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汝龙经巴金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1957年作协找汝龙去开会，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因为解放后译书才能出版，生活也有了保障，所以对党只有感激之情，毫无怨言，就没说什么对党不满的话。上海某报登一消息，说他是温吞水，他只付之一笑。
解放前夕我回到北京，找不到教书工作。十月间生了一个儿子，因患肺结核，产后大吐血，只好在家休养，儿子由姥姥带领。在四川时汝龙就鼓励我学好英语，也干翻译，因为当时汝龙认为教书是混饭吃，翻译才是“为人类献身”。我因找不到原文书来译，就约一同事跟我一起每天到青年会图书馆去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的《穷人》英译本抄回来翻译。我所译的稿子都经他逐字逐句对过原文，他说这才是对读者负责。这本译稿经多次修改，出版时得到巴金好评。我在汝龙的帮助下也译了几本小说。
我们回北京后，我父亲给我们买了个小四合院，实现了明窗净几、专心翻译的愿望。那年巴金来北京开会，看见汝龙跑前跑后，热心修房，安装卫生设备，就提醒汝龙要过好胜利关。因为当时译书陆续出版，所得稿费已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汝龙听了巴金的话，就提高警惕，从那时起不再考虑吃穿住等生活方面的事，专心翻译，因而我们的生活始终很俭朴。
汝龙最喜欢的是书，我们每周都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买书，后来因为与书店熟识，一有好书就给留下，等我们去买。因此汝龙有近两万本中外文书籍，其中包括俄国各著名文学家的全集和全套这些作品的英译本。还有马恩列斯的全集、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学、作者签名的赠书、工具书、大词典等。汝龙做了十个书柜，挨墙摆满两间北房。除了书以外，他还喜欢音乐、绘画、戏剧等。他买了录音机，休息的时候听听古典音乐。他还买了些名画册，空闲的时候欣赏欣赏。他也爱听戏，对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很感兴趣。他认为各种形式的文艺是相通的，要从其他艺术中吸取营养。
建国后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汝龙也认为既然要译契诃夫的作品，就该把俄文学好，由原文译出，以便更忠实于原著。他就又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一次，解决疑难问题。他学好俄文后把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又用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
十年浩劫中，仍坚持干文学翻译
汝龙的父亲退休后住在上海，汝龙就在我们住房附近买下了一个小院，两三间房，把他父母接来北京居住，以便就近照顾他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文艺界开始，汝龙也难免受到冲击。我们的住房是自己的，大字报贴到我们的大门上，说我们是房产主，必须把房子交公。我们就把房契交给房管局，只收到一小张纸条作为凭证。大字报也贴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派说汝龙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每天晚上都听到对门打人的声音，令人心惊胆战，走在街上都不敢抬头，如同罪人一般。我们也不敢到汝龙父母那儿去，怕连累他们。我们为了躲避挨斗，主动把所存稿费全部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家中书籍、衣物、家具等全都交给派出所。幸亏周总理指示红卫兵只抄政治，不要抄生活用品。驻我们派出所的红卫兵是北工大的学生，他们找到住在我们附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主任，调查汝龙的问题，他只说：“汝龙就是爱吃个小馆子。”因而红卫兵没来抄我们的家，只在各屋门上贴了封条，把西屋两小间房留给我们住。汝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人员，没有工资，全靠稿费生活。我们的稿费全是解放后才有的，所以交出稿费我们心想这等于是把钱还给人民，倒也心安理得。随后几年我们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一百元生活费，实际上是从我们上交的稿费中取出的。汝龙在家专业干文学翻译工作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却想不通，难道自己真是走错人生道路了吗？起初他惶惑，灰心丧气，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但是通过再三思考，认定自己没走错路，就鼓起勇气，继续译书，不管书能不能出，在十年动乱中译书也没间断。文革中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高尔基的《人间》，那时是没有稿费的。
汝龙的父亲于1968年去世，我们就搬到小院去住，好照顾他的母亲。我们祖孙三代就住在两间半平房内，睡上下铺。后来原住的房子里我们交的书籍和东西都运走了。书籍打成捆由十几辆三轮车拉走，汝龙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书被拉走，绝了可能发还的希望，心疼得不得了，几乎泪下。后来书发还时才知道他们把书拉到孔庙，当文物
保管起来。
汝龙一方面自己译书，一方面还培养接班人。不管是朋友的儿子，还是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来找他。学习英语，他热心地教他们。他一谈起翻译来就精神百倍，滔滔不绝，鼓励他们学好外语，也干翻译。他给他们讲如何才能搞好翻译。他说首先要把原文通篇的生词仔细查好，把语法弄通，下笔前要反复多看几遍原文，把作品的总精神吃透，对原文理解透彻，了解作者的意图，要准确掌握人物的感情色彩，然后再动笔。巴金说：“翻译出的小说必须是艺术品，干翻译好比乐队指挥，对整个作品应该了如指掌。”汝龙说：“翻译时不能一边查字典一边译。字典上的注解多半不能直接用上，只帮助人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再找译文中合适的词用。动笔译时要注意原著风格，整段的气氛。人物要有感情，假如光有情节没有感情，那就像没有感情的电影一样，不好看。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译文读起来才能像流水般畅通无阻。”不过有的作品也不能译得太流畅。巴金曾给汝龙提意见，说他译的契诃夫作品调子太快。以后汝龙在这方面就多加注意了。还有就是译出来的东西一方面要贴近原文，一方面要像中国话，上下联贯，一气呵成。这时最常到我们家来的是我们儿子在四中的几个同学，汝龙专心一意地给他们讲课和改稿，从不收任何报酬。其中有一个学生现在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汝龙去世后，非常悲痛，曾写信来慰问。汝龙除了给学生讲课外，还帮助学医和学物理的朋友改译稿。他得意地笑着说：“不管是医学还是物理，我根据英语语法就能看出他们的译文哪儿有错。”
“四人帮”垮台后，带病译完《契诃夫文集》
“四人帮”揪出后，文革中遗留的问题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存款，扣除几年中领取的生活费外，全部发还我们了。我们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哪儿有地方放那么多书。这时在商业部工作的汝龙的七妹分到房子，有两大间，我们就把书拉到她那儿去，堆放在地上，占满一堵墙，半间屋子。书在她那儿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才把书拉回来。书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丢了一些好书，如：鲁迅译文集、四本综合词典等。藏书发还，是汝龙最高兴的一件事了。
我们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说一定要为我们的住房问题奔走，后来他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静地搞翻译工作。我们搬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汝龙定做了十个书柜，进深比一般书柜厚一倍，一格同时可以前后放两排书。把书理清，放回书柜，这是他每天要干的乐事。这时他在屋里摆了两张书桌，在一张书桌上用俄文专心译《契诃夫文集》（此文集承巴金介绍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张桌子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他想约我和他一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因我已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没有精力再译大部头的书了，只能帮他校校稿子。
汝龙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十几年前得了气管炎，年龄渐大，病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又因为神经衰弱，手抖得不能写字，改稿和朋友间书信往来都由我代笔。1985年巴金来京开会，特地到我们新居来看望我们，正巧那天电梯不运行。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楼，使我们又感动又歉然。汝龙见到巴金，惊喜万分。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没想到，这竟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他们再也不能相聚畅谈了。
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他勉为其难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译了近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占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对契诃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写一篇论文抒发自己的看法，因为某国的权威把契诃夫说得太灰色，太消极悲观。汝龙则认为契诃夫是积极的，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憎恨当时社会上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揭露它们，抨击它们，要人们不再照那样活下去。契诃夫是向前看的，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由于病重，终于没有写成。他住院期间，仍惦记写论文的事，在昏迷中还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写下来，听他这样说，真叫人痛心。我写信给巴金说，汝龙关于契诃夫的论文没写成，是他一生的遗憾。巴金却回信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这是巴金对汝龙的翻译工作的评价。
汝龙还有一个遗愿，想出一套《汝龙译文集》，包括他一生所译重要的小说，使这些书能够流传下去，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
汝龙于1991年7月13日去世。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留存骨灰。只由我打电话或写信告诉亲友。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期：2008年3月12日 作者: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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