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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燕华:揭开外交翻译的神秘面纱
施燕华:揭开外交翻译的神秘面纱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3-5-14
 
施燕华:揭开外交翻译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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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记录了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多次为中央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在1965年至1985年间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揭开外交翻译的神秘面纱。本书无意对涉及的外交事件进行分析,也不是讨论翻译技巧的专著,只是希望通过一个个作者经历的小故事,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外交和外交翻译。

  “受伤的鸭子”

  1965年我进外交部时,只有49个国家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其中多数是非洲国家。外交活动很少,对口译的需求不大。我属于笔译组,主要是翻译初稿及充当生活翻译,参加一部分外事活动。

  在翻译室工作经常要加班,头几年,我们几个新来的研究生还没有结婚,家又在外地,反正晚上也在办公室看书,所以很喜欢加班。那时办公室灯火通明,十分热闹。11点钟,法定的夜餐时间,大家有说有笑地拿着搪瓷碗到食堂去饱餐一顿。

  过了几年,我结婚生孩子了。当孩子到两岁半,可以上幼儿园时,我们把她从上海外婆家接到北京,全托在位于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外交部幼儿园,每周六下午接回家。

  但是不如人意的事经常发生。星期六下午,往往有急稿来,需要加班,那就毫不犹豫地给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请他们别把孩子送上回城的车。幼儿园老师都知道,翻译室的几个孩子周末经常要留在园内。

  笔译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保证出手的译文没有错漏。初稿要保证准确核查所有的专有名词和已审定的译法,译文没有错译、漏译。我刚到翻译室时,翻译一篇很简单的稿子,也常常丢三拉四,不是少一个形容词,就是丢一个数字。定稿人常用红笔在句旁批注:“漏!”或“错!”红色的惊叹号使我羞愧不已。我常埋怨自己:不是检查了好几遍吗?怎么就看不出错呢?

  经过半年多时间,我慢慢地熟悉了翻译室的工作,打字也过关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访华,欢迎宴会的菜单由我来译。

  译菜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英文组编了一本小册子,从冷盘到甜食,都有现成的翻译。我很快把这活儿干完了,送到文印室。文印室打出校样后,我去校对。

  一张菜单上总共才二三十个单词,很快就校完了。我对自己的“高效率”颇为得意。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每张桌上都放着带有国徽的菜单。服务员有条不紊地把一道道菜端到客人面前。热菜有一道是罐焖鸭子,装在漂亮的小砂锅里。外宾对这道菜很感兴趣,拿起菜单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他微笑着把菜单给坐在旁边的冀朝铸(著名外交翻译家)看。看完他们俩都笑了,我坐在他们对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冀举着菜单对我说:“小施啊,罐焖鸭怎么受伤了?”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低头一看,糟糕!罐焖鸭的“焖”(braised)字,打成了bruised(受伤),一字之差,成国际笑话!我涨红了脸,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我不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工作态度应该说是认真的。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幸好是把鸭子“打伤”了,如果是一篇政治文件,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造成影响。“受伤的鸭子”损害的是外交部翻译室的形象,人们会说:外交部翻译室怎么这个水平!这次的错误给我敲起了警钟,认真、细致是无止境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从此以后,我在翻译或看稿时,不断叮嘱自己,防止急燥,不要图快。

  第一次给周总理做翻译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一般在没有急件的情况下,周末下班较早,不少人要接孩子,要做晚饭……我虽然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我和吴建民两人一日三餐都在外交部食堂吃。吃完饭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总理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主席、周总理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

  “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内容不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

  给总理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听说翻译室一位法文很好的翻译,由于过度紧张,一坐下来腿就哆嗦,被总理发现了,要他别紧张,可是没用。总理不得不说:“你这么紧张弄得我也紧张了,换一个人吧。”换上去的是一位在座的年轻翻译,外文水平远不如这位翻译,但心理素质较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种毫不留情的“换马”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

  紧张无补于事,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总理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如果被“赶下台”,也是命该如此。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上车去人民大会堂。我匆匆换上一件较新的短袖衬衫,一条毛涤长裤,光脚穿上凉鞋,不忘小心翼翼地在胸前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在当时很“时尚”。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

  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总理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还要刮胡子。总理的胡子很浓,接待外宾前,他很注意刮胡子,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等待的时候最难熬,我坐在那里,心怦怦跳,脑子空空的,思想无法集中。

  总理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总理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总理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总理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总理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也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总理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翻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总理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总理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总理是否要纠正我,没有。总理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总理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总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见证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中央领导做翻译,高层会谈政治性强,要求完整、准确,有时甚至要牺牲语言的美。

  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重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挑战,是因为采访全文要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等于是面对全世界的一场考试。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办公楼走廊上遇到英文处的领导,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我觉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译,为什么找一个英文翻译?回答是:“记者本人要求的。”

  那天下午,按事先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

  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色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法拉奇还向我解释了用英文翻译的原因。她已与世界上十家报刊签了合同,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将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报刊上。从效果和时间考虑,她要求用英文翻译,否则她还要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很耽误时间。

  法拉奇询问了一下我的翻译经历,特别问我是否给邓小平做过翻译,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喧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4个多小时的采访,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法拉奇不愧为一位严肃的记者,有的地方她没完全听懂,为节省时间她没有进一步问,因此要求我帮她整理记录。

  采访后接连三个下午,我冒着烈日到民族饭店法拉奇住的小房间。我们一起听录音,她听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停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现场翻译时,我来不及琢磨文字,全凭当时的灵感,不免有许多中式英语,西方人不易理解。凡是遇到她不懂的地方,我就多费点口舌,把意思解释清楚。然后我们俩就绞尽脑汁想一个比较好的英语表述代替原来的翻法。

  我从这样的切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严谨,还要有适当的灵活,用外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法拉奇对我的态度很佩服,说:“我跟你一样,主张精确,我准备一字不改地把这次谈话记录发表出去。我太喜欢这个人(邓小平)了,我要如实反映,不加减任何东西。他的话本身就说明问题。”

  摘自《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施燕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3月
 
    来源:天天新报 日期:2013年5月12日
 
 
 
发布人:admin    已被浏览 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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