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深出版人解玺璋撰写的《梁启超传》日前与读者见面，该书号称“（自梁启超去世）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传记。尽管梁启超的生命只有短短的56年，但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历史潮流的漩涡，不仅在漩涡中挣扎、浮沉，而且，常常试图引领潮流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梁启超很难，因为想要了解他，就必须读懂整个近代的中国。

　　事实上，生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为了这本《梁启超传》，解玺璋做足了功课。他知道，要想全面解读梁启超，仅仅读梁启超是不够的，还要读与梁启超同一时代的许多人物，读他们的书，以及有关他们的书。康有为是他的老师，无论他们是分是合，康与梁始终纠缠在一起。所以，读懂梁启超，解玺璋第一个要读的就是康有为。比如，读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解玺璋明白了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定“学规”与康有为的继承性关系，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记载了康与老师朱九江，以及万木草堂与礼山草堂之间的渊源。然后回过头来，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就明白了清代学术演变曾给康梁变法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除此之外，在解玺璋看来，要准确把握梁启超，必须读的人和书还有很多，比如黄遵宪、严复、谭嗣同、陈宝箴、张之洞、叶德辉等等。

　　也正是有了这样宽广的视野，才有了如今这部《梁启超传》重新塑造梁启超及其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价值与意义。而这部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其价值也不仅在于它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求索社会变革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壮烈的历程。

　　对话解玺璋

　　梁启超不嬗变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之前，徐刚、吴其昌等人都写过《梁启超传》，如今你再写这本《梁启超传》的初衷是什么？

　　解玺璋：其实我写《梁启超传》有些“打抱不平”的意思。曾经，很多书对于梁启超的评价过于政治化，往往是单纯把他划到“保皇派”或是“立宪派”的阵营中去。记得前几年有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的梁启超卑躬屈膝就像一个“小丑”，让我特别不满意，他们都低估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和我理解的梁启超完全不是一回事。

　　快报：以往梁启超传记的目录都是以年代划分写他的生平，此次您的书中目录，除了前三章以外，均以他结交的历史人物为章节，例如“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传形式呢？

　　解玺璋：首先，我这样讲述梁启超就是为了与其他学者的传记拉开距离，在形式上求新求变；其次，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等20世纪中国的诸多大事件都和梁启超有关，所以传记中我觉得仅仅写梁启超这个人远远不够，只有把和他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以及他参与过的那些历史事件连缀在一起，才能看清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和梁启超交往的人都拥有自己的视角，也都是一面镜子，透视出的是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丰满的梁启超形象。

　　快报：你觉得在你对梁启超的剖析中，哪些内容是之前记录他的传记中没有提到，却对我们了解梁启超这个人很有帮助的，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解玺璋：我喜欢对一些事情追根溯源，比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关系中，秀才康有为的思想为什么能征服身为举人的梁启超，让梁启超拜自己为师呢？为了考察康有为思想的渊源，在书中，我追溯了清代中期学术发展的历史，虽是简述，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人物传记中并不多见。

　　快报：对梁启超这个人，你有什么独到的评价吗？

　　解玺璋：我认为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梁启超有三点贡献。一是政治上，无论是支持立宪，还是希望民主，他都强调国家权利的平衡，追求的是国家制度向现代化发展。二是提出新民观念，具体说来，他期望的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更重要的是全体民众心中能够既有国家意识，又能做到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说，即为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而梁启超一辈子写文章、做宣传也都是为了他的“新民”的理想，这也和鲁迅先生提倡的“立人”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三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早年梁启超在日本时主张全盘西化，一战后，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为了提醒中国人避免走欧洲这样的路，他主张光大传统文化改造西方思想，使之成为更有力量的文化。

　　梁启超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尤其是在思想宣传上的贡献不可磨灭，大半生办报、办杂志、写文章，为辛亥革命的深入人心夯实了基础。另外，虽然很多人说梁启超嬗变，早期主张革命，后来主张立宪，再后来反思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事实上，在他思想变化的同时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他希望中国好起来，社会进步、政治稳定，这也是他身上最值得后人敬仰的精神财富。

    来源：城市快报 日期：2012年9月15日 作者：肖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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