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这给俄国公众、媒体以及世界舆论都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对于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用习近平自己在演讲中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读过很多俄罗斯文学经典。我就曾读过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最近也曾被习近平提及。3月20日，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他提到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
3月23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中国读者中有广泛影响：一位是写了《大雷雨》的古典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另一位是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3月23日下午，习近平接见俄罗斯汉学家和正在学汉语的学生，提到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高尔基的三部曲。俄罗斯文学历经三大阶段中国领导人跟俄罗斯文学很有缘分，除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外，江泽民1994年访俄期间曾在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亚斯纳亚·波良纳”参观留言；胡锦涛2007年访俄时，曾赴列宁和托尔斯泰学习生活过的喀山大学参观；温家宝2008年访俄期间，也曾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怎么办》。俄罗斯文学源远流长，曾经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以及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白银时代”。普希金等人早已成为俄罗斯文学的象征，共同创造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苏联文学是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已有专业作家上万名。苏联文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分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1933年至1987年，共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作《日瓦戈医生》）等5位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界处于一种“动荡”、“混乱”和“放任自流”的状态，文学创作出现“真空”或者说是低潮。政府对文艺的控制和审查取消，全国性文艺创作领导机构的指导作用不复存在，“拜金主义”成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文学创作也出现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创作自由，为作家充分发挥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是国家不能提供财政帮助，出版社困难重重，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不符合出版商的胃口而无法出版，作家的积极性受挫。
一直到2000年普京上台，随着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复苏和发展，俄罗斯文学才开始得到复苏。中国译介俄苏文学的三次浪潮俄罗斯文学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充满人文情怀和社会变革思索的俄国文学，呼应那时中国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探讨“中国往哪里去”的精神需求。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传播，主要是作为精神武器而不是艺术欣赏。鲁迅先生是翻译、评介俄苏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重要作家的作品，也是通过他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评介俄苏文学曾经有过三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在1921年-1927年，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重点是翻译苏联进步文学。第二次热潮是1937年-1949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急需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以鼓舞国人的抗日斗志。曹靖华翻译了《铁流》、茅盾翻译出版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苏德战争期间，姜春芳用林陵等笔名译了许多苏联诗，后来结集出版，书名《苏联卫国战争诗选》。毛泽东称这些苏联文学作品介绍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林伯渠盛赞《铁流》一类苏联革命文艺“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一些有志青年就是在读了苏联文学作品后参加了革命。俄苏文学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丁玲、魏巍、刘白羽等作家都曾谈到苏联文学对自己创作道路的影响。抗战时期，苏俄文学汉译的重镇是上海时代出版社（译刊社），其背景是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由中共暗中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被分散到人文社、上海译文等单位，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俄文编辑和译者。在这段时间，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中共内部译者身份最高的是瞿秋白，他翻译的普希金诗歌在当时影响最大。文学史地位最高的译者是鲁迅，他和胞弟周作人1909年出版翻译小说集《域外小说集》，译的全是俄罗斯和东欧的文学作品。最艰难的翻译者也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即1935年，他翻译出版果戈理的《死魂灵》。译文出版最为悲壮的还是鲁迅，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6月被杀害。鲁迅闻讯，冒着生命危险抱病编辑瞿秋白遗下的译稿。1936年，鲁迅临终前夕，终于见到在日本印刷的瞿秋白遗书《海上述林》。这本书除了高尔基等作家的文学作品译文之外，主要收录了1930年苏联《文学遗产》杂志创刊号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袖论文的译文。
新中国成立后，“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响亮的口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为主要特色的苏联文学作品长驱直入我国。由此产生了翻译、评介俄苏文学的第三次热潮，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阅读的主要外国书籍就是俄苏文学作品。即使在“文革”时期以及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不少青年人、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仍然“偷偷”阅读俄苏书籍。有人甚至因此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帽子。“文革”结束后，外国文学在中国大地迅速复苏，而最先风行的就是国人最熟悉的俄苏文学，那段时间国内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有数千种。当时，老一辈翻译家大多健在，正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时候；新中国留学苏联的中年人摩拳擦掌想追回荒废的岁月；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进大学的“新三届”们雄心壮志想大干一番事业，就此形成三代人共同翻译、评介俄苏文学的局面。如何唤回中国人的“俄罗斯文学情结”俄苏文学热在中国消退的主要原因是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间，俄罗斯几乎没有重量级的文学作品诞生，源头断了，中国自然也无从介绍。那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面向欧美开始，随着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开展，欧美文学形式、文学观念、文学作品也涌进中国。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渐渐舍弃了过去单一的选择（俄苏文学）。这种状况直到2001年才有所改善。那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俄罗斯当代小说《百事一代》，印数8000册。2012年11月30日，凭借在介绍、研究俄罗斯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刘文飞在圣彼得堡荣获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成为该奖项自设立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俄罗斯文学要想恢复昔日在中国的辉煌尚需时日。
目前，多数中国青少年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远不如对欧美小说和日韩小说的兴趣高。俄罗斯出版商协会主席切切涅夫曾抱怨：中国每年出版15万本新书，译自俄文的却只有20本。一些俄文图书的翻译水平相当低，甚至俄罗斯人名和地名都随意翻译，一点也不规范，有的翻译把俄罗斯人的姓名都“西方化”了，译文根本没有“俄罗斯味道”。这样低劣的译著还常常被冠以“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在大书店里出售。此外，老一代俄文翻译家已力不从心，中青年译者尚不能接棒传承，这其中除了翻译水平较低、经验不够之外，出版社支付的翻译费很低也是重要的原因。
来源：环球时报 日期：2013年03月29日 记者：李正荣 王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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