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翻译生涯》记录了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多次为中央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在1965年至1985年间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揭开外交翻译的神秘面纱。本书无意对涉及的外交事件进行分析，也不是讨论翻译技巧的专著，只是希望通过一个个作者经历的小故事，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外交和外交翻译。
“受伤的鸭子”
1965年我进外交部时，只有49个国家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其中多数是非洲国家。外交活动很少，对口译的需求不大。我属于笔译组，主要是翻译初稿及充当生活翻译，参加一部分外事活动。
在翻译室工作经常要加班，头几年，我们几个新来的研究生还没有结婚，家又在外地，反正晚上也在办公室看书，所以很喜欢加班。那时办公室灯火通明，十分热闹。11点钟，法定的夜餐时间，大家有说有笑地拿着搪瓷碗到食堂去饱餐一顿。
过了几年，我结婚生孩子了。当孩子到两岁半，可以上幼儿园时，我们把她从上海外婆家接到北京，全托在位于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外交部幼儿园，每周六下午接回家。
但是不如人意的事经常发生。星期六下午，往往有急稿来，需要加班，那就毫不犹豫地给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请他们别把孩子送上回城的车。幼儿园老师都知道，翻译室的几个孩子周末经常要留在园内。
笔译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保证出手的译文没有错漏。初稿要保证准确核查所有的专有名词和已审定的译法，译文没有错译、漏译。我刚到翻译室时，翻译一篇很简单的稿子，也常常丢三拉四，不是少一个形容词，就是丢一个数字。定稿人常用红笔在句旁批注：“漏！”或“错！”红色的惊叹号使我羞愧不已。我常埋怨自己：不是检查了好几遍吗？怎么就看不出错呢？
经过半年多时间，我慢慢地熟悉了翻译室的工作，打字也过关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访华，欢迎宴会的菜单由我来译。
译菜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英文组编了一本小册子，从冷盘到甜食，都有现成的翻译。我很快把这活儿干完了，送到文印室。文印室打出校样后，我去校对。
一张菜单上总共才二三十个单词，很快就校完了。我对自己的“高效率”颇为得意。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每张桌上都放着带有国徽的菜单。服务员有条不紊地把一道道菜端到客人面前。热菜有一道是罐焖鸭子，装在漂亮的小砂锅里。外宾对这道菜很感兴趣，拿起菜单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他微笑着把菜单给坐在旁边的冀朝铸（著名外交翻译家）看。看完他们俩都笑了，我坐在他们对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冀举着菜单对我说：“小施啊，罐焖鸭怎么受伤了？”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低头一看，糟糕！罐焖鸭的“焖”（braised）字，打成了bruised（受伤），一字之差，成国际笑话！我涨红了脸，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我不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工作态度应该说是认真的。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幸好是把鸭子“打伤”了，如果是一篇政治文件，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造成影响。“受伤的鸭子”损害的是外交部翻译室的形象，人们会说：外交部翻译室怎么这个水平！这次的错误给我敲起了警钟，认真、细致是无止境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从此以后，我在翻译或看稿时，不断叮嘱自己，防止急燥，不要图快。
第一次给周总理做翻译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一般在没有急件的情况下，周末下班较早，不少人要接孩子，要做晚饭……我虽然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我和吴建民两人一日三餐都在外交部食堂吃。吃完饭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总理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主席、周总理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
“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内容不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
给总理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听说翻译室一位法文很好的翻译，由于过度紧张，一坐下来腿就哆嗦，被总理发现了，要他别紧张，可是没用。总理不得不说：“你这么紧张弄得我也紧张了，换一个人吧。”换上去的是一位在座的年轻翻译，外文水平远不如这位翻译，但心理素质较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种毫不留情的“换马”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
紧张无补于事，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总理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如果被“赶下台”，也是命该如此。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上车去人民大会堂。我匆匆换上一件较新的短袖衬衫，一条毛涤长裤，光脚穿上凉鞋，不忘小心翼翼地在胸前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在当时很“时尚”。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
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总理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还要刮胡子。总理的胡子很浓，接待外宾前，他很注意刮胡子，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等待的时候最难熬，我坐在那里，心怦怦跳，脑子空空的，思想无法集中。
总理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总理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总理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总理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总理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也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总理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翻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总理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总理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总理是否要纠正我，没有。总理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总理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总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见证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中央领导做翻译，高层会谈政治性强，要求完整、准确，有时甚至要牺牲语言的美。
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重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挑战，是因为采访全文要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等于是面对全世界的一场考试。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办公楼走廊上遇到英文处的领导，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我觉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译，为什么找一个英文翻译？回答是：“记者本人要求的。”
那天下午，按事先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
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色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法拉奇还向我解释了用英文翻译的原因。她已与世界上十家报刊签了合同，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将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报刊上。从效果和时间考虑，她要求用英文翻译，否则她还要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很耽误时间。
法拉奇询问了一下我的翻译经历，特别问我是否给邓小平做过翻译，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喧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4个多小时的采访，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法拉奇不愧为一位严肃的记者，有的地方她没完全听懂，为节省时间她没有进一步问，因此要求我帮她整理记录。
采访后接连三个下午，我冒着烈日到民族饭店法拉奇住的小房间。我们一起听录音，她听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停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现场翻译时，我来不及琢磨文字，全凭当时的灵感，不免有许多中式英语，西方人不易理解。凡是遇到她不懂的地方，我就多费点口舌，把意思解释清楚。然后我们俩就绞尽脑汁想一个比较好的英语表述代替原来的翻法。
我从这样的切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严谨，还要有适当的灵活，用外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法拉奇对我的态度很佩服，说：“我跟你一样，主张精确，我准备一字不改地把这次谈话记录发表出去。我太喜欢这个人（邓小平）了，我要如实反映，不加减任何东西。他的话本身就说明问题。”
摘自《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施燕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3月
来源：天天新报 日期：2013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