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1970年，陆谷孙参加了《新英汉词典》的编写，是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1976年，他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不曾想这工作一做就是半辈子。

《英汉大词典》是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第一部大型双语工具书，始作于1975年。1989年出版上卷，1991年出版下卷。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间，《英汉大词典》成为同类词典中最具权威性、使用率最高的工具类图书，也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其中，上卷于1989年9月获得中国陆谷孙图书一等奖，首创半本书获奖的记录；下卷于1991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1994年，全书荣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9年，《英汉大词典》又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因此，从1976年参与《英汉大词典》编纂，到1986年出任主编的陆谷孙真可谓功不可没。香港学者董桥在谈到他与《英汉大词典》时称：“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在出任《英汉大词典》主编后，我一不出国、二不兼课、三不另外写书，直至1991年大功告成。”往昔历历在目，他说：“《英汉大词典》全书4203页，1500万字，我从第一个字看起，当看完最后一个字，我挥笔写下了一个鼾声符号‘zzz’为全书结尾，表示事情终于完成，我要去睡觉了。”

2001年，已过花甲之年的陆谷孙本该休息，但还是诚惶诚恐地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签下了主持修订《英汉大词典》的协议。

2008年，陆谷孙主持修订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正式出版，拿到新书的他依然没有兴奋，还是充满不安。他说，自己用英文撰写的《前言》中，有两处地方不那么贴切；在第53页看到一行空白，表明印刷也有问题。“我有点怀疑，这一版的质量能否超过第一版。”第二天，当他走上讲台，更对学生们愧疚地“通报”这些“错误”，号召大家都来帮忙找错，“谁找到一个错误，我奖励他一本外文书籍”。

然而，骨子里流淌着传统敬畏之心的陆谷孙又是紧跟时代的。对流行语的敏感大概是陆谷孙作为语言学者和词典编纂者的特殊禀赋，从1989年《英汉大词典》（上卷）出版的那天开始，陆谷孙就没有停止过对新词的收集，这种敏感性与精神，也传承给了他的学生。在第二版的《英汉大词典》中，新增词条、用法、释义等共约2万条，其中收录新词条达8000余条。由此，陆谷孙的紧跟时代可见一斑。

一辈子致力于研究、著书、教学的陆谷孙算得上生活在象牙塔里，但他特别喜欢关注社会万象，并始终坚持坦率、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上映，一时几乎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球，最终实现逾5亿的票房神话。而陆谷孙对这部影片亦有“尖锐”的看法。“电影拉了170多位明星参演，其中不少都是已经入了外国籍的非中国公民，明星的招徕作用不容小觑，而电影公映后的票房数字也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主旋律’与‘票房’联姻的电影创作新路子。但就电影本身论电影，我认为这部片子不如1989年拍的《开国大典》。因为它片断跃进式的浓缩叙事方式，也有行家们称其为表现‘商业爱国主义’的‘好莱坞式’技法，完全是依靠导演心目中的‘互文性’支持。说的直白点，就是依靠无数其他‘主旋律’作品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内容，将观众对于影片前后左右发生的事件已有足够了解视作当然，不必劳神交代，影片要做的就只剩拉上明星露个脸、亮个相来赚钱了。”

他还指出，片中的新鲜内容同样有待商榷。“譬如蒋介石教子‘反腐要亡党，不反腐要亡国’，好像是近年来才形成的共识，蒋介石当时恐怕还没有觉悟到这点；又譬如上海解放次晨，宋庆龄走出家门，看到席地枕戈、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很感动的样子，看来是编剧和导演完全罔顾历史，兴之所至、自由发挥了。历史事实是上海解放没几天，解放军60师178团某排要进驻武康大楼对面一座宽敞大院，而那儿正好是宋庆龄公馆。一个要住，一个不让住，闹了场误会，弄到5月31日，邓小平、陈毅亲自登门向宋庆龄道歉，并从此在大门口设岗（参阅《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力邀宋庆龄北上》一文，《新民晚报》2009年9月21日B8版）。所以说，影片中的上述情节是过度‘高于生活’的杜撰了。”

陆谷孙这种对学术执著、对思想坦诚的背后，不难看出其孤傲和倔强的性格特征。他说这大概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父亲的影响，一是来自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陆谷孙对莎翁的研究成就几乎和他编纂《英汉大词典》的名声一样卓著，他把自己对莎士比亚的喜爱推及到希望更多人能够喜欢莎翁上，尽管当下的年轻人或许已经完全没有了读莎士比亚的平静心态。

陆谷孙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喜欢读莎士比亚，他说：“我的博士生听说我要开莎士比亚精读课，也会来听，听的也挺投入，但是听过以后不知道他会不会去看第二本莎士比亚，这个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即使对莎翁感兴趣的人，也未必读懂了莎翁。他举例说：“我的好朋友胡为民，过去是青年话剧团的导演，后来他去上海越剧院排了莎翁的名作《第十二夜》，邀我去看。我一看，那根本不是莎士比亚。因为莎翁的戏讲的是女主角薇奥拉女扮男装跑到公爵的城堡打工，爱上了公爵，然后就暗示她是女儿身，希望赢得他的爱。而公爵爱上了另外一个冷美人，冷美人刚刚死了哥哥，发誓7年不见男人面，根本不理睬公爵。可是胡为民把这个故事排演成梁祝里的‘十八相送’了，这就和莎翁原来的主旨和表达完全不一样了。”

陆谷孙的夫人和女儿在美国定居，生活稳定舒适，可他硬是不肯去，以古稀之龄一人独居在复旦简陋的砖制宿舍里。逢年过节，家里的保姆回乡了，陆谷孙有时就泡碗方便面了事。有一次，他去办理赴美探亲签证手续，签证官看了他每次出入境的记录和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后问：“陆先生，您为什么不申请在美国定居？”他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在中国更有用。”

陆谷孙是英语大师，但他却一再要求他的学生热爱母语：“在学好英语的同时，一定要把汉语作为维系民族精魂的纽带。”他经常饱含深情地为学生吟诵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一段话——“我们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他对自己吝啬，对他人却十分慷慨。多年来，陆谷孙陆续向外文系捐出10万余元，惠及多位老师、学生。一名勤杂工的孩子生病住院，他二话不说就拿出1000元送到系里，一再叮嘱“一定要交给他”。可自己每天的菜钱，却让保姆尽量节省。

对于主编的《英汉大词典》获得许多大奖，陆谷孙在深感欣慰的同时又分外冷静：“凭一本书到处揽奖，只能说明学术浅薄。”他引用英国一位辞书大师的话来表明心境：“既不害怕批评，又不盼望称赞，我冷淡又安闲地把作品交付给世人。”

他经常对学生说，功利也许会推动人一段时间，但幸福并不靠金钱累积。守住自己的底线，徜徉在美好的精神家园，生活就可以很舒适，很满足。