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翻译家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全集》（共10卷）。汝龙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尤其在契诃夫小说的译介上成就卓著，巴金曾这样说道：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本文系汝龙先生的
夫人文颖女士在汝龙逝世后写的纪念文章。文中回忆了汝龙如何在“五四”新文学思潮和巴金先生的影响下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历经抗战烽火岁月的坎坷、“文革”十年浩劫的磨难，始终矢志不渝于契诃夫文学作品的翻译事业，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实践契诃夫的“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的崇高理想的感人一生。本报特刊发此文，既是对汝龙先生的怀念，也借此向已经去世的、与汝龙先生相濡以沫终身的文颖女士表达一份敬意。
汝龙同志离我们而去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仍觉得他坐在书桌前像往常一样，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他一生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图名不图利。从1937年开始学习创作，后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共译出近一千万字译稿，直到去世，从未间断。
受巴金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因是长孙，受祖母溺爱。他的父亲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北平平绥铁路局工作，他六岁时随母亲和姐姐一同来到北京。他的父亲看不惯他从小娇生惯养、顽皮任性，就严加管教，逼他学好数学，每星期日必须做应用题若干道，希望他长大也做工程师，接父亲的班。但他数学虽然学得很好，却不喜欢，他喜欢看古典小说，如《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这些书的影响，讲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新文学杂志，从此对新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用零花钱买了不少新小说，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与汝龙相识是由于双方家长是好友，七岁时我们就认识，青梅竹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来玩，看到别的孩子欺负我，他就护着我。后来他的父亲调大同铁路局工作，全家迁往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这些作品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应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贡献，因为文学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从事文学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他在家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从那时起巴金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和挚友，我们素来尊称他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生活和翻译，在各个关键时刻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了正路。
汝龙全家迁大同后，他住在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现在的三十一中）读初中，该校注重英语，上课用英语讲授，使他的英语打下初步基础。上高中的时候借住我家，我们常在一起谈理想，谈前途，感情很好，就订了婚。上高二时他不愿再连累家里，想自立，就辍学投考平绥铁路货运班见习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时我已上大学三年级，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学，于是他辞去工作，回北京重上华北中学高中三年级。1937年他中学毕业，正要报考大学，适逢“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北京，青年学生们都不愿做亡国奴，纷纷逃离北京，我们也一样，在8月10日第一天通火车时就逃离北京，从此过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颠沛流离的抗战八年，辗转教书和文学翻译
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跟几个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我们就辗转来到西安。我继续上学，想读完四年级，毕业后好找工作，汝龙在家写作。但日本兵又打过来，学校要迁城固，号召学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怀孕，不能远行，就没随学校去。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迫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当初知道他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
我们离开西安，来到武汉，日寇步步进逼，我们只好从长江乘轮船去重庆。在船上认识了刘?水（后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我们到重庆后人地生疏，走投无路。?水在一家书店里工作，替我们设法登报找工作，说我愿当女家庭教师等。登报后果然有人来找，都由?水替我们接洽，他替我们联系好，到重庆防空司令在别墅办的小学里去教书，这别墅在一个山头上，那儿钱虽少，但有我们俩的住处。这个小学原来只有他的一个亲戚在教课，一至六年级全在一间屋内上课。那个亲戚不会教算术，所以请了我们，工资每月十元，只够买一袋面粉，我们没钱买菜，就做油盐饼吃。我们把学生分了班，认真教起书来。为了给我筹措生产住院费，汝龙下山另教一个家馆英语。我在医院生下第一个女儿。
重庆大轰炸，那位防空司令的太太和儿女从重庆躲到山上来住，原来她也是北京人，认我们为乡亲，表面上说得很好，要给汝龙找合适的工作，并让汝龙教她女儿英语，她供我们伙食。这时我们搬到旁边的小房里去住，她看我们软弱可欺，就把我当保姆使唤，给我些旧衣服，就让我给她洗衣服、做活。汝龙十分气愤，后来通过他姐姐的朋友在江北中学找到教书工作。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都是共产党员，大部分学生思想进步，图书馆里有很多禁书（马列的书），学生订《新华日报》看，教育局知道这种情况后，撤销两位主任，派了特务来当新校长，监督学生。
重庆大轰炸，汝龙不放心我们，就把我们接下山到江北中学去，我教理化课。这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在旧社会，学校对教员每学期发一次聘书，学期底收不到聘书的老师只好卷铺盖。那时非但没有产假，如果女老师怀了孕，就可能被学校解聘，所以我裹紧肚子。让人看不出来，并且因为要筹措生产住院费而去另一个中学兼英语课，每天上六堂课，劳累过度，孩子未足月就生下来，只活了十五天就夭折了。又到学期末了，校长见我们没有大学文凭，在四川又别无出路，就克扣我们，让我们多教课少给钱。汝龙极气愤，不愿受他剥削，托一同事好友苏先生在复兴中学替我们找到教书工作，但课少钱也少。校长知道我们要走，马上来家，又给减课，又给加钱。但是我们仍决心离开江中，去复兴中学。
因躲警报，疲于奔命，很想找个敌机炸不到的地方去教书。后来通过青年会在西充巴蜀中学找到教职。西充离重庆四百里，十年九旱，十分贫穷，学生们每天只吃三顿稀饭，我们就自己做饭吃。这儿的学生纯朴厚道，学习刻苦，非常尊师，与我们相处极好。我们在这儿过了两年安定的生活。汝龙仍白天上课，晚上干翻译，犯困时就站着译书，或抽烟卷提神。该校的教导主任独断专横。不尊重老师。他无缘无故解聘一位语文老师，汝龙打抱不平，向他提出抗议，他还是要解聘那位老师，我们为了支持那位老师，就辞职跟他一起离开西充，临走那天，教导主任不许学生送我们，但是学生对我们感情深厚，大家凑钱从窗户中扔进来，给我们作路费，使我们万分感动。直到现在还有西充中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们。
我们离开西充，来到合川，经好友苏先生介绍，我留在合川国立二中教数理，汝龙则到东温泉复旦中学去教全校地理，每周二十八节课。第二学期他就改教英语，与一个教语文的冯老师、一个教数学的张老师成为全校三位骨干教师。学校因为学生看进步书报，要开除学生。他们三位老师联合其他老师，共18个人，向学校提抗议，学
生称他们为十八集团军。他们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学校答应不再开除学生。可是复旦中学校长是特务，他找特务机关来逮他们三位老师，说他们是共产党员。学生知道消息后，用三乘滑竿把他们接到乡下家中，学生家长是乡绅，寨子内都有武装。他们去后，家长杀猪宰羊款待他们。等风头过后，特务撤走，他们才回到学校。教数学的张老师是川西著名教师，经过这次事件，对教学灰心，认为教书又清苦又受气就将全部数学书卖掉，不打算再教书，坚决要去经商了。涪陵省中校长来东温泉请他去教书，他不去，他就介绍教语文的冯老师和汝龙去涪陵省中任教，我带大女儿也随汝龙去涪陵省中教课。
冯老师带着家眷、我们带着大女儿一同来到涪陵，住在省中校内。冯老师教语文，汝龙教英语，我教理化。后来冯老师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学校就聘请他为教务主任。
汝龙常年白天上课，晚上干翻译，生活学习都很艰苦，因而得了肺结核。医师让他卧床休息，不能再教课，于是只能靠我一个人教课维持生活，还要买鸡熬汤给他增加营养，生活十分困难。这时他英语水平比较高，教课很受学生欢迎。他休息后学校另请老师教高三毕业班英语，请了两个老师都被学生轰走。校长没办法，只好来求汝龙上课，他把两个毕业班合成一个。每天上两小时课，给一个专任老师待遇。学生听了汝龙的课很满意，就安心上课了。
在涪陵我生下第三个女儿，因为没有奶喂她，身体瘦弱多病。抗战八年中我们在四川中学教书换了好几个学校，生活很不安定。这八年中汝龙虽未中断过译书，但因战乱，只出了《阿托莫诺夫一家》的一部分，薄薄一本。
抗战胜利了，我们的生活仍无着落
1946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消息传来，我们高兴极了。一边放鞭炮，一边举杯庆祝。凡从下江到四川来的人都想回家乡去，但是长江轮船全被政府包去作差船，普通老百姓根本乘不着船，我们只好暂留四川。
?水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发了国难财，又发胜利财，而我们则流亡各地，生活毫无保障，就得出结论，认为要在这个社会存身必须有经济基础。他经过一番努力在重庆开了一个书店――重庆文化企业公司，我们就在店中卖书。这时我生下小女儿。书店没开多久，因为赔钱欠债，只好关门。1947年我们设法回到南京，经苏先生介绍在常州柏桢中学教书。这时教书工作不如抗战时期好找。汝龙一心想回北京专干翻译，我们就辞去教职，回到北京住在我的家里。因为找不到原文书籍来译，就托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朋友从学校借书来译，译完一本换一本，后来又每天到协和医院的图书馆去借书在那儿译。1947年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这些年来译的书首次出版，由于物价飞涨，我们拿到稿费时只够买两个烧饼，所以单靠翻译没法维持生活。我们几乎陷入绝境。
解放后，开始系统翻译俄国文学
1949年全国解放，我们才翻了身。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受到文学界重视。他就更加努力地译书。从解放后到1952年，汝龙经老友冯老师介绍，曾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
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一年。他白天给社里看稿，晚上自己译书到深夜。每周还有两三天要到大学去教书，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为理想得以实现，译书都能出版，故而干劲十足。他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既然要专干翻译，就该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汝龙本想译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巴金则鼓励他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因为20年代虽然有人译过几本契诃夫的集子，但是并没受到重视。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就开始译契诃夫的作品。由于那时汝龙对翻译已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译出了二十七卷《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通过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诃夫，热爱契诃夫。后来戈宝权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而这正是他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汝龙一心想多译书，把书译好，因此1953年辞去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回北京专干文学翻译工作，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龙译了大量的俄国进步作家的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上，如《契诃夫和他的小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大学也请他去讲契诃夫，他还在天桥剧场给文艺界人士分析契诃夫的作品。有一年波兰进步作家来华访问，作协还让他陪着去昆明等地参观游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期：2008-03-12 作者：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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