多次为中央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在1965年至1985年间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揭开外交翻译的神秘面纱，帮助读者了解外交和外交翻译。
十四
幼儿园的老师都知道，翻译室的几个孩子周末经常要留在园内。有一天，我们遭遇了尴尬。星期六下午，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接回来，吃过晚饭，刚安顿她睡觉，楼下传达室的李大嫂叫我们听电话。原来是翻译室通知我和吴建民，一个英文，一个法文，到部里有急件要翻。怎么办？我们只好在孩子旁边用棉被垒起一堵“墙”，确保她摔不下来。然后，轻轻锁上门，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部里。等我们干完工作，天色已渐渐发白。回家的一路上我特别紧张，不知孩子是否醒了？她会自己下床吗？会出什么事？越想越害怕。到了家，打开门一看，一块石头才落地孩子仍在安静地睡觉。
笔译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保证出手的译文没有错漏。初稿要保证准确核查所有的专有名词和已审定的译法，译文没有错译、漏译。我刚到翻译室时，翻译一篇很简单的稿子，也常常丢三落四，不是少一个形容词，就是丢一个数字。定稿人常用红笔在句旁批注:“漏！”或“错！”红色的惊叹号使我羞愧不已。我常埋怨自己：不是检查了好几遍吗？怎么就看不出错呢？
译文出手前要经过最后两道质量关，一道是“三合一”，最后一道是通读。“三合一”即一人念英文改稿，一人核对英文清样，一人核对中文最后定稿。英文改稿有时很乱，上面什么颜色都有：红的、绿的、蓝的……用来区别中文一稿、二稿等，打清样时难免看错，所以改稿与清样的核对十分重要。核对中文稿主要是避免错漏，负责此项工作的通常是有经验的老同志。他们听念稿的人每念一个字，就在对应的中文字下画一道，等于是中英文“对号入座”，确保译文没有漏字、加字，译文意思准确，若有疑问，必须向定稿人提出，商定是否修改。这是一个很民主的程序，任何人都可以向定稿人提出质疑，定稿人会虚心听取，有时加以解释，有时根据对方意见进行修改。最后一道关是通读。往往是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重要稿子的通读经常是组长或副组长担任。他们的眼睛很尖，“三合一”通过的稿子，他们还能抓出几个错来，一个小标点、一个拼法错误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我很佩服他们在乱哄哄的办公室里，依然能镇静沉着，专心致志地“挑错”。
重要文件定稿来得都比较晚，时间很紧。那时整个办公室就像一个战场，气氛紧张。为争取时间，稿子是一页一页地送，从定稿人办公室到打字室，再送到英文组办公室“三合一”，最后送到通读的手里，有两三个“运输工”。我们年轻人经常当这样的“运输工”，尽管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杂活，我却乐此不疲，我感到自己在参与“国家大事”，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来说，做梦都没想过。我常常盯在定稿人旁不走，定稿人改完一页，我马上送到打字室，唯恐影响效率。
经过半年多时间，我慢慢地熟悉了翻译室的工作，打字也过关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访华，欢迎宴会的菜单由我来译。译菜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英文组编了一本小册子，从冷盘到甜食，都有现成的翻译。我很快把这活儿干完了，送到文印室。文印室打出校样后，我校对。
一张菜单上总共才二三十个单词，很快就校完了。我对自己的“高效率”颇为得意。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每张桌上都放着带有国徽的菜单。服务员有条不紊地把一道道菜端到客人面前。热菜有一道是罐焖鸭子，装在漂亮的小砂锅里。外宾对这道菜很感兴趣，拿起菜单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他微笑着把菜单给坐在旁边的冀朝铸看。
作者：施燕华
来源：每日新报 日期：2013年6月22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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